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蕾上绽放的花朵散文

　　穿衣吃饭，对家庭而言虽说是大事，而父亲是不管的，我们家是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母亲崇尚“鲜衣美食”，母亲的理论自然是有道理的，以衣帽取人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社会风气，积恶太深，很难更改。“衣”之鲜是精神，“食”之美是健康。母亲懂生活，即使是物质的贫乏也难阻挡她的热情，她精细盘算，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过得叫人眼馋。

味蕾上绽放的花朵散文

　　母亲爱说书，在闲暇时给我们说隋唐、说杨家将、说杜十娘。母亲会说书，却说不来“吃”的历史，母亲说不来神农尝百草、黄帝创造炉灶、饮食从何时摆脱蒙昧走向文明。名吃之名母亲倒也能说上几个，名吃的历史掌故母亲是说上不来的。但母亲知道民以食为天，这就够了。不是么？在她眼里，那个小小的家就是她全部的世界，她没有走南闯北，对外面的一切很是陌生，她无法胸怀世界，她生活的艺术也只为那个家。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粥饭二物，当家常日用之需”。《本草》云“米能养脾，麦能补心”。这是祖先的智慧。沿袭祖先的生活方式，实在是经济又健康的事儿。《朱子家训》提到了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古人主张“辟谷”，三餐区别对待。变换一日三餐，一般人家倒也在意，倘若说主食辅食之分就难了，主妇厨艺不精，还遭遇物质匮乏。因为母亲，我们家有主食辅食之分，除了米饭，稀饭，还有面条、米酒、米粑、发糕等吃食，堂兄堂姐们很喜欢来我家蹭饭。小姨曾批评母亲，吃什么不是吃，弄那么多花样也不嫌累。母亲说，亏待什么都不能亏待胃，到时候一次性算总账，有你受的。小姨颇不以为然，有那么娇贵吗，人家粗茶淡饭不也吃得蛮好么。

　　想起母亲，记忆里是数不尽的美食。即或是在今天，母亲也有足够的能力开一家小吃店。儿时，我总觉得母亲有如神助，那双手纤细瘦弱，那双手神奇无比，就像附了魔法，随便动动，食物就如花朵般绽放开来。无论哪个季节，我们都能吃到美食。米酒、米粑粑很是养胃，四季都能享用。菜粑粑我们家吃得少，母亲说这东西少吃点是无所谓的，吃多了胀气。麦收后母亲给我们蒸发糕，做手擀面。发糕是用米酒发酵的，发酵时间很是重要，时间短了，蒸出来的发糕粘牙，时间过长，发糕就泛酸。母亲常在蒸锅里铺上新鲜的荷叶，发糕蒸熟的时候，荷叶的清香飘散开来，空气里都是香甜的味道；米粑粑、馒头也是用米酒发酵的，米酒发酵的好处是速度快，蒸出来的食物清香四溢、松软可口。端午节吃馒头、撒子，夏季吃凉粉。元宵节吃汤圆、月半团子。汤圆是糯米粉做的，吃多了胃里泛酸还不易消化。月半团子是典型的时令性食品，正月十五开始食用，保质期能有一个月左右呢。做月半团子不算是精巧的活儿，用红、白萝卜剁馅，再加点盐调和，然后把馅放入做好的米团子里上锅蒸。萝卜的清香和米的香味儿串在一起，特别能调动食欲，若是在馅里调上点猪油，味道就更好了。月半团子美味、易消化，故而特有市场，无论老少都是喜欢的。

