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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陈寅恪作文（精选10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都经常看到作文的身影吧，借助作文人们可以反映客观事物、表达思想感情、传递知识信息。写起作文来就毫无头绪？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大师陈寅恪作文，欢迎大家分享。
大师陈寅恪作文 1
我从陈寅恪先生身上看到了三个阶段的人格演绎。
第一阶段是他求学路。陈寅恪出身在官宦世家，其父亲陈三立是戊戌变法四君子之一，变法失败后，其父索性专注于诗歌创作，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这份为国图强的抱负溶解在无奈的吟诵之中并传给了他儿子。陈寅恪13岁被送到日本读书，失去了应科考，求功名的机会，在异域他乡里，陈寅恪刻苦读书，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他深知，他的背后是一片混浑不堪的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需要指引。
陈寅恪的博学离不开聪慧的天赋与超人的勤奋。他精通二十余种语言，学习数学、物理、研读《资本论》可笑的是，西洋留学的13年里，他竟无一张博士文凭。他常去旁听其他课程而不要学分，不愿受一个专题的束缚而枉费光阴。而正是这种俯视学海的求学态度，使他的知识体系比一般的学者都更完善，贯通中西。
在这个阶段，陈寅恪所博览的知识似乎正隐射着他内心的某些品格，正向着他的为学境界进发。
第二阶段是他盛年时传道受业解惑的日子。作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整个清华上下，乃至整个学术界都没有一个人敢瞧不起他。他的学生，毕业后无不成了大家。他在西洋学习了东方学后，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应吸收输入外来文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他时刻关注的是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我想，这正与当我们聆听异域的音调后，才会对中国音乐有更深层的理解一句相映。只有融入了各种文化之后，才能领悟文化自信的精髓所在。
二战的爆发，他的父亲陈三立绝食而死。似乎是陈寅恪整个人生的转变。他的第一次学术转向也正在此时转变为中古史的研究。同时，他的眼睛由于高度近视，又用眼过度，右眼视网膜剥离，已经看不见了。对于读书人，眼睛可是整个身体最要紧的。眼睛看不清了，学问要再进展也就难上加难了。可陈寅恪放弃了复明的希望去逃难，他不想就这样而枉费前半辈子苦苦得来的学问。在这段背负着家仇国恨的逃亡路上，他作的`大多数书与批注都被烧毁和盗没了，永久地沉眠在时间中。但与此同时，陈寅恪心中的坚忍、抱负，也愈发鲜明深刻起来。
第三阶段是他的晚年。不得不说，陈寅恪人格之伟岸，也正是在此时完全地显露出来。他在摔断了腿，瞎了眼的艰难条件下坚持授课，秉持着一个老师所能及的道德上限。他也不断致力于匡正当时的学术风气与人心世道，主张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得以发扬，一个人若是没有独立的精神与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研究学术。这都是他毕生的恪守。
我想何谓大师，一定是特定时代下具有代表性的精神力量与人格魅力的人物。他们在那个时代中闪耀着夺目的光彩。等他们埋入了土壤，也将永久滋养着后世。
大师陈寅恪作文 2
陈寅恪，这位被誉为“最优秀的中国学者”和“天生的导师”，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和坚韧的精神品质，成为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璀璨明星。他的生命历程和学术追求，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让我们反思什么是真正的学术精神和文化担当。
陈寅恪的学术生涯充满了坎坷与挑战。身处战火之中，他的工作条件极其恶劣，但他依然坚守在学术阵地上，为后世留下了对中国唐代历史的系统研究。他的大灾难面前，恪守着一个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这种对学术的执着追求和坚守，不仅令人敬仰，更启示我们要有持之以恒、坚韧不拔的精神，去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与挑战。
陈寅恪的博学多才和深厚底蕴也是他成为大师的重要原因。他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时，年仅36岁，而且并无大部头的著作或博士学位。但他的博学和才华却赢得了吴宓和梁启超等人的推崇，成为了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他的学问之渊博、见解之独到、治学之严谨，令学生们惊叹不已。他送给学生们的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不仅幽默诙谐，更展现了他的`博学多才和深厚底蕴。
陈寅恪的博学多才和深厚底蕴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源于他长期以来的刻苦钻研和广泛涉猎。他自幼便沉浸在书海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储备。在留学期间，他更是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不断拓宽自己的学术视野。正是这种不断学习、不断积累的态度，让他在学术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陈寅恪的学术追求并不仅仅是为了个人荣誉和地位，更是为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他深知学术研究对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性，因此始终坚守着学术研究的初心和使命。他曾说过：“吾国学术之发达，其最要关键，则在人能持自由思想而求真理。”这种对学术自由的追求和对真理的探索，正是他作为大师的独特品质。
陈寅恪作为大师的品质还体现在他的人格魅力和道德风范上。他一生淡泊名利，专注于学术研究，展现出了高尚的道德情操。他对人对事都充满了真挚的情感，以诚待人、以信为本。他在困境中坚韧不拔、乐观豁达的精神品质，更是为后世树立了楷模。
陈寅恪的生平与成就，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学者应有的品质和精神风貌。他以卓越的学术成就、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高尚的人格魅力，成为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璀璨明星。他的生命历程和学术追求，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更启示我们要有持之以恒、坚韧不拔的精神去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与挑战，同时坚守学术研究的初心和使命，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大师陈寅恪作文 3
