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元元好问全文及原著赏析

论诗元元好问全文及原著赏析

论诗元元好问全文及原著赏析1

　　[元]元好问

　　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

　　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

　　作品赏析：

　　这是《论诗三十首》的第一首，相当于序论，交代创作契机和创作目的，所以，非常重要。它本无难解之处，但因受体裁限制而过于简约，后人仅据此已不足以了解其创作背景，认识其现实意义。所以，有必要借助其他资料，深刻理解这首诗。

　　类似的观点还屡见于元好问其他诗文中，值得征引。如卷一《赠答杨奂然》：“诗亡又已久，雅道不复陈。人人握和璧，燕石谁当分。”卷七《赠祖唐臣》：“诗道坏复坏，知言能几人……珉玉何曾辨，风光只自新。”卷二《别李周卿》：“风雅久不作，日觉元气死。诗中柱天手，功自断鳌始。古诗十九首，建安六七子。中间陶与谢，下逮韦柳止。”卷三十六《东坡诗雅引》：“五言以来，六朝之陶谢、唐之陈子昂、韦应物、柳子厚最为近风雅。自余多以杂体为之，诗之亡久矣。”这些言论一再感叹诗道消亡，并指出了诗道消亡的具体时间，可以见出元好问的关切之情及其苛严的雅正观点，可以与该诗相互参证，为该诗前两句作注。据此，我们可以肯定，《论诗三十首》是针对现实有感而发的。

　　元好问在《中州集》卷十《辛愿小传》中论及诗坛现状，指出：“南渡以来，诗学为盛。后生辈一弄笔墨，岸然以风雅自名，高自标置，转相卖贩，少遭指摘，终死为敌。一时主文盟者，又皆泛爱多可，坐受愚弄，不为裁抑，且为激昂张大之语从臾之，至比曹、刘、沈、谢者，肩摩而踵接，李杜而下不论也。敬之（辛愿）业专而心通，敢以是非黑白自任。”南渡指宣宗贞祐二年（1214）金室迁都汴京一事。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文字不仅道出了当时诗坛真伪不辨、纷纭迷乱的现状，而且还表明这一现状除元好问之外，还为辛愿等有识之士所共嫉。辛愿（-1231）字敬之，号女几山人、溪南诗老，福昌人，为元好问的三知己之一。元好问创作《论诗三十首》时，辛愿也在三乡。同时汇集三乡的还有元好问的另一位知己李汾和他的世交赵元以及刘昂霄、魏璠、麻革、孙邦杰等众多诗友（参见卷五十八《缪辑年谱》）。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少不了诗词唱和，议论诗文，评骘人物，其中刘昂霄善于言辩，谈玄论人，独步一时，“愈叩愈无穷”（《中州集》卷七），而辛愿尤严于论诗，“发凡例，解络脉，审音节，辨清浊，权轻重，片善不掩，微纇必指，如老吏断狱，文峻网密，丝毫不相贷”（《中州集》卷十），这种严谨认真的批评精神，与元好问自己后来所总结的“量体裁，审音节，权利病，证真赝，考古今诗人之变，有戆直而无姑息”（卷三十九《答聪上人书》）的批评态度，如出一辄，最得元好问的赞赏，元好问后来有“文章得失寸心知，千古朱弦属子期。爱杀溪南辛老子，相从何止十年迟”（卷十三《自题中州集后》）的诗句。而元好问一向重视“师友讲习”（《中州集》卷十），作为知己，他们必然互相交流心得，切蹉诗艺，所谓“汉谣魏什久纷纭”的现象一定在他们的.讲习范围之内。可惜辛愿等人的议论未能传世，元好问则借此契机，写下《论诗三十首》，流传后世，因此不妨说，《论诗三十首》是他与辛愿等诗坛同仁切蹉诗艺的产物，多少还包含了辛愿等人的观点。

　　诗中“正体无人与细论”一句似乎不合实际，因为至少有辛愿等人与他“细论正体”。它主要是针对“一时主文盟，又泛爱多可，坐受愚弄，不为裁抑”的现象，有感而发，而当时的“主文盟者”是赵秉文、李纯甫等人。赵秉文一生“以道德仁义性命祸福之学自任，沉潜于六经，从容乎百家”，其“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则沉郁顿挫似阮嗣宗，真淳古淡似陶渊明”（卷十七《闲闲公墓铭》）。在诗学观念上，元好问宗尚雅正，与赵秉文相近，在感情关系上，这时与赵秉文已有交往，后来更成为其高足。因此，《论诗三十首》的批评矛头不会指向赵秉文一派，而主要指向李纯甫等人。李纯甫(1177－1223)字之纯，号屏山居士。刘祁《归潜志》卷八有段记载，可以见出他“泛爱多可”的特点：“李屏山，雅喜奖拔后进，每得一人诗文有可称，必延誉于人。然颇轻许可，赵闲闲尝云：‘被之纯坏却后进，只奖誉，教为狂’。”对此，元好问也有同感，只是措辞要委婉一些，说他“好贤乐善，虽新进少年游其门，亦与之尔汝交，其不自贵重如此”（《中州集》卷四）。李纯甫作为南渡后诗坛领袖之一，不但不能主持风雅正道，辨别正伪，反而推波助澜，致使诗坛更加迷乱，这自然要为重视风雅正体的元好问所不满。所以，他创作《论诗三十首》，要“暂教泾渭各清浑”，在第一首序论性质的诗中，就暗暗归咎于李纯甫这样的诗坛领袖没有发挥应有的正本清源、辨别正伪的作用，这正是整个《论诗三十首》的重要议题之一，也是其现实意义的关键所在。