　　同龄人聊天，有的说起儿时挨饿的经历，禁不住摇头叹息，仿佛记忆里还是一片饥饿。青黄不接时，孩子多的人家常闹饥荒，“半大小子吃穷老子”，油水少肚皮大，穷吃饿相，见了食物就两眼放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能从量上克扣了。喝稀饭、吃杂粮、煮野菜，三顿变两顿。稀饭稀得能照出人影，面疙瘩、玉米疙瘩、南瓜疙瘩，下在锅里，加点盐巴，菜省了，油也省了。即使这样，还是免不了断顿。为了把日子对付过去，就有了花样倍出的特色饭。所谓的特色饭就是饭菜一锅焖，芋头饭、豆角饭、大白菜饭，省油又省柴，实在是太经济了，如果能加上一勺猪油拌拌，那就是美味大餐了。有特色饭，也有特色稀饭，锅巴稀饭、薯稀饭和南瓜粥，最让人接受的是锅巴稀饭，虽然是清汤寡水的，到底里面还有几颗大米。喝稀饭不抗饿，最多只能当时吃个囫囵饱，一到晚上就饿了，饿得心里发慌，饿得睡不着觉。我没有这样的遭遇，体察不到挨饿的心境。当然，这得感谢我的母亲，她一向是未雨绸缪的。父亲去世后，玉米、红薯进入了我们的生活。按工分分粮，家里劳动力不多，分的粮食又少。母亲说柴多米多没有日子多，万不可断顿。保证一日三餐，保证我们长大，是母亲的责任。玉米粑粑、玉米疙瘩，金灿灿的.，煞是好看。好看与好吃并非一回事，玉米的颗粒很粗，实在是难以下咽，几天之后，胃就开始强烈抵制了，一见就条件反射地胃痉挛。那时候，红薯在我家的使用率比大米要高多了，一日三顿，顿顿不离红薯，红薯稀饭、红薯焖饭、红薯面条。红薯香香甜甜的，母亲也做得很用心，红薯口感比玉米好，但吃久了也倒胃口。曾经烤红薯特别走俏，儿子爱的不得了，每天都吵着要吃。见我蔫蔫的，提不上劲。儿子天真地问我这么好的东西你怎么不吃？儿子泡在蜜罐里，他哪里能够明白。每天放学回家，弟弟冲进家门就迫不及待去揭锅盖，白色的雾气升腾起来，红薯的香味儿便在空气里流转，弟弟失望地盖上锅盖，皱着眉，怎么又是红薯？母亲并不理睬弟弟的抱怨，依旧笑容面满地张罗着开饭。那时，我们家是有存粮的，母亲为何要这般节省？我们不明白。后来，母亲还拿出粮食来救济堂叔一家，我们就更不明白了。堂叔没啥信用，母亲借出去的粮一粒也没还过。我们曾言辞激烈地表示反对，母亲只说人家也要吃饭，也不给我们任何解释。这样的时间到底有多久，三年还是五年，我已记不清了。而今，玉米、红薯都极受欢迎，怕是从未想过会有今日的殊荣吧。

　　母亲没进过学堂，土改时上过几天扫盲班，识得一些字，认个票证、数字、名字倒也过得去，若要说读书看报就不成了，更别说读什么饮食专著了。母亲善厨，用今天的话说那叫自学成才。她既没家学渊源，更无从师经历。母亲聪敏而有天赋，凡事都爱琢磨。母亲说自己是小姐的出生丫鬟的命，这辈子注定了忙碌，外婆去世得早，外祖父忙生意，家里的担子都压在母亲肩上。母亲为人热情，村里人有大事小情宴请宾客总要请她去帮忙。我还记得母亲做厨的形象，一条白围裙，一条蓝格方块围巾（包头发）、一副碎花袖套，清爽而干练。美食家袁枚在《厨者王小余传》一文中描写了大厨师王小余炒菜的事，王小余一边炒菜一边给灶下烧火的发指令，说王小余的表情俨然像个在前沿阵地指挥打仗的将军。我想，母亲给人做厨时也大抵如此的吧。

　　我比母亲幸运，而且爱读书，惭愧的是我也没读过一本完整的饮食专著，李渔的《闲情偶寄》中与饮食相关的内容倒是看过，但终究对李渔的生活不甚了解，也无李渔的雅兴，故而也记不完整。我一直想成为母亲那样的人，手下生花，做出无数的美食。而我不如母亲的能干，也无母亲的勤勉。我爱美食，多半只是嘴上说说，偶尔来了兴致也自己动手做，忙活了半天，做出的食物却难有母亲的味道，有画虎不成的感觉，一次、两次……慢慢的兴趣就淡下去了。有朋友对我说，超市里什么没有卖的，你干嘛要自找麻烦。我也一再安慰自己，实在是有心也无法施展手脚，原材料难找，工序又多，还无土锅土灶。市场上买不到的，我就到超市去买速成品。速成品包装得挺好看的，只是吃起来再也不是儿时的美味了，难道说儿时的那份幸福再也找不回来了么？