文化的守望者与传承者
在中华文化的长河中，陈寅恪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学术大师。他以卓越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文化传承的坚守，成为了一代代学子的楷模。
陈寅恪的学术生涯堪称辉煌。他致力于历史学、语言学、文学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尤其在史学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通过对史料的深入挖掘和细致分析，揭示了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背后的真相，为后人认识和了解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陈寅恪的博学多才和深厚底蕴令人叹为观止。他精通多种语言，能够直接阅读大量的原始资料，从而更加准确地把握历史事件的真相。他的学术视野开阔，能够从多个角度审视历史问题，并提出独到的见解。正是这种卓越的学术素养，使他在学术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除了学术成就之外，陈寅恪的人格魅力和道德风范也令人敬仰。他一生淡泊名利，专注于学术研究，从未停止过对文化传承的追求。他始终坚守着学术研究的初心和使命，致力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
陈寅恪不仅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位文化的'守望者与传承者。他深刻认识到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性，始终坚守着文化传承的使命。他曾说过：“中华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我们必须珍惜它、传承它、发展它。”这种对文化的执着追求和担当精神，正是他作为大师的独特品质。
陈寅恪的学术追求并不仅仅是为了个人荣誉和地位，更是为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他深知学术研究对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性，因此始终坚守着学术研究的初心和使命。这种对学术研究的执着追求和坚守，不仅令人敬仰，更启示我们要有持之以恒、坚韧不拔的精神去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与挑战。
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应该像陈寅恪一样，坚守文化传承的使命，努力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延续中华文化的血脉，让它在世界文化舞台上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大师陈寅恪作文 4
被称为“活字典”“教授的教授”
1925年，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当时的清华是个留美预备学校，留美预备学校来办国学院，这本身就是要吸收西学来建设自己的文化。
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三位导师性格各异，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
陈寅恪出任研究院的导师，一说是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所推荐，他因为了解陈寅恪的博学而推崇备至;还有一说是梁启超提名的，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寅恪，还曾与清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校长说，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梁启超还说：“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就被外国的大学请去了。”清华的校长最终怎么做出决定的，无从考证。但事实是，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刚刚年满36岁。
一年后，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他很幽默。因为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问，于是陈寅恪就给学生们送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令师生们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课时，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当时，冯友兰先生是大学者，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但冯友兰在陈寅恪面前也是毕恭毕敬、以学生自居，这连当时的学生们都能感觉到。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你的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就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大师陈寅恪作文 5
永不熄灭的学术之光
岭南大学校园很美，一年四季树木常青，但是陈寅恪看不见，他在黑暗中已经生活了5年。很多人回忆，陈寅恪以前上课是很有特点的，讲到深处，他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眼睛瞎了之后，再也没有人看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他永远睁大着眼睛，一如我们今天见到的他晚年的照片，目光如炬。
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前，有一条白色的水泥小路。这是陈寅恪到岭南后，当时的中共中南局最高首长陶铸亲自嘱咐为他修建的，以方便陈寅恪在工作之余散步。这条路，就是今天中山大学里著名的“陈寅恪小道”。
陈寅恪是以古代书院的'精神授课的，师生之间以学问道义相期。后来成为陈寅恪助手的胡守为，清晰地记得这样一堂课：那天他是唯一的学生。当他来到陈宅时，陈寅恪正在工作。在他来后，先生挪步到楼上，下楼时，竟郑重地换了一身装束：长袍。后任中山大学教授的胡守为说：“这件事对我的教育很深，这就是为人师表啊!”