论诗元元好问全文及原著赏析2

　　[元]元好问

　　金入洪炉不厌频，精真那计受纤尘？

　　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

　　作品赏析：

　　该诗就苏轼诗歌而发，人们通常认为，前两句褒扬苏诗，以真金相许，说是真金不怕火炼，完美的苏诗经得起考验，不怕纤尘的侵袭。这种理解只能是就苏诗佳作而言，元好问对苏轼评价很高，当然会承认苏诗中有真金存在，但从全诗来看，这首诗是就苏诗整体或“百态新”那一部分而言的，因此，这样理解既与末句的批评相龃龉，又与元好问对苏诗总的态度相左。元好问认为，苏诗有些美中不足，如“奇外无奇更出奇”、“俳谐怒骂岂诗宜”（《论诗三十首》），“诗至于子瞻，而且有不能近古之恨”（卷三十六《东坡诗雅引》）等。据此，他不可能把全部苏诗比喻成毫无杂质的真金。古今各家解释，似乎只有陈湛铨先生《元好问论诗绝句讲疏》最贴近原意，他指出，“精真那计受纤尘”的“计”字，应依另一版本作“许”字，并解释道：“金入洪炉不厌频，喻诗贵锻炼，愈炼乃愈工，嫌坡诗得之太易也。精真那许受纤尘，谓佳制应无疵累，要须使人无懈可击也。”⑤如此解释，其窒碍则涣然冰释，其含义则豁然贯通。

　　该诗后两句有两种对立的解释。查慎行《初白庵诗评》以为是指责“苏门诸君，无一人能继嫡派”，把“坡诗百态新”看成是值得继承和弘扬的优点，这是不晓遗山诗论之误，已无须费辞。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认为该诗“明言苏门无忠直之言，故致坡诗竟出新态”，对“坡诗百态新”持贬抑态度。今人多持此说，认为元好问在肯定的基础上对苏诗又有些微辞。但这种解释尚隔一层。问题在于，它忽视了对“苏门果有忠臣在”一句的细致考察，将“苏门”简单地理解为“苏门四学士”或“苏门六君子”等人，而他们从未自许为苏门忠臣后人有无此说，也不见记载，那么，“苏门果有忠臣在”的'“果”字又从何而来、落在何处呢？它分明是反驳“苏门忠臣”的语气，我们不可不察。

　　考之文献，元好问这一句实际上确有所指，当时有人公然以“苏门忠臣”自居。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一《著述辨惑》有如下一段记载：

　　前人以杜预、颜师古为丘明、孟坚忠臣，近世赵尧卿、文伯起之于东坡，亦以此自任。予谓臣之事主，美则归之，过则正之，所以为忠。观四子之所发明补益，信有功矣，然至其失处，亦往往护讳，曲为之说，恐未免妾妇之忠也。

　　这里暂且不论杜预、颜师古，也不论赵尧卿（因无文献可征），单就文伯起而言，诚如王若虚所说，确非东坡忠臣。文伯起名商，蔡州人，年辈早于元好问，大定二十年(1186)王寂贬官蔡州，与他相识，有人说他“博学高才”（《拙轩集》卷六《与文伯起书》），明昌五年(1194)受王寂推荐，任国子教授、迁登仕郎。生平散见《金史·章宗本纪》和《拙轩集》。著有《小雪堂诗话》。张伯伟教授根据有关文献推断《小雪堂诗话》是专论东坡诗词的著作⑥，很有道理，只是该书早已失传，如何品评东坡，已不得其详。《滹南诗话》卷中征引文伯起论东坡以诗为词之言，“先生虑其不幸而溺于彼，故援而止之，特立新意，寓以诗人句法”，此论实出自南宋汤衡为张孝祥词所作的《张紫微雅词序》，文伯起悄悄地化为己有，居然瞒过了博学的王若虚，他无疑赞同此论的。这种观点拨高了苏词的自觉意识，忽视了苏词的游戏性质，不够允当。他的诗歌已经失传，据王寂说，他“善用强韵，往复愈工”（《拙轩集》卷二），大概走的是东坡新奇一路，就此而论，他就不是苏门忠臣。

　　元好问无疑知道文伯起的这种言论。他在《东坡乐府集选引》中就提到过《小雪堂诗话》（卷三十六）。“苏门果有忠臣在”正是就此而发，不过，他的批评与王若虚略有差别，侧重批评苏门“忠臣”们“肯放坡诗百态新”。《小雪堂诗话》收录了一些元好问认为是“他人所作”的东坡词，数量多达五六十首，其中就有元好问认为“鄙俚浅近，叫呼衔鬻”、“极害义理”、绝非东坡所作的《沁园春》（孤馆灯青）词（卷三十六《东坡乐府集选引》）。据此推测，这部具有“妾妇之忠”性质的《小雪堂诗话》对苏诗也不可能进行元好问心目中的去伪存真的整理工作，而是任其“百态新”，不加以“纠正”，这自然不为元好问所赞许，因之文伯起也就不是苏门忠臣。事实上，依据他的标准，在所有研习东坡的文人中根本就没有“忠臣”。于是，他后来亲自出马，编选东坡诗词，将东坡诗中的“杂体”部分剔除掉，将“近古”、“近风雅”的部分单列出来，编成东坡诗雅目录（卷三十六《东坡诗雅引》）。清人汪由敦颂扬此举“力挽新奇归大雅，苏门谁复是忠臣”⑦。但是，元好问弄此苏诗“雅本”，就真的是“苏门忠臣”了吗？他或许避免了“妾妇之忠”，却损失了部分苏门家产，经他之手，倒出去的恐怕不仅仅是污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