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旷达的诗词风格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宦海沉浮。面对生活的苦难，他始终表现出洒脱达观的旷逸情怀，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让千年之后的我们为之倾倒，本文就来分享一篇苏轼旷达的诗词风格，欢迎大家阅读！

苏轼旷达的诗词风格

　　2000年，法国《世界报》评选了1000年的12位英雄，包括神圣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皇帝等，其中惟一入选的中国人是苏轼。《世界报》用两个整版的篇幅详细介绍一个中国人的生平，尚属首次。苏轼缘何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曾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关、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轼仕途坎坷，宦海沉浮，但他却以旷达的人生态度向世人展示了其独特的魅力，为后人留下厚重的精神财富。

　　一、探究旷达情怀产生的渊源

　　（一）性格的形成

　　要探索苏轼的人生情怀，须了解其性格的早期形成。苏洵对其二子的脾性甚是了解，这从他给二子的命名可知。他在《名二子说》中，阐明为子取名的缘由：“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是辙者，善处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轼”是车厢前端供扶手的横木，暴露于外。“辙”是车轮碾过的印迹，既无行车之功，也免翻车之祸。取“轼”以体现苏轼率直外向的性格，取“辙”表示苏辙的平和深沉。苏洵的这个判断在苏轼、苏辙身上得以应验。苏轼锋芒外露，个性真挚坦率，“临事必以正，不能俯抑随俗”。苏轼正直的性格与其家庭教育分不开，他的母亲非常注重苏轼的人格教育。在《宋史·苏轼传》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苏轼十岁时，“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暗，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从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少年时代就向往像范滂一样，以天下为己任，报效国家，即使遇到困难挫折也决不逃避。

　　其弟苏辙在为苏轼所写的墓志铭中也提及苏轼性格形成的一个原因，“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庄子旷达超脱、任性逍遥的思想促成了苏轼“胸中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性格的形成。正是这种性格，支撑着苏轼在极度失意的仕途中却从未倒下，用道家的超脱与旷达的精神主宰他的词风。

　　（二）佛禅释的影响

　　苏轼诗词所表现的宽阔胸襟与豁达态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苏轼汲取了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积极因素。儒家的入世和有为，引导他热爱生活和人生；道家的无为和庄子的齐物论，又使他淡泊名利，在逆境中从容自如；佛家的`静达圆通，则启迪他走向圆融和通达。

　　苏轼从小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极深，自幼便“奋厉有当世志”，终身以“兼济天下”为己任。他一生都执着于自己的理想，不委曲求全，不迎合时俗，不跟风，不苟从。无论新党执政，还是旧党当朝，他都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即便遭遇那么多的磨难，他心中“望美人”（《前赤壁赋》）垂顾的期望一直未能消弭，为朝廷所用的执着也时时撞击心扉。

　　在面临官场的挫折与劫难后，苏轼开始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在被贬黄州之后，基于对命运的反思，开始对佛教进行认真的研读。在《答毕仲举书》中，苏轼说：“学佛老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仆常以此自疑，故亦以为献。”所谓“静”、“达”，就是身在黄州的苏轼对佛学的期许，那象征着佛教空静与达观的境界，就是既要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关注民生，又要在面临人生失意之际，善于开解心结，转换心态，勇于面对挫折磨难。道家的“真”，也是苏轼评价一切的准则。苏轼的主体人格有一种独立于世的品质，一种超逸绝尘的性情，因而不苟于流俗。苏轼乐天知命的思想来源于庄子“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观点。知命，不是听天由命，而是积极尽人事直到无可奈何而后已。乐天，是一种无信誉外物，不受外物所累，随遇而安的处世观。因而，素食一生既能竭尽人事，又能随遇而安，无往而不乐。

