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不想朝三暮四散文摘抄

　　编者按：王手，男，浙江温州市人。小说散见于《收获》《人民文学》《当代》《钟山》《花城》《作家》《山花》等刊。

谁也不想朝三暮四散文摘抄

　　我在平静的焦急中等来了一九九九年十月。

　　平静是无奈的，时间就这么流逝，我一点也无能为力，没有什么契机为我所用，我就无所建树。

　　焦急也是无奈的，眼看着别人的事情一件件发生，原来正科的虽然一下子也轮不到副局，但位子却越换越好，比如，换到出版处可以去查查盗版，换到市场处说不定那些做文化生意的人就上门进贡了。就是我的事还没有一点眉目。

　　我只能毫无感情地做着我极不愿意做的事情——丛书陆陆续续出来了，《西州文学五十年》首发式要按部就班地进行。

　　建国五十周年是个大庆，文化局组织了一系列活动，有金秋读书节，唐宋名篇朗诵会，广场文艺等等。但那些都得借助于别人的力量，就是丛书是自己搞的，从头到尾。因此，这个首发式局长很重视。

　　首发式在图书馆阶梯演讲室进行，四套班子的领导都来了，虽然都是副的，但已经很不容易了。主席台上摆了一捆捆用红绸扎的丛书，一溜的垒过去，看起来很漂亮，一套八卷十本哪，这些大概是让领导带回去的。领导知道这套书是我搞的吗?不知道，领导只看见封面上写着一个主编——局长。

　　局长自然是笑容满面。

　　参加首发式的都是邀请来的入选作者，他们在入场处就拿到了自己的那个选本，有些多面手还人手两三册，他们按捺不住兴奋，低着头坐在座位上拼命地翻书，他们翻书的声音像海浪一样哗啦啦盖过来盖过去，他们是知道我是主角的，他们当初像病人一样被我诊断过，但是，他们现在只关心丛书里自己的文章，他们不再关心我，也许已经把我忘了。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我是微不足道的，无关紧要的。

　　现在，请《西州文学五十年》丛书的主编给我们介绍丛书的组织、策划、编辑、出版情况。是的，主持人是这样说的。这些情况我最熟悉，我甚至闭着眼都能说出每一册的篇目，睡着都能背出序言和后记，连我的助手周洁如都要比局长熟悉，但是，这样的场合轮不到我说话，我算什么呢，我的名字在哪里，我的名字只是在扉页的下面，在版权的上方，在勒口的角落里，还是第二副主编，排名第三，这样大的事情，这样风光的事情，有叫第三者出来讲话吗?不可能的事情。

　　隐忍吧(我把仪式操作好，黯然地坐在最边最后的位子里)。

　　我就乖乖地听局长介绍吧。

　　我还要装着心悦诚服。

　　我安慰自己，我已经不关心这些小节了，这些风光就让给局长吧。我只关心我的事情，自那次“万元菜”宴请之后，我对自己是越来越有把握了，我觉得我把握了局长。我惊诧自己这方面也做得如此出色，我能够做这些，我还有什么不能做的?

　　尾声

　　那天夜里，李惠珍从她母亲家里回来后和我作了一次促膝长谈，她显然接受了她母亲的意见，她迁就了我。那个两万元钱，她只字不提。

　　我们躺到了一块，但我们的手没有性的意向。我只是伸过手让她枕着，她以前有枕着我的手睡觉的习惯。她说，王洗，我们和好吧，我们这样僵着很没意思。我明白她说的意思，她的生意需要我，家庭也需要我的气氛，我就是再无用，也比雇个人要好;我再无用，也是她老公，我们应该摒弃前嫌，同甘共苦。我觉得很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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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在这之前，我们都已经远离了家庭。我是心有余悸不敢靠近这个家庭，李惠珍则是因为忙疏远了这个家庭，我们仅限于一个名分，而内容已所剩无几，需要和依赖则更是少之又少。我上班，她做生意，我努力的内容越来越多，她的生意也越做越大，如果没有家庭，我相信我们甚至会很少见面。过去做爱是我们交流的最好方式，我通过做爱来了解她的心情，了解她的健康状况;她通过做爱来了解我爱她的程度，了解我的思想倾向，以及，在单位成功与否，在外面有无外遇，有无私房钱。但是有一段时间，我们都不关心这些了，因为我们话不投机。

