哪些图书最能体现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流传下来的图书也是不计其数。小编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图书，想要学习国学常识的亲，一起来看看吧!
图书与文化的关系如此密切，而图书的数量又是浩如烟海，要通过图书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必须择其经典来研究和阅读。事实上，古今的很多学者也都提出来，中国典籍虽然很多，但基本的要典也就几十种而已。
晚清时期的曾国藩就认为：“古今书籍浩如烟海，而本根之书不过数十种。经，则《十三经》是已;史，则《廿四史》暨《通鉴》是已;子，则十子是已(五子之外，《管》《列》《韩非》《淮南》《鹖冠》);集，则《文选》、《百三名家》，暨唐宋以来专集数十家是已。自斯以外，皆剿袭前人之说以为言，编采众家之精以为书。”
1984年1月25日，在台湾出版的《中央副刊》上登载了一封由台湾当局前任国防部长俞大维口述的《给女作家陈荔荔的一封信》，信中谈及：1912年，陈寅恪先生第一次从欧洲回国时，曾去拜见他父亲陈散原先生的老朋友夏曾佑先生。夏曾佑对他说：“你是我老友之子，我很高兴你懂得很多种文字，有很多书可看。我只能看中国书，但可惜都看完了，现已无书可看了。”当年22岁的陈寅恪对夏曾佑的这番话很不理解，告别出来时心想，此老真是荒唐，中国书籍浩如烟海，哪能都看完了?后来，陈寅恪先生七十岁左右的时候，又见到表弟俞大维，重提当年那件往事，感慨道：“现在我老了，也与夏先生同感。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
曾国藩、夏曾佑和陈寅恪均为一代文史大家，他们的说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那么究竟哪些书是中国必读之书?哪些书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哪些书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精神?围绕着这三个问题，自近代以来，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答案。
张之洞与《书目答问》
最先对此类问题作出回答的是清末洋务运动的首脑人物张之洞。同治十三年(1874)，他到四川任学政，发现不少应考的读书士子并不会读书。有些人头发都已花白，但因屡试不中，仍然只能称“童生”，读了几十年书，还没有入门。为给这些生员们指引门径，回答他们提出的“应该读哪些书”“书以何本为善”这两个问题，张之洞编撰了一部《书目答问》，一下子就列举了2200余种古籍。他还说：“诸生当知其少，勿骇其多。”他把这些书按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编排，每部之下又分若干小类，每类当中的书大体按时间先后为序，实际上选择的是当时统治阶级认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书籍。告诉初学者该读哪些书，选择什么版本。因为经过他一番斟酌，反映了中国学术的发展，所以，这部书受到后人的重视，被多次翻印补正。鲁迅先生说过：“我以为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而已集·读书杂谈》，收《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胡适、梁启超拟定的国学书目
1923年，清华学校的一批留学生即将出国。为了在短期内得到国学常识，他们请胡适、梁启超二人各自拟定一个有关国学的书目。胡适编撰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工具之部列《书目举要》等14种，思想史之部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等93种，文学史之部列《诗经集传》等79种，共计186种。当时《清华周刊》的记者就致书胡适，提出这个书目的范围太窄了，似乎只指中国思想史及文学史而言，不能代表国学，即书目未成包括氏族史、语言文学史、经济史、政治史等在内的中国文化史。另一方面，所谈的两方面又太深了，不合于“最低限度”四字，没有顾及到清华学生的时间和程度这两种事实。因此，提出希望胡适另外拟一个书目，以求读过那书目中所列书籍以后，对于中国文化能粗知大略。对此，胡适在承认关于程度和时间方面，动机虽是为清华的同学，但动手之后就不知不觉地放高了，放宽了。于是，又在原书目上打一些圈，作为《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并说：“那些有圈的，真是不可少的了。”以下是加圈的书：
《书目答问》《中国人名大辞典》《九种记事本末》《中国哲学史大纲》《老子》《四书》《墨子闲诂》《荀子集注》《韩非子》《淮南鸿烈集解》《周礼》《论衡》《佛遗教经》《法华经》《阿弥陀经》《坛经》《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王临川集》《朱子年谱》《王文成公全书》《清代学术概论》《章实斋年谱》《崔东壁遗书》《新学伪经考》《诗集传》《左传》《文选》《乐府诗集》《全唐诗》《宋诗钞》《宋六十家词》《元曲选一百种》《宋元戏曲史》《缀白裘》《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计39种。
对于胡适的书目，比他年长18岁的梁启超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
胡君这个书目，我是不赞成的，因为他文不对题……胡君致误之由：第一在不顾客观的事实，专凭自己主观为立脚点。胡君正在做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这个书目正是表示他自己思想的路径和所凭藉的资料。殊不知一般青年，并不是人人都要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不是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这里头的书十有七八可以不读，真要做哲学史、文学史家，这些书却又不够了。
胡君第二点误处，在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结果不是个人读书最低限度，却是私人及公共机关小图书馆之最低限度(但也不对，只好说是哲学史、文学史家私人小图书馆之最低限度)。殊不知青年学生(尤其清华)正苦于跑进图书馆里头不知读什么书才好，不知如何读法，你给他一张图书馆书目，有何用处?何况私人购书，谈何容易。这张书目，如何能人人购置。结果还不是一句话吗?
我最诧异的：胡君为什么把史部书一概屏绝!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头有什么《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
还有一层：胡君忘却学生没有最普通的国学常识时，有许多书是不能读的，试问连《史记》没有读过的人，读崔适《史记探源》，懂他说的什么?连《尚书》《史记》《礼记》《国语》没有读过的人，读崔述《考信录》，懂他说的是什么?连《史记·儒林传》《汉书·艺文志》没有读过的人，读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懂他说的是什么?这不过随手举几个例，其他可以类推。……总而言之，《尚书》《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为国学最低限度不必要之书，《正谊堂全书》……《缀白裘》……《儿女英雄传》……反是必要之书，真不能不算石破天惊的怪论!(思想史之部，连《易经》也没有。什么缘故，我也要求胡君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