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图书最能体现中国文化
总而言之，胡君这篇书目，从一方面看，嫌他挂漏太多;从别方面看，嫌他博而寡要，我认为是不合用的。
梁启超用三日之力，也开列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及《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前者分：
(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籍，计39种;
(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计44种;
(丙)韵文书类，计36种;
(丁)小学书及文法书类，计7种;
(戊)随意涉览书籍，计30种。总计156种。
后者包括《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记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其他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梁氏认为“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转引自王余光、邓咏秋主编：《名著的选择》，第24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不难看出梁氏所列比胡氏书目在范围上面宽了些，尤其是增加了不少史学著作;在部头上略微精减了一些，删去了不少卷帙浩繁的总集、全书;但仍嫌“博而寡要”，实际上，对学理工者还是不合用。
民国“青年必读书”大讨论
1925年新年伊始，《京报副刊》的主编孙伏园，在《副刊》上发表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十部”和“青年必读书十部”的书目。启事刊登后不久。海内外众多的名流学者纷纷参与到“青年必读书”推荐书目的编写与讨论中来，副刊从2月11日开始登载各位学术名流学者开列的书目，一天一位(除2月28日刊登了22位的推荐书目)，至4月9日结束，共刊出78位名流学者列出的书目。除胡适、梁启超再度亮相外，周作人、马裕藻、林语堂、沈兼士、顾颉刚、马叙伦、许寿裳、太虚等先后执笔，这些推荐书目在当时社会造成了广泛的影响，指导青年阅读之路。但也有江绍原、鲁迅、俞平伯三位给必读书目交了“白卷”，鲁迅写道“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京报副刊》，1925年2月21日)。鲁迅等三位学者的做法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把“青年必读书”事件推向了高潮，展开了一场更为激烈社会争论，鲁迅和反对者们辩论的信件也在《京报副刊》和《晨报副刊》公开刊出。
鲁迅的中国文学书单
时隔两年后，约在1927年前后，鲁迅先生老友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攻读中国文学，向鲁迅请教应该从那些方面入手，看些什么书?鲁迅随手给他开了一个书目，书不多，仅有12部，计：
计有功宋人《唐诗纪事》(四种丛刊本，有单行本)。
辛文房元人《唐才子传》(今有木活字单行本)。
严可均《全上古……隋文》(今有石印本，其中零碎不全之文甚多，可以不看)。
丁福保《全上古……隋诗》(排印本)。
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可知名人一生中之社会大事，因其书为表格之式也。可惜的是作者所认为历史的大事者，未必真是“大事”，最好是参考日本三省堂出版之《模范最新世界年表》)。
胡应麟 明人《少室山房笔丛》(广雅书局本，亦有石印本)。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其实是现有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
《世说新语》刘义庆(晋人清谈之状)。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唐文人取科名之状态)。
《抱朴子外篇》葛洪(内论及晋末社会状态)有单行本。
《论衡》王充(内可见汉末之风俗迷信等)。
《今世说》王晫(明末清初之名士习气)。
应该指出两点：这个书目是鲁迅先生写给一个极熟的子侄辈后生的，原稿写得较随便，始无标点，书名有的也没写全，甚至有误，很像是并没有腹稿，而是想到一部开列一部，而且偏重于中国文学史，不是全面的中国文化史。但这个书目还是能给我们不小的启发和借鉴。其一是列书不多，中心突出，又照顾到各个方面，有一定的广度。既有《历代名人年谱》、《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唐诗马事》等工具书，又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等大部头作品集;既有《少室山房笔丛》《唐摭言》等笔记杂考之书，又有《抱朴子外篇》、《论衡》等论辩之书。读这些书，确实能使初学者掌握必要的历史知识、时代背景、人物及其著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进而了解各家作品及产生这些作品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关系，以及文人生活习惯在形成他们各自不同的作品风格之间的因缘、这正和鲁迅先生一贯主张的：“倘若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相吻合，可以说是这一思想在书目上的体现。书目的另一个特点是每部书都附有简短的提示，或列出较好的版本，或点明开列此书的目的意图。言简意赅，切中要害，真正起到“提要钩玄、指导治学”的作用。
北京图书馆的《中国古代重要著作选目》
1953年，北京图书馆开列了一个《中国古代重要著作选目》选书21种，分文史和科学两方面。文史方面包括《诗经》《楚辞》李白诗、杜甫诗白居易诗、《水浒》《三国演义》《西厢记》《红楼梦》《史记》《大唐西域记》《徐霞客游记》;科学方面包括《论衡》《齐民要术》《梦溪笔谈》《营造法式》《农书》《本草纲目》《天工开物》。这个书目是经过郭沫若、俞平伯、何其芳等人审订过的。既然称为“古代重要著作”，那么如《周易》《论语》等哲学、思想方面的著作一本未选，应该说这也是个缺憾。
1981年，胡道静增补《中国古代重要著作选目》10种，使这一书目范围有所扩大。这10种书分别为：《老子》《庄子》《荀子》《孙子兵法》《资治通鉴》《墨子》《孟子》《韩非子》《春秋左氏传》《水经注》等。
钱穆、蔡尚思的书目
1978年，史学家钱穆在其《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一文中认为，有7部书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精神，是中国人的总纲，也是中国人必读之书。这七部书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朱熹选的《近思录》和阳明的《传习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