　　今天，李惠珍不仅枕在我手上，她的脸还贴在我的胸口，她暖暖的气息轻匀地喷到我皮肤上，使我温馨地发痒。我不能想象自己是怎样熬过那些干枯的日子，那些没有滋润的夜晚。李惠珍这样枕着我多么温暖啊。我真后悔，自己不那么痴迷单位有多好，不和她顶撞有多好`。李惠珍过去是很听我的话的，把我当作家庭的权威，对我五体投地地崇拜，这一切，还会回到我的生活中吗?

　　李惠珍后来说，军师的那个钱，我其实就没想它能够要回来，我从生意中悟出一个道理，天下钱财天下用，这里去了那里来。

　　李惠珍又说，我叫你跑那个钱，目的是想让你关心我，是想你多担当点家里的事情。

　　李惠珍接着说，我想叫你放弃单位你同意吗?你的脑子加上我的肯干，我们夫妻一条心，稻草变黄金。

　　李惠珍营造的这种气氛，李惠珍这三个方面的说话，使我没有理由再坚持下去，我心虚地说，这事，你让我好好想一想。

　　组织部为我转正的文件在新世纪来临的时候送抵文化局。这是专门为我签发的红头文件，比当初我调到文化局时要正规多了，当初说我是人才啊鬼才啊，那都是感慨使然，口出无凭，才落得日后这样的艰难，现在该是铁板钉钉的了。那个文件上说：“经研究，同意录用王洗同志为参照管理机关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待遇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文件是人事处那个女副处长送给我的，她要我保管好。她说，这东西以后经常要用。她对我客气多了，这种客气是循序渐进的，也许她感觉到我和局长的关系，也许她渐渐折服于我的能耐，也许她看到我终究要成大气的。

　　势利啊。虽然她有讨好的表现，但我仍然觉得她势利。

　　我看着文件，心潮起伏，思绪澎湃，这是我花了多少心血多少代价得来的呀。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我不知作用起在哪个环节上，也许是很多环节的积累，也许是人，也许是物，它们都发挥了作用，不行的也行了，行的就更行了，反正这一天来到了。

　　我仔细品抿着文件，“为参照管理机关工作人员”，也就是说还不是正式的，是参照的。有参照就说明还有另一个样本。我向女副处长讨教精神，她殷勤地说，你这个好哎，有些人就仅仅只是工作人员，你这个还是管理体系的。我心想，怎么有那么多讲究啊!但我现在听到这些已经不头疼了。她这么一解释，我的前途就清晰起来了。有些人干了一辈子也不是官，顶多是个主任科员，像出版处的老唐，我都看到了。我就不一样，我走的是干部路线，只要我有一点点冒尖的迹象，我的档案就会纳入到组织部管理，成为正宗的“市管干部”。还有后面那句话，“工资福利待遇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也就是说，我的所得是有章可循的，是受法律保障的。我通衢畅坦，我甚至已算定了位子，有了位子，我人生的目标就完成了，而围绕着目标的效应，将会像礼花一样映照着我的家庭，滋润着我的生活，我踌躇满志。

　　可是，李惠珍却要我放弃。

　　我知道，我的面前有许多叫我必须要放弃的压力，军师的事砸了是一个压力(北县人就不说了)，家庭的牵累是一个压力，店里越来越忙是一个压力，和李惠珍貌合神离是一个压力，这些就算李惠珍都不说，我也自知理亏。但是，李惠珍很有手段，她给我买了一辆本田王摩托车，是那种大的，黑的，双排气管的，属于黄牌管理的，连车加牌三万元;她自己则把那辆50型卖了，重新买了一辆富康99新款。她说，有了汽车，刮风下雨都不怕了。这是更大的压力。