大师陈寅恪作文 6
“国可以亡，史不可断”
就是这样一位“最优秀的中国学者”，“一个天生的导师”，此时却身处战火之中，他的工作条件惊人地恶劣。陈寅恪之女陈美延回忆说：“父亲工作的时候汗流浃背，在一个茅草房里，风雨一来，把房子都能刮塌的那种房子里头，也没有桌子，就是一个箱子，搬一个小凳写文章。”“他写完，需要休息，就带我出去散步，我那时候很小，就穿个木板鞋，在山上跑，满山的映山红啊……父亲只能在休息的间隙，感受到一种远离战乱的欢愉。”
“那时我还放羊，为什么放羊呢，因为实在没有营养，只好买一只母羊，生了小羊，可以给父亲挤一点奶。那时候父亲还能看得见，带着我出去散步，在路上他还问我，羊喜欢吃什么，羊的脾气是怎么样的.，一只邻居的狗在前面引路，他问为什么狗要在那儿撒尿做记号啊?说这些的时候他都挺开心的。”
由于长期用高度近视的左眼工作，陈寅恪的视力急速下降。当他辗转来到成都燕京大学，到学期期末考试评卷时，他已经难以把学生的成绩，及时无误地填入栏格细小的成绩单里了。为避免出错，他只能无奈地让大女儿代他把批好的分数抄到表格上。
1944年12月12日，陈寅恪的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种《元白诗笺证稿》基本完成了。但就在这天早上，陈寅恪起床后痛苦地发现，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他只得叫女儿去通知学生：今天不能上课了。
他在成都的医院做了眼科手术，但手术没有成功。半年后，二战结束，依然记得他的牛津大学，请他赴伦敦治疗眼疾。然而数月奔波，他的双目还是没能看见光明。
在抗战如此严酷的境遇里，陈寅恪顽强地为后世留下了他对中国唐代历史的系统研究。他在大灾难面前，恪守着一个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
大师陈寅恪作文 7
登上中古史研究高峰
就在这个时候，陈寅恪把目光投向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也就是学界通称的“中古史”。这是陈寅恪第一次学术转向，其中当然有很多原因，而最大的因素就是与抗战有关。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22天，日军逼近清华园车站，北平即将不保。父亲陈三立这时已85岁了，这位在上海“一二八”十九路军抗战时，梦里狂呼“杀日本人”的老人开始绝食了。五天后，陈三立死了。
为父亲守灵的那些晚上，陈寅恪久久地斜卧在走廊的藤躺椅上，一言不发。这时，陈寅恪由于高度近视，又用眼过度，右眼视网膜剥离，已经看不清东西了。医生告诉他需要手术，但做了手术就需要相当时间的休养。陈寅恪最终选择了不做手术，就是说，为了离开沦陷区，他放弃了复明的希望。
陈寅恪做学问的方式不是做卡片，而是在书上随读随记，也就是古人说的“眉批”，眉批上写满了他的思考、见解和引证，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北平沦陷前，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但赶到长沙，还没等到这些藏书，便又匆匆随清华大学南迁云南。可是当书到长沙，竟悉数被焚毁在战争的大火中。书烧毁了，而他随身带着的常用的、备用的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部分竟也被盗走了。这意味着，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将主要依靠他积攒的记忆了。“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就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这是两本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著作。陈寅恪写书的种种细节，至今仍被后世记忆着。在四川李庄的时候，邓广铭先生住在陈寅恪的楼底下，傅斯年对他说，陈先生如果有什么事一跺地板，你就马上跑上去。有一次邓广铭跑上去，看见陈先生躺在床上呻吟，说我要快死了，我这个身体快不行了，我坚持不住了。但是他又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
牛津大学1939年曾正式聘请陈寅恪担任该校汉学教授，并于此后数年一直虚席以待。因为他们认为，陈先生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学者”。
大师陈寅恪作文 8
开辟国学研究新领域
陈寅恪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也接受了严格的西学训练，但他从不满足，仅梵文一项，就先后学了10年。当时中国学术正处在逐渐走向国际学界这样一个转轨的时候，在清华校方包括他的同事梁启超、王国维的鼎力支持下，陈寅恪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对不同民族语文与历史的比较研究。
1932年夏，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恪应系主任之邀出考题。不料他出的题目非常简单。考题除了一篇命题作文，最奇怪的是只要求考生对个对子，而对子的上联，又仅有三个字：“孙行者”。陈寅恪拟定的标准答案是“王引之”、“祖冲之”。一个名叫周祖谟的考生，给“孙行者”对出的下联是“胡适之”，用的是当时最时髦的人物胡适的名字，十分有趣，出乎陈寅恪的预料。
用“对对子”这样的文字游戏，来作为堂堂清华大学的招生试题，当时很多人还是难以理解，也有人误以为这是以旧学的看家本领向新文化挑战。其实，陈寅恪自有他的一番深意。当时很多学者都并不清楚真正的中国语文的特色在什么地方，陈寅恪觉得用对对子这个方法，其实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中国传统语文的真正特色，尤其是跟印欧语系的区别在哪里。陈寅恪关注的是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对民族传统语文充满自信。