　　母亲做的食物不用添加剂，调料基本是自制的，豆豉、小麦酱、干辣椒或腌辣椒，这当然跟当时的条件有关，物质不丰富只能因陋就简了。豆豉、小麦酱是在夏天晒制的，是何工序，如何发酵，我那时太小，没想要记下来，但那种味道还残存在记忆里。晒制后的豆豉加水加盐煎开就能食用了，豆豉可当菜也可作调料，生津开胃。据说，酱是周公旦制作的，有解毒之功效，《尔雅·释名》“酱，将也，制饮食之毒，如将之平祸乱。”小麦酱是否承袭了周公制酱之法，我也说不上来。小麦酱是单纯用来调味的，晒好的小麦酱颜色黑红黑红，有点像熟透了的桑葚。这些东西通常都晒在高处，用一层白纱布盖着，馋嘴的小孩子拿来板凳、梯子，站在高处，偷偷地用手蘸酱吃，咸甜的味道在口腔里流转。

　　物质的匮乏，人们对吃的要求很简单，仅限于吃饱肚子，一碗蛋炒饭便是无上的美味了。蛋炒饭在同龄人的记忆里是奢侈，而在我则很平常。我们家养了那么多鸡，吃点鸡蛋当然不算什么。母亲是出了名的好客，那时候计划经济，猪肉是凭票供应，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便杀鸡待客。熬鸡汤需要时间，不留夜的客人来去匆匆享用不了，红烧鸡块倒是蛮合适的，配料随季节变化，萝卜、土豆、红薯有啥配啥。那时候，母亲还不知道有宫保鸡丁这道菜，故而黄瓜就没能派上用场。糯米熬鸡汤调味品不过生姜、盐、胡椒粉三样而已，做起来那叫一个费神，吃起来那叫一个香。鸡肉在锅里炒香装入瓦罐，放到土灶里用余火慢慢熬制，鸡汤熬好后加入浸泡好的糯米再小火慢炖。为了熬一锅好鸡汤，母亲晚上要起来好几趟。时隔多年，堂姐依旧怀念母亲做的瓦罐糯米熬鸡汤，肉香软糯，汁稠汤浓，让人回味无穷。而今高压锅、紫砂锅熬出来的糯米鸡汤，的确省时，味道却大打折扣，再难有口舌生津、唇齿留香的感觉了。

　　虽说物质不富裕，过年还是挺隆重的。扫尘、贴春联、备年货。扫尘是很仔细的，除旧迎新嘛，新年新气象。父亲写对联，母亲总要叮嘱别忘了写“五味调和”“六畜兴旺”。“五味”“六畜”到底何意，小孩子是不关心的，往哪贴更是懒得管。小孩子爱热闹，喜欢年的那份闹腾。厨房的烟筒上贴“五味调和”，鸡舍上贴“六畜兴旺”，灶神、六畜也要过年了。此时此刻，人、神、畜是多么的和谐呀。前不久，我读了一本与饮食有关的书，才知道“五味”最早出现在《礼记》中，彭祖发明了五味调羹。备年货可忙了，忙得人连轴转，做年糕、摊豆丝、打糍粑、熬麦芽糖、切麻糖、打豆腐、开卤锅。做年糕、豆丝都需要把米浸泡后磨浆，打糍粑当然是父亲的专利，力气小的打不了糍粑。腊肉大蒜炒豆丝、麦芽糖水是我的最爱。熬麦芽糖的时候，我们争抢着要到灶上去烧火，不是因为好玩，更不是因为勤快，而是为了那香甜的麦芽糖水。就算抢不到，也要搬小板凳坐在灶边守着，这样才心里踏实。瞌睡的不得了还要硬撑，母亲明白我们的心思，也不赶我们去睡。红红的火光映着我们的脸，我们一个劲地添柴，烟从灶里往外跑，呛得我们眼泪直流。母亲到灶下用火钳把灶里的柴架起来，烟就慢慢散了，母亲说人要忠心火要空心。没成想，这烧火与做人亦有相通之处。喝一碗浓稠香甜的糖水，心里甜透了，连梦都是香甜的。父亲给我们说过他小时候在叔祖家偷吃豆丝的故事，说那时候在他看来，豆丝就是最好的美味。吃过晚饭，父亲便把一大盆磨好的米浆端到厨房去，搁在灶边的高凳子上。母亲给锅里倒点油，用干净的竹刷子刷锅，左手拿一只小碗舀米浆倒入锅里，右手拿一个蚌壳在锅内慢慢沿着一个方向转动把米浆铺开，不要多久就能闻到一股香味了。刚出锅的豆丝在我们的哄抢中支离破碎了。母亲说尝过了就一边玩去，等会再吃炒豆丝。得到母亲的许诺，我们便到堂屋里去做游戏。父亲从墙上取下腊肉用刀割下一块在砧板上切，满满的一小碗。切了腊肉，父亲就择大蒜，洗好后用刀切成段。然后我们把腊肉和大蒜送到厨房去，围在灶台边看母亲炒豆丝。母亲把腊肉倒在锅里不停翻炒，炒到腊肉冒了油，就加大蒜，大蒜煸香后，加放冷了的豆丝继续翻炒，几分钟后腊肉大蒜炒豆丝就出锅了。母亲命令我们，吃完了就去睡觉。我们吃了腊肉大蒜炒豆丝，打着饱嗝，才心满意足地睡去。人说，人生有三苦：撑船打铁磨豆腐。打豆腐是一个体力活，通常是在小年之后，一盘豆腐所花费的心血绝不亚于指挥一场战役。有一回调皮的弟弟一脚踏进了刚刚摇出的浆水里，母亲很惋惜，糟蹋了一锅好豆腐。母亲不知道豆腐是西汉时淮南王刘安发明的，却知道“菠菜豆腐羹”又叫皇姑菜，这大约跟母亲爱说书有关，她曾给我们讲过乾隆皇帝六下江南的故事。据说，乾隆皇帝南巡过镇江，有一位民女献菠菜炖豆腐，名为“金镶白玉嵌，红嘴绿鹦哥”。乾隆品尝后，极为赞叹，当即封她为皇姑，所以此菜后来也被称为“皇姑菜”。