　　她还说，她在准备买房，风荷这个房子已经小了，我准备买个大的。我说，我们前面买房的欠款呢?她说，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早就还了，要等你还，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我被她羞得无地自容，想想自己，似乎很忙似的，我为这个家做了什么呀!这是更大的压力。

　　这一切，都是她不声不响创造的。这两年她到底赚了多少钱我不知道，一年十万有吧?但听她那口气，看她那动作，一年二十万也不止。

　　也就是说，她要我放弃的意见，我得考虑考虑。没有经济地位的男人就只能言听计从。

　　“三讲”终于偃旗息鼓，检查做了，剖析做了，整改也做了，忙得不亦乐乎，如果心境好，倒也充实，时间也过得快。最后还有一个民主评议。局长叫人做了意见箱，挂在文化局的楼梯口。这里，机关的告示牌赫然立着，每个人经过这里都要停一停，看一看，一些无记名的意见就源源不断地投入了意见箱。

　　总的来说，局里的做法还是含蓄的。文化局毕竟不像其他职能部门，还是很爱面子的，不管是好是差，意见都没有公开，经过局长的综合，最后被分装在一只只信封里，中层干部人手一只。

　　我的办公桌上也端端正正地躺着一只信封，里面汇集了同事们对我的意见，组织对我的鉴定。会写些什么呢?我不想打开。如果我迫于李惠珍的压力，最终选择了放弃，那么，这些意见和鉴定就不必要了，丝毫没有意义。

　　我检点自己，应该是没有什么意见的，鉴定也是好的。我做的事还少吗?《西州文学五十年》丛书，《西州作家群》专题片，施恩事迹报告会，等等等等，随便拎一件出来，都可以吹牛一辈子，都可以评定一个人的一生。

　　当然，我的工作也非常平庸，像大部分人的工作，按部就班，细小的不能再细小，没有大起大落，没有血雨腥风，有的也只是一些小龌龊，这在机关里也很正常。要是再换个角度，我的工作就完全又是另外一种形态，一句话——吃喝玩乐。吃就是以工作的名义参加各种饭局，喝就是坐在办公室里品品茶，玩就是利用工作之便玩弄女性，乐就是假公济私东走西走。

　　如果一定要提什么意见，那就是我不怎么关心时事。是啊，我太忙了，忙得焦头烂额，那些发生在这两年的事，我确实都不曾留意，什么洪水、克隆、伟哥、世界杯、金融危机、澳门回归，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和我没直接关系，我的生活太具体了。说实话，我只是在伟哥上稍稍留意了一下，那是我性生活最不和谐的时候，我心想，如果有伟哥，一定不错。

　　我最终决定离开文化局。

　　做出离开的决定是非常迅速的，其实只是一闪念。李惠珍当然不会知道我离开的真正原因，她很高兴，不知是为多了一个帮手高兴，还是为我的妥协高兴。在她的心里，可能以为我迫于她的压力，迫于她的汽车和摩托，迫于她计划中的房子。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离开的原因很复杂，也很多。

　　局长有一天找我谈话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你和周洁如到底怎么啦?

　　我不好作答，我不知道局长指的什么。

　　“三讲”结束了，为了检验中层干部在这次思想教育活动中的成果，市委市府决定，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中层干部轮岗一年。我已经知道局里在酝酿人事变动了，人事处的到办公室去试一试，出版处的到文物处试试，市场处的到培训处，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就是机要处和文艺处没动。机要处是因为它特殊的保密原因，文艺处是由于它的专业性太强。周洁如知道后找局长反映，意思是文艺处最好动一动，要是不动，她坚决不愿意再留下来，不愿意留在我的身边。

　　我当然不会告诉局长这是为什么。

　　这是对我最大的否定，最大的.轻蔑，是对我的大逆反。

　　我感到羞耻，我还有什么脸面留在文化局(或者说留在周洁如身边)!

