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下的写作散文

　　若说写风景，其实写的还是风景里的人物和事情。

城墙下的写作散文

　　旧人和旧事纠葛在一起，组成了吹吹打打的一个响器班子，不舍昼夜地在我的脑子里敲打，腔调高亢嘹美，抬腿动脚全都踩着板眼。近些年，我似乎是陷入了“老西安”的情结，分不清是梦是幻了，分不清是醉着还是醒着。我在梦着醉着的时候，神会了太多的老西安城的人物和事情，拧绳的、捏笼的、挑担的、吆车的、迎亲的、嫁女的，等等。梦村的老西安城，是一个俚俗和礼俗结构出的真趣社会；醉乡的老西安城没有人盘剥人，也没有人被盘剥，穷无穷根，福无福种，穷人和富人攀着肩膀头说话。我在旧人旧事里沉浸得太久，心态、情态全都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了。

　　我的文学创作，除了为我挣得一些虚浮名份，它还肩负着我养活家小的重任。对我而言，文学是一种行当，作家顶多只能算是个把式。在我生活的这个城市里，写作这个行当里有许多顶呱呱的把式，他们有绝活，有嫡系的语言方法，他们的手艺为他们赚取了很大的声名和荣誉。他们的作品一经问世就轰动，就“炸弹”，和他们相比较我的作品算不得炸弹，甚至连摔炮、拉炮都算不得。生在老西安城，长在老西安，城气城氛补益着我的家庭生活和文学创作，城上城下到处都能遇到我熟悉的人，他们是品行端正的平常人，这里面有钉鞋的、踩三轮的、卖肉的、卖鱼的、修马路的，尽管他们对艺术一无所知，但他们真正称得上是这个城市的精华。所以，我描写的也只能是老西安城这一方水土的风物风情、人情世情了。在我的心里，西安城是我的福田，该耕作播谷时且耕作播谷，该顶梁架屋时且顶梁架屋，顾不得利马流年了，也顾不得收获的是麦子还是麦草。抓一把西安城的黄土，我把它紧紧地攥在手心，你拿皇上的金马驹、金马褂也换不走它。

　　从草丛里窜出兔子，这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奇怪的是从草丛里窜出的兔子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间，然后又掏出眼镜架在了鼻梁上。这就是古今中外文学的叙述方式，它更接近梦着、醉着和童稚的境界。中国历代的“说书人”就这样述说世间的物事，中国的神话和仙话这样讲，《阿Ｑ正传》这样讲，《骆驼祥子》和《死水微澜》都这样讲。书名《说西安》，我就不妨取了说书人的姿态，讲究些“结穴”和“脱卸”，“悬窒”和“危机”。在过去的“说书人”和现代的小说家那里，所谓的中国叙事文学，说白了，其实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智慧史”，是一部由“语言”与“结构”联缀而成的“叙述手艺”的历史。

　　在《说西安》这本书里，我尽其可能地把老西安有关的“事情”与“人物”联系到一起来“说”，透过“事情”本身，体现出老西安“人物”的'精神韵致和形神美仪。历朝历代的文学作品分类颇繁，但去伪存真地精减下来，也莫过两类：一类是实文，二类是虚文。实文源出历史，真中求善；虚文源出神话，美中求善。就“说书”而言，真与假、情与理、形与神、虚与实、主与客、分与合、起与落、伸与缩，贯穿着说书人对人事物事的情境理解，同时体现着说书人手艺的高下文野与德性的是伪是真。最重要的是，“说书”是一门令人快乐的艺术，它让冰冷的故旧风景有了四季的温度，它让画上的故旧人物或挑担或背筐地自己从画上“走”下来。在过去的说书人那里，有一句行话：要说古今千年事，须平自己是非心。在写作《说西安》的过程当中，我取意简约，心存淡泊，剔除了所有语言的藻饰和作文的拿捏，尽其所能地把人事和物事“说”得入俗通俗、适俗随俗。我采用或虚服从于实、或实附丽于虚的方法，对故旧生活做一回或“弃恶俗”或“扬美善”的艺术处理。在虚与实的辨证关系上，《说岳前传·序》中就说得合情合理，它认为：“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亦不宜尽出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荒诞而无以服考者之心，苟事事皆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虚与实不宜相互挤兑，互相轻贱，更不该有哪一方面的偏袒与偏废。

　　《说西安》这本书所表现的都是过去存在的东西，当属实文；但是由于年深日久、旧貌淡逝，许多过去实实在在的行当秘奥、业门绝技渐次地颓废为市井的常谈和茶坊的旧话，而这些“常谈”和“旧话”也面临着随时散轶的可能，需要整理和爬梳，难免参与“虚”的手段。另外，老一辈““说书人”还有一句行话：话必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顾不得是实是虚、是俗是雅了，我是“说书人”，我以整旧如旧的“喷口”和“散口”传书，我以取径冲淡、崇尚平朴的语言手段，搭筑一座昔日的西安老城坊，让旧景里彻响起死鼓涨气的吆喝，让顶盘的、挑架的、箍盆的、箍瓮的，钉锅的、焊壶的、捏笼的、拧绳的、缝穷的城坊诸工，从新操持起旧日的工具，成为一角风景；让剃头的、修脚的、修钢笔的、修眼镜的、吆车的、放炮的、掮叉的、货郎担，一路小跑地归回手工业时代，操起顺手的劳动工具，投入快乐的劳动。所以，在《说西安》这部书里，我会借来中国传统“园艺学”衬景、露景、透景等手法，好让书中的人物和书中的事情，互照互鉴，相映成趣，更具艺术的魅力。这样，这本书就很像一剂由许多味药草配伍而成的中国的汤药。中国的汤药讲究“四气五味”，讲究“十八反”，我在这本《说西安》里也明里暗里地埋伏了许多的“讲究”：以冷淡清虚的手法“平面平行”的说人说事，领着读者去看故旧的风月、云烟、花柳；以脱套去陈的手法对旧人旧事进行“剖洗磨炼”的处理，不废辞却不用陈辞，不越理却不用肤浅理，让人物和事情在平常心、平常态中精光透露。剔除流行“搞笑”“搞闹”的陋习，剔除流行文学的实用功能和讨巧讨好市井的陋习。我想，“无文而文自至”更接近老西安人生存和语言的状态，我想拙朴总比华巧要好，简净总比繁琐要强。我把每一个行当的奇人异事，在不失历史故实的基础上，聊做或笙萧夹鼓或一击二鸣，或背面敷粉或虚敲实应的艺术处理，权作是对写作方法的探索。这样，这本《说西安》也就多了一些“稗史”的可读性和“野史”的流行性。《说西安》写得是老西安的旧人旧事，写得是老西安的历史故实，经不得满嘴跑舌头的“前卫”与“先锋”杂话杂流者的所谓破构。我寻找公正的理论，寻找公众的评说。

　　文到白描臻化境，诗无蓝本得真宗。我是“说书匠”，我追求无“蓝本”的境界，追求文学和人生大而化之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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