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大同偶感随笔
大同对于我来说并不陌生，去过多次，尤以云冈为最而闻名于世；再就是煤炭，素有“煤都”之称。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同的“煤都”形象更加光彩夺目，以至于有一年上海的研究生考题：“山西的省会是哪里？”有很多考生回答是“大同”闹出了笑话。这就是大同在我脑海里的印象。至于什么历史文化名城之说，给人我的印象微乎其微，这倒不是说大同没有历史文化，而是因为中国这样的世界文明古国，像大同这类城市的历史文化多了去了，并不是她的特色。
最近几年来，好多朋友都跟我说大同城市建设如何如何美，如何如何好，听景莫如看景，于是我就和几个朋友去大同游览了一番。
新大同最突出的变化是，新建古城墙、华严寺古街建筑群、云冈人造湖，再就是用现代的材料和技术工艺重塑金身的各种佛像。据导游介绍这些浩大的工程都是始于2008年之后。这样大同就给了我一个“新古典主义”的造城样式。
我强烈地感觉到，大同急于要给人植入一个——“历史文化名城”的新印象。
我并没有感觉这有什么不妥。让21世纪新时代的人游览于仿古的城墙、古街与雕像之间，的确给人以历史与现实的'时空穿越之感。但是以这么巨大的投资、浩大的工程来博得“文化”之名，值吗？举“煤都”之财力、以大同人的民生实力来创建这样的文化杰作，是不是富足有余呢？我不得而知。封建时代的官员大兴土木，靠的是赋税和徭役。现在靠什么？我也不得而知。
其实，像大同这样的复古造城，并不新奇。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现代的城市建设兴起了泛古之风，而且越演越烈，美曰文化建设。好像一个城市没有古迹没有古人，就没有文化。于是女娲补天遗址、炎帝陵墓新探、杜康古酒产地、牛郎织女故乡、罗贯中家谱出世等等，生拉硬扯，牵强附会，惟古惟尚；更有所谓的“专家”为了贪图几个小钱也披挂上阵研讨论证；甚至连西门庆潘金莲的故乡也争得一塌糊涂。中国大地上仿佛一夜之间掀起了“文化复古运动”，欲与欧洲文艺复兴比高低，县长、市长、省长言必谈文化，动辄有典故，将严肃而神圣的文化建设导入了庸俗化的误区。
城市文化的泛古之风，以政府行为投巨资来做这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说穿了是文化的贫乏与无知的尴尬。
因为很多决策者，不懂得什么是文化，或者一知半解，只会跟风而动，反正花的不是自己的钱。更重要的是，为官几年搞几个“文化建设工程”，看得见，摸得着。对上容易出成绩，对下也能在老百姓心里留个好名声，对外造几个景点景区以宣传城市的新形象扩大知名度，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殊不知，城市文化建设，绝不等同于文化复古。何为文化？从广义的概念来说，属于人类学范畴，就是说人类社会在一定的发展历史阶段所创造的精神价值与物质财富的总和。比如河姆渡文化、龙山文化等。狭义的文化概念，我赞同余秋雨先生的观点，文化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会群体精神价值与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经过长期积累和引导所形成的集体人格。我以为这应该是文化建设的核心理念。
新复古主义解决不了我们当前的文化建设命题，只能是拿老祖宗的遗产去装装门面而已。我们的决策者应该动动脑子，认真研究整理一个城市、一个区域的人文精神。没有人文精神的文化建设就等于没有灵魂。
以大同为例，复古建设，是以古代佛教文化为中心，那么大同的人文精神与佛教文化又如何联系呢？有形的建筑博大宏伟，无形的东西感觉不到。最多是招揽游客，增加点门票收入罢了，而离文化建设的主旨相去甚远。
什么是人文精神、集体人格呢？并没有理论家说的那么深奥玄妙，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我们一上飞机，空乘小姐的服务礼仪和举止言谈，让你感觉到进入一种高贵的、文明的境界，而自己也立刻高尚起来，置身于飞机这个集体中，过去的一切不良习惯就荡然无存。
再比如，北京奥运会，给全世界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并不是鸟巢、开幕式和故宫、八达岭，而是成千上万的青年志愿者热情周到的服务。这种集体自觉，成为北京最光彩夺目的文化风景，也是中国人文精神的巨大力量。
这就是人文精神和集体人格。这就是文化建设的终极目标。
这不是投资几个亿，搞几个工程就可以做到的。如果我们的城市市民在公交车站从来没有排队秩序，农民工问个路也没人理，出租车拉上外地人绕道宰客，再雄伟的城墙、再辉煌的佛像，也只是城市文化的皮毛。
因此，城市文化建设的理念，应当从有形的复古重建回归到无形的人文精神、集体人格之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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