　　还有个原因是我最终感到自己在机关里不适合，我骨子里是个工人，在工厂我很放松，在机关就不一样，因为底子差，我不得不使些小聪明，做些小龌龊，长此以往，我觉得很吃力，我想，我这些小人还是呆在老婆身边最好。

　　还有，我一天晚上突然警觉起来：李惠珍怎么这么搞得好啊?是不是有人在暗中助她?我听说现在有些老板专门抬女人，李惠珍是不是也被谁抬着?一个人抬还是有很多人抬?不行，我得看着点。当然，这心思我只能放在肚子里。

　　正好那天骑摩托车去单位，这种摩托车让我骑着很威风，它嘭嘭嘭的驶进了机关大院。我记得机关里是没几个人骑摩托的，大部分都是骑那种黑烟滚滚的助动车，称得上摩托的也只有政法委、纪委、接待处的几辆，但那种公车基本上都是“嘉陵”“建设”，和我的本田王怎么比。

　　我把车停在文化局楼下，我没有熄火，我想，摩托的引擎声一定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大家会蜂涌下来，围着我问这问那，我就顺便把自己不想呆的想法和他们透一透。但他们听而不闻，没有一个人下来。

　　那么，是不是和局长打个招呼?不管怎么说，局长对我还是认可的，还是不错的。后来想想，算了。既然走了，还说什么呢。我虽然在李惠珍面前没有地位，在文化局却表现得很大气，多么难得的身份和位子啊，我一回头就把它丢了。这样想着，我就把摩托车骑了出来。

　　我骑得很慢，好像有意在回顾。大院里这条古老的砖路，弯弯曲曲，我刚来的时候记也记不住，现在我都一清二楚。那些房子，一幢一幢，每一幢都是一个组织，一个部门，我刚来的时候，觉得大院里头太大了，这么多部门怎么找啊。现在，我闭着眼睛都能摸进门。就说这条路边，进来是车队，政策研究室，农委，方志办，纪委，宣传部，联络办，人事局，小礼堂，组织部，档案局，市委市府，老干部局，秘书处，等等。我沿着这条路慢慢地开，就像出殡送葬一样把自己送出来。快到门口的时候，本来要停下来推着走，以示市府大院的规矩。但我突然想冲过去，想挑衅一下，吓一吓那个守门的工友。

　　那个守门的工友，可能是个老市府的，脑子热得不行。我想起自己刚来市府大院时的情形，那个尴尬呀。他老是找我别扭，我装作老机关一样，对他视而不见，他拦住我;我装作和他很熟，和他打招呼，他也拦住我，非叫我登记不可。以貌取人啊!我当时真恨自己这副还没蜕化的工人样子。现在，我连真正的机关名额都不要了。他当初不相信我，我还看不起他呢。我把摩托车加速起来，本田王的发动机声音很小，简直是悄无声息，就像一条蛇匍匐着过去，突然蹿过他身旁，工友被吓得闪了一下腰，他想看看我是谁，但已经迟了，我已经骑远了，而明天，我再也不会回机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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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津津有味地呆在李惠珍店里。她在的时候，我替她开开票，搬搬东西。她如果跑厂家了，我就老老实实地守着店，当营业员，接接电话，催催货，作作记录。如果有厂家要东西，我就装车，立刻送过去，一点也不敢耽搁。服务质量是我们店的生命，也是我一向倡导的。我穿上牛仔衣，我的打扮很贴近角色，我已经忘了自己是机关干部，是文化局文艺处的“代理处长”。我骑着本田王摩托车，我的装备不错，良好的服务质量需要有良好的装备配套。厂家的仓库在三楼，我就蹬蹬蹬把东西扛到三楼。保管说他签字没用还要老板补签，我就满头大汗地到处找老板。我融入得很快。那些厂家说，李惠珍这个送货的还真不赖，又灵光又卖力。他们哪里知道我真正的底细。