　　平常的日子，亲戚间并不怎么走动。过年了，难得清闲，自然是要来往的。于是，待客就成了过年的重头戏。最最一般的人家也要准备八大碗待客的，乡下人讲究实实在在，所以饭桌上基本不用汤水。饭桌上也不见牛肉、狗肉，耕牛是农民的朋友，且有明文规定，不得随意宰杀，狗肉上了正席是有轻慢客人之嫌的。因此猪肉和鱼就唱了主角，扣肉、全鱼被人称之为看鱼、看肉，这两道菜只能看不能吃，搁在桌上不过是装装门面。小孩子走亲戚前，大人是要特别交待的。看鱼、看肉过了正月十五才能享用，这两道菜到底怎么做的，居然可以放半月之久。那时可没有冰箱、冰柜冷藏。大约是那时的冬天才叫冬天吧，滴水成冰，凛冽的风霜刀一样。我们家过年通常有十多碗，分为肉菜系列、鱼菜系列、卤菜系列，看鱼、看肉有备份。肉菜、鱼菜是要上蒸锅加热的，卤菜要加佐料，所以要放锅里炒一下，出锅后上麻油、撒上葱花，色香味就出来了。新鲜蔬菜反倒上桌少，菜苔、小白菜只能二选一，谁愿意被人背后议论小气呢。

　　生活节奏快，流动人口多，快餐也就应运而生了。快餐的确体现了一个快字，给人带来诸多方便。周边的几家快餐店有做称菜的，也有做小碗菜的，生意都不赖，上午十点半到晚上七点，那是母亲的爱。母亲从不厚此薄彼，哪怕是她唯一的儿子，也未曾享受过一星半点的特殊待遇。这也是母亲与一般居家女人不一样的地方，居家女人多重男轻女的。那时候，一家人吃饭时间很少同步，母亲便给上学的我们留小碗菜，分量、菜每份都一样。母亲的这一做法避免了孩子间的纠纷，在那时的确是聪明之举。

　　母亲喜欢看我们吃饭，坐在一旁很安静地看，眼里的光柔柔的。我们吃得毫无顾忌，吃得津津有味，桌上的菜在我们大快朵颐后盘干碗净的，她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我们长大后，一大家人有时也聚在一起，母亲忙忙碌碌地做一大桌子菜，看我们手里的筷子懒洋洋的，她很失落，小声嘀咕，怎么就不好吃了呢？我们笑着告诉她，是外面好吃的东西太多了。听我们这样说，她才释然，感叹现在的人有口福。

