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静王的朋党散文

北静王的朋党散文

　　北静王水溶，一个过场式的人物，几乎没有人去评论他，挖掘他影射着什么。还是著名作家兼红学家（也许是秦学家更准确些）刘心武先生有慧眼，竟然把北静王水溶解读得非常之完美。令人折服！使人相信这个在前80回只出场过一次的必不可少的陪衬式人物，确实在向读者传递着某些重要信息。

　　刘心武先生对北静王水溶索隐性的观点，建议不妨抱着娱乐的心态去看看，很合情理也很有趣味。是目前红学界百家争鸣之中最为突出者之一。细读之后，似有所悟。想起了宫延之争中的朋党，贾府被抄家而败落无非是一个朋党在政治上的失败。

　　贾府为秦可卿的身后事操办了一场超豪华的葬礼，规格之高，来了王公贵族一大堆。参加葬礼的北静王水溶，恐是级别最高的官儿。太监“大明宫掌宫内相”戴权，也是权重位高的人物，可他只敢“打伞呜锣”。而北静王水溶，是“鸣锣张伞”而来。一“鸣”一“呜”，少一点就是森严等级。

　　然而他们的出场都特意提到他们的伞，这是否暗含寓意？窃以为他们分别代表着两大官僚集团。那么他们的保护伞下都罩着什么人？毫无疑问，他们的保护伞下都有贾府。换言之，贾府就在他们的羽翼之下。因此，贾府同属于以宦官戴权为首的“阉党”和以北静王水溶为首或称之为灵魂人物的“世袭党”。文本中没有提到宦官戴权的官僚集团。但北静王水溶的官僚集团却交待得很清楚，阵容非常庞大。

　　他们是：四王，东平郡王、南安郡王、西宁郡王、北静郡王。八公，镇国公、理国公、齐国公、治国公、修国公、缮国公、宁国公、荣国公。余者有忠靖侯、平原侯、定城侯、襄阳侯、景田侯、锦乡侯、神威将军等等王孙公子，不可枚数。这些所谓的世交之家，实际就是朋党。他们之间相互庇护着。

　　北静王水溶作为这个官僚集团的精神领袖人物，他对这些人的庇护是做得很到位的。为此，他赢得了贤王的美名。这点，从他很在意贾府的这场超豪华葬礼可以看出来。他“不以王位自居”，亲自探丧上祭。出殡时设路祭，命麾下官员伺候。自己则“五更入朝，公事一毕”，换上素服，就来祭棚等候。

　　年龄不到20岁的水溶成了北静王，只因当初“惟北静王功高，及今子孙犹袭王爵”。他“形容秀美，性情谦和”，颇具王者风范。以他之弱冠，能做到重情重义知礼，实在是难得！同时他还懂得人情世故，更可贵的是知道教育的重要性，没有纨绔习气的水溶恐怕是北静王府对后代子孙注重教育的结果。

　　北静王水溶毕竟年少，贾宝玉很快就成了他知心好友。不谙世事的贾宝玉，无意间增强了贾府与北静王府的联系。因此，高鹗在续本中的第105回《锦衣卫查抄宁国府、骢马使弹劾平安州》中，由于北静王水溶的从中保护，荣国府得以幸免于难。贾政一房，基本没事，贾赦一房也从宽发落。

　　这就是官场中“朋党”的作用！朋党之争在历史上时有发生，它对国家对民族的影响很大。早期，有晚唐时的“牛李党争”，一方是代表科举出身的庶族官僚集团；一方是代表世袭出身的士族官僚集团。“牛李”则分别是两大官僚阵营代表人物的姓氏。而其中一派与北静王水溶的官僚集团何其类似。

　　“牛李”各自的政治主张只是为各自的官僚集团服务。比如就取士而言，一方主张科举，一方主张门荫。为此，他们可以全然不顾国家的利益与安危，把个人恩怨也渗杂在政治当中，任何一方一旦大权在握，就排挤打击对方。于是，在李党与牛党轮流执政时，不论是非，彼此都将对方或排斥或流放，两派结怨甚深。

　　他们甚至，就政敌做出来的有利于国家的丰功伟业，都可以置国家的利益而不顾！唐穆宗时，牛党首领牛僧孺做宰相，把李党首领李德裕排挤出朝廷。唐文宗时，李德裕仍在外任西川节度使，接受维州吐蕃副使斯坦谋归唐，身为宰相的牛僧孺却因是政敌李德裕的政绩，竟强令李德裕将降将和城池交还吐蕃。这场动摇唐朝后期统治的党争之祸先后长达40年之久。

　　后世大明王朝覆灭，朋党之争功不可没，“盈廷如聚讼”是当时之风气，主要是东林党人与阉党党羽的口舌之争。就快要做亡国奴了，他们还在无休止地争论，无休止地相互迫害。东林党人因政敌阉党的名声太坏同时又处在弱势而深得后世的赞扬与同情。同时代有识之士，并不一定支持东林党人。

　　因为，东林党人也做了一些令人不齿的事，比如崇祯14年，东林党人以不光彩的手段，重贿司礼监太监，使奸臣周延儒再次出任首辅。此人在崇祯3年为首辅时，因庸懦贪鄙被阉党党羽温体仁排挤罢相。正是这样的`一个奸臣在崇祯16年，清军入关时，亲自督师，却不与清军交战，还谎报军功。身为首辅，如此误国！真是大明王朝的不幸。这是东林党人的功劳。

　　缺少大是大非，没有大局观念的“朋党”，其误国由此可见一斑。北静王水溶，置国家法度于不顾，包庇贾赦这样的官场败类，其行为是恶劣的，他的贤王之美誉更是值得怀疑。这是典型的是非不分，给国家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说小点，水溶的行为比官场败类贾赦的危害性更大，因他庇护的又何止贾赦一个？说大点，由于水溶的庇护，其“朋党”贪腐成风。他是在变相危害国家的稳定。

　　北静王水溶之所以在大是大非面前如此模糊，就是“朋党”观念在作怪。其实“朋党”本身并没有什么错，好的朋党对国家对社会是很有益处的。北宋欧阳修就曾写过一篇《朋党论》，他写道：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意思是：自古就有“朋党”一说，分“道”与“利”两种，君子与君子结盟成的朋党，他们有共同的理想、政治上意识形态相同，以国家苍生为已任，谓之同“道”；而小人与小人媾合成朋党，则以共同的利益为前提，谓之同“利”。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啊。

　　由此，便想起来了发生在北宋神宗时期的“新旧”党争。改革派王安石为相时，为了改变国家积弱，国库空虚的局面，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变革运动，侵害了地主阶层的利益，又因为在推行变革的过程中，一些细节没有考虑好，执行不当，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以欧阳修、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们强烈反对。

　　于是，一场新旧党争拉开序幕。这两派之间，似乎都是因“道”而结盟的君子“朋党”，只是不同“道”而已，可他们在政治的领域里，相互倾轧起来，同样令人寒心。好在，北宋王朝中叶的这场失败的变革没有加速它的灭亡。可谓君子之争不误国！

　　比如抗日时国共两党的合作，外敌当前，他们暂时放下因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进行的连年内战，共同抵御外敌。这种对大是大非的明辨，体现了我们民族的智慧，它远远地超越了我们的先人。时隔半个多世纪，一场自然灾难汶川512地震震憾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华民族表现了空前的凝聚力！

　　然而正如抗日战争时也有汉奸一样，在这个民族正受到空前的自然灾难时，竟也有来自中国的邪教；或所谓的学者高唱“天遣”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