　　我每天早出晚归，很少在市区出现，市府闹市区那儿则更少。我的活动区域在西州的西边，这里是鞋业基地，有很多的鞋厂，也有成群结队的外地人。路边到处是外地人摆的地摊，卖一块钱三样的小百货，卖劣质皮鞋，卖旧衣服，卖手机皮套，卖泡在水里的菠箩片，卖地沟油炸的臭豆腐。那些外地人则在路上走来走去，把路上的灰尘赶得到处乱跑，男人看起来又脏又潇洒，女人个个胸脯硕大。和市区相比，这里完全是另外一道风景。

　　偶尔到了市区，碰上文化局的同事，他们对我的离去表示可惜，但他们无一例外地对我钦佩，都说我懂得放弃。他们开玩笑说，你这回真是怕老婆了。我不以为然，笑笑，怕老婆就怕老婆，有什么不好。

　　这期间，我和白汤见过一面，那天我去车管所给摩托车年审。

　　你怎么在这?我十分惊讶。

　　白汤好像很坦然，我替别人验车啊。

　　那你单位呢?

　　我不干了。白汤说，我在部队不是开过车吗?我的一些战友都在车管所，那些旧车老车，一下子过不了关的，我就凭自己的关系替他们验，他们图个顺利，我赚点小钱。

　　我瞠目结舌。原来那个门市部负责人不见了，现在的白汤看上去一股子猥琐。

　　一辆轿车缓缓驶过来，白汤撇下我拼命朝轿车跑去，他点头哈腰地问，验车吗?新车一百，旧车一百五。轿车根本不理睬白汤，甚至有点蔑视白汤，它只顾往前开去。白汤在轿车后做了一个踹脚的动作，他还朝我自嘲地笑笑。他现在就做这样的营生。

　　我觉得他真可怜。

　　白汤的女朋友后来把他们在燕湖拍的照片贴在门市部门口，这个宝贵的材料被他的竞争对手截获了，对手在上级面前把白汤奏了一本，白汤就在门市部呆不下去了。

　　乌钢的事我也是听白汤说的。性病使他深受其害，有一天打青霉素突然有不适的反应，差一点没把他打死。这件事对他教训很大，他不再觉得露水夫妻花钱走人潇洒，他觉得花三百五百去蜻蜓点水，太不划算了。他现在改邪归正，热衷于一种叫作上网的游戏，他的网名叫“水教授”，虚拟的女友叫一条“浮在空中的鱼”。

　　我问白汤知不知道阿卡的情况?

　　白汤说，他就别说了。

　　我问怎么啦?

　　白汤说，要说起来他比我还倒霉。他老婆不是不让他招女工吗?他就招了一个男工，此人曾获过“百佳市民”称号，阿卡起先挺得意的，到处说自己眼好。后来你知道怎么啦，那是个网上通缉的逃犯，连累他蹲了几天大狱，工场自然就无心搞了。

　　阿卡真是应了西州的一句土话——等他扒猪屎，猪也拉肚子。做什么，什么不顺。

　　和朋友在一起才有比较，朋友的发展都好，我就有紧迫感;朋友都一塌糊涂，我对自己的要求也不高了。

　　周洁如也曾经是很好的朋友，但她现在离开了我。她现在还好吗?应该好。她的命运就在我一句话，这句话我不说，她就没有问题。

　　美媛秋也将作为回忆存在于我的生活中。她没有暴露是我做得比较成功的地方，这也幸亏了李惠珍比较忙。周洁如说得对，女人忙点好，忙了就没有心思，就单纯。美媛秋这顿美味可口的排挡，本来偶尔吃吃也是挺好的，但我非常清楚，吃伤了胃，只需一口。

　　在店里比较闲的时候，也会很没意思。这时候，李惠珍会善解人意地说，你如果觉得无聊，想去文化局看看，你就去吧。我真的很想去，毕竟是我比较喜欢的工作。我就打扮了自己，骑着车去，以为会兴致勃勃，情趣盎然。但只坐一坐，屁股都还没坐暖，就回来了。我惦挂着店里。

　　在李惠珍身边是没有心思的，是稳定的，如果都没有什么追求，我会很幸福。做爱，也正常多了，只要想，就会有，但由于地位的变化，味道是大不如从前罗。

　　作者| 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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