　　二、解读旷达情怀的内涵

　　“旷达”，是一种洒脱、达观的人生态度，其内涵是指解脱、超越，改变固有的观念，换个角度看问题，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发现事物的美，获得精神上的愉悦。苏轼旷达情怀中难能可贵的是在三次贬谪、多次流放中仍表现出安然处之，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

　　（一）吟咏自然，享受清风明月般的恬然自安

　　苏轼描写大自然的词，取材广阔，意境深远。在对大自然的吟咏中，也表现出摆脱自我、融入自然的旷达境界。“让自己有限人生在大自然无始无终的运动中得到永恒；让人生的种种苦恼在超乎现实的纯美的大自然中得到解脱；让自己从与社会的种种矛盾中净化出来，与大自然天造地设的规律相和谐。”（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

　　1、放情山水，忘怀物我

　　苏轼因乌台诗案，谪贬黄州，住在临皋亭。后来又在不远处开垦一片荒地，种上庄稼树木，名之曰“东坡”。对于经历了一场严重政治迫害的苏轼来说，他没有被痛苦压倒，而是表现出一种超人的旷达，一种不以世事萦怀的恬淡精神。他有时布衣芒屩，出入于阡陌之上；有时月夜泛舟，放浪于山水之间，他要从大自然中寻求美的享受，领略人生的哲理。

　　他在《西江月》中写归途所见：“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先说“照野”，突出地点明了月色之佳。用“弥弥”形容“浅浪”，就把春水涨满，溪流汩汩的景象表现出来了。广阔的天空还有淡淡的云层。“横空”，写出了天宇之广。野外是广袤的，天宇是寥廓的，溪水是清澈的，在明月朗照之下的人间仙境中，诗人忘却了世俗的荣辱得失和纷纷扰扰，把自己的身心完全融化到大自然中。这首小词，反映苏轼在黄州的放旷生活，写景之中，处处有“我”，“我”之情怀，即在景中。写于同时期的《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读完上片，我们的眼前浮现出一位风神萧散的人物，一位襟怀旷达、遗世独立的“幽人”。在这安恬幽美的夜晚，他醉复醒，醒复醉，恣意所适；时间于他，三更，四更，无所不可；深夜归来，敲门不应，坦然处之。清代王夫之《姜斋诗话》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对于历尽宦海沉浮、九死一生的苏轼来说，现在置身于这宁静、旷阔的大自然中，物我两忘，自然超适。

　　2、寄寓物象，彰显人格

　　苏词咏物，不但重形似，而且重神似，不但能写出物象，而且能写出高远寄托和旷达情怀。苏轼词中常咏月、咏梅、咏鸿，用这些寓意高远的自然物象来表现自己傲世独立的旷达之情。

　　“怕愁贪睡独开迟，自恐冰容不入时。故作小红桃杏色，尚余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诗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绿叶与青枝。”（《红梅》）词中把红梅人格化，也是苏轼的自我独白。他发掘和升华了自然界所塑造的梅花凌寒不屈、迎风斗雪的品格——“梅格”，即使泛点红色，但冰容玉质未肯迎合时俗。苏轼将自己的人生体验和主观感受融入到对梅花的描写中，把自身的思想和人生理想寓于“梅”的形象之中，让“梅”成为自己人生际遇和人格的代言物。苏轼还借孤鸿表明心志，“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这里用孤鸿衬托，足以表达其“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张惠言《词选序》语）。“孤鸿”不仅表现了某种人生哲理，而且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具体地说，孤鸿的超世拔俗、高举独行正是词人自我人格的写照，同时也蕴含了一种人生如幻的哲理，“杳杳而没，不计东西”。还有透露出人生只是个悠悠长途，所经所历不过是鸿飞千里行程中的暂时歇脚，不是终点和目的地，总有希望和未来。可见，苏轼在承认人生悲哀的前提下，又始终追求人生的自由；在面对人生的缺憾时，会提出了强烈而美好的愿望，即“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二）躬自反省，积极探索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在错综复杂的北宋政局中，作为保守派代表人物的苏轼成为新党围攻的目标，遭遇了人生的劫难。被贬黄州是他政治生涯的一个低谷，却也是他精神历程中的一次升华。苏轼一方面积极解决生活中的困难，一方面认真反思性格上的弱点，“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答李端叔书）他要努力使自己成为艰苦生活的主人而不是奴隶，他要努力创造出兴味盎然的生活。例如：“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原是生活中一件极普通的小事：“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但其深层蕴含，却是词人的处世态度。词的上片写冒雨而行的心情，在铺天盖地的骤雨袭击下，诗人仍是那样的安闲自若：“一蓑烟雨任平生”，活脱出一个履险如夷、泰然自处、任天而动的仙人形象。词下片写雨后景物和感受，骤雨已过，云开天晴，春风料峭，夕阳斜照，而酒意早已飘散。“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表现出苏轼不畏人生坎坷，安之若素的超然情怀。