每逢上课，陈寅恪总是抱着很多书，吃力地走进教室。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是用黄布包着书来的;而讲其他的课程，他带来的书则是用黑布包裹着的。他的讲课旁征博引，只要是从国学院毕业的学生，都成了后来的大家。其中有语言学家王力、敦煌学家姜亮夫、历史学家谢国桢、考古学家徐中舒、文献学家蒋天枢等等。
大师陈寅恪作文 9
口述撰写《论再生缘》
因为生病，陈寅恪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学术转向。1953年，在清华时的学生蒋天枢，给自己的老师寄来了长篇弹词《再生缘》，陈寅恪听了，大受震动。他认为，这就是中国式的史诗，以前大家以为中国是没有史诗的，而《再生缘》就是史诗。陈寅恪在病中，用口述的方式撰写《论再生缘》。由此，他开始了对明清历史和文化的探索。
正当陈寅恪沉浸于新的学术领域时，他得知一个消息，中国科学院拟请他出任历史研究所二所的所长。在北京的许多好友都希望陈寅恪接任这个职务，然而他却拒绝了。
这一年，又一位清华的老学生，也就是当年他最喜欢的.汪篯，带着同样的使命，到广州来看望他。这是1953年11月21日的晚上。他们开始谈得很好。但不久就谈崩了。陈寅恪感受到这个昔日门生，已经摒弃了自己恪守的治学为人之道，他怒斥道：“你不是我的学生!”
即使在这样的状态下，还是由陈寅恪口述，汪篯做记录，为历史留下了今天的读书人都略知一二的《对科学院的答复》。答复的第一句话是：“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
为纪念清华研究院导师王国维而修建的那座纪念碑，今天依然矗立在清华园中。陈寅恪在碑文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陈寅恪认为，包括他和王国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量和争论，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陈寅恪是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早在1911年，他就通读了《资本论》的原文。他接触马克思主义比后来很多的知识分子早整整10年。但他主张“不要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这样的观点，无疑是惊世骇俗的。其实，陈寅恪主张的就是实事求是，他将此视作永恒如日月之光。
他依然坚持用文言文写作，他还固执地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自己的著作。他仍强调文责自负，著作里的每一个字都是自己的，甚至不允许别人改动一个标点。
大师陈寅恪作文 10
游学海外13年带回的却是东方学
早年的湖南原本是保守闭塞之地，在洋务运动中却突然开风气之先，兴学、办报、开矿、建工厂，这得益于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陈宝箴有个助手，也就是他的儿子陈三立，父子俩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原因是他们在湖南率先变法。
陈寅恪就是这陈家的第三代。这一年他9岁。家国大难之后，陈宝箴携家带口回了江西老家，陈三立索性专注于诗歌创作，“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这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显赫门庭，走向了与传统仕宦截然不同的结局。
父亲陈三立不要孩子应科考、求功名，在陈寅恪13岁时就把他和哥哥送去了日本。自小博闻强记，打下坚实旧学基础的陈寅恪，因此并行不悖地接受了西方文化。
后来陈寅恪因病从日本回国，考入复旦公学，这是上海的一所新式学堂，相当于现在的高中。陈寅恪成绩优秀，掌握了德语、法语。两年后的1909年，陈寅恪毕业，他带着复旦公学的文凭，也是他平生唯一的一张文凭，登上了去西洋的轮船。父亲陈三立赶到上海，送别陈寅恪。他把父辈两代人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陈寅恪一辈子以家族为荣，念念不忘自己的身世，也终生背负着家、国的使命。他辗转游学13年，从德国到瑞士、后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他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13年里，他总共学习了梵文、印第文、希伯莱文等22种语言。
陈寅恪在德国读书，都没有要学分。人家上课他跑去听，听了做笔记，他自己注册的.是印度学系，他就在那儿自己读书，没事去听课，完全是一种文人求学，有点像中国传统的游学。陈寅恪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不求博士文凭的陈寅恪，却形成了自己宽阔的学术视野。
陈寅恪发现，在世界学术中，中国文化的地位很高，跟当时中国地位低下的现实完全相反，跟国内批判传统文化、孔家店也完全不一样。他后来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应“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是以这样一种感受作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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