　　也正因为这种情怀，从元丰五年七月到十月，苏轼在黄州赤壁的三次歌咏，成为千古绝唱。《前赤壁赋》中的一番主客对话：“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这里诗人用明月和江水比喻人生，揭示人生的两方面：一方面，生命渺小、短暂，不可挽救的逝去；另一方面，生命又是永恒的。江水东流，明月亏缺，但是水流不断，月缺又月圆。每个生命都与江水、明月一样长存天地。苏轼走出了历代文人对人生短暂的感伤，领悟到只要将自己的每一分投入到自然界无限的境界中，享受每一分生命、月光，抒写用心咀嚼的文字，便是永生、永恒。古人曾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对于此时的苏轼来说，立言成为他在黄州时期实现不朽价值的重要途径。因此，身在逆境，他总能把稍纵即逝的感受，把对人生坚定不渝的信念赋予不朽的艺术形式，使之永留人间，使生命焕发光辉。

　　（三）通达事理，营建自得其乐的精神家园

　　苏轼遇事通达，能从多角度用变化的眼光看问题，使自己不陷于政治的漩涡、不沉于苦难的深渊，表现出一种理性的追求。

　　被贬惠州、儋州意味着苏轼的命运再次遭受重大的挫折。环境更加险恶，生活更加艰难，但是他通晓事理的睿智和善于变换角度看问题的聪明，赋予了他解脱忧患的非常人所及的能力，“超然自得，不改其乐”（《与元老侄孙书》），林语堂亦称他为“秉性难改的乐天派”，“忧患来临，一笑置之”。如果说当年被贬黄州之时，苏轼还有东山再起的斗志和希望，此时一贬再贬，他早已将生死得失置之度外。苏轼明白，在人生败落低迷的极点上，必须做终极的人生思考方能解脱自己的心灵，超脱现实的苦难。苏轼顿悟，人生并非只能一味地往上爬升，暂停脚步，欣赏沿途风景，也无不可。因此在晚年备尝艰苦，九死一生之际，他笔下的春景仍富有生机与活力：“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减字木兰花》）海南岛在宋时被目为蛮瘴僻远的“天涯海角”之地，前人所咏，多是面对异乡荒凉景色，兴起飘零流落的悲感。而苏轼此词却以欢快跳跃的笔调，呈现出不同的景象。“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与此意留蛮荒。他年谁与作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九疑吟》）苏轼与其他逐客不同，他对异地风物不是排斥、敌视，而是怀着第二故乡的感情。即此一端，亦可见词人确实做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自我拓展了享受人生乐趣的心灵空间和营建了自得其乐的精神家园。

　　综观苏轼一生，正如其自嘲：“心似已灰之木，心如不系之舟，问汝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虽然一生坎坷，但他始终表现出洒脱旷达的精神。现在看来，即便遥隔近十个世纪，苏轼的至理哲语，依然亲切如昨，仍具现实的生命力，在人生不同的心境里，都会折射出智慧、旷达、欣愉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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