　　蔬菜、瓜果用来补充食物的不足，是进入文明社会后的事。商代出现菜园，周代出现果园，这是人们认识的提高。李渔对蔬菜提出的一条标准，“摘之务新，洗之务净”，这条标准也是母亲的标准。母亲喜欢种菜，菜园、自留地都派上了用场。母亲还特别在自留地里辟出一块地种黄花菜，那块地应该有二十多个平米吧，母亲说黄花菜开花就能采摘了，我极力要求母亲把采摘任务交给我。我每天早晨都要去看看，黄花菜开花了没有。晨曦微露，晶莹的露珠滚动在青色的叶片上，我小心翼翼地扒开叶片，采摘黄花菜的花朵。有一次，我把刚打的花苞也给摘了。母亲说你就这样性急呀，这花还在睡觉呢，我不好意思地伸伸舌头。母亲的菜园子极有特色，品种多，长势好。母亲搭的瓜架在当时堪称一绝，母亲就像做房子一样，挑选的竹篙长短粗细一样，细铁丝固定，瓜架四平八稳，不担心风雨来袭。那时还没有大棚蔬菜的概念，按季节种菜，播种、出苗、间苗、施肥、浇水，最缠磨人的是挑菜水。母亲好像特别喜欢种萝卜，尤其是白萝卜，萝卜有小人参之称，其药用价值人们还是有认识的，“冬吃萝卜夏吃蒜”的说法很流行。萝卜的适用季节很长，生吃、炒着吃、熬汤、腌制都可以的，萝卜干、泡萝卜、酱萝卜。为备不时之需，乡下人还喜欢晒干菜、腌咸菜。干藕片相对容易，干豆角、黄花菜是要上锅蒸的，这里有一个火候问题，乡下人从不看钟表，要蒸多久全拼经验，他们的经验很管用。腌腊肉腊鱼是湖北人的传统，一般要在冬至过后，否则味道就不地道了。不年不节的时候，突然有客人造访，有了腊货，就不担心怎么招待客人了，腊肉炒大蒜、腊肉炒菜苔、腊肉煮豆丝蒸腊鱼那时是很受欢迎的。腌制的菜不宜多吃，这主要是从营养的角度来说的吧。后来，又听人说腌菜吃多了致癌。这说法也许有几分道理，但我觉得最主要的应该与体质有关吧。像我这般年纪的腌菜肯定没少吃，我们也没必要听风就是雨，自己吓唬自己，有些病就是忧思过度引起的。我们家的餐桌永远都不单调，当然的感谢我的母亲的调配。母亲是有心人，早有准备。我们家的孩子个个都皮肤水嫩，不长包不长痘，头发柔滑如丝。知青们曾误会我们一家也是从城里下放的，好像皮肤水嫩光滑跟乡下人不搭界，这当然是偏见。脸有菜色是因为营养不良造成的，跟是不是城里人是没关系的。肚子都吃不饱，还谈何营养？我小时候也种过菜，十一岁那年就开始了。虽说以前也曾跟母亲去菜园帮忙，舀过几瓢水、摘过几根菜，到底那是觉着好玩。轮到我自己种菜，那点神奇变荡然无存了。我个子矮、力气小，种菜于我是一场可怕的梦魇，不知何时才是尽头。我种菜可不会像母亲那样疏密有度，我喜欢广种薄收，菜地太大了，我实在是顾不过来。我们家从外地搬回来，村里的菜地早已分割完毕，队长便把山边的两大块闲地给了我们家，山边的地土质差，又特别容易干裂，而且离水源又远。我最怕的就是挑菜水了，双腿打颤，小肩膀压得生疼生疼，我还得硬生生地把眼泪憋回去，我不想看见别人同情的目光。母亲许我卖菜所得由我自由支配，利诱我学着种菜。两陇白菜换了一条绒线围巾，我体察到种菜的不易与艰辛。至今说来，小腿也不由痉挛、肩膀也隐隐作痛。那段岁月是我记忆里永远的痛。

　　母亲是一个居家女人，饮食与政治有无关联她不关心，像《吕氏春秋》中说的“以至味说汤，至于王道”，她不会去想，当然，她的智慧也上升不到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高度。治国她是不懂，治家却很在行，坚持量入而出的原则，不赊不欠，不铺张浪费。就是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我们家也没欠过谁一分钱。母亲在我眼里是当然的美食家，她虽不晓孔子的“八不吃”标准，“病从口入”的道理她很明白，因此很是注意食品的卫生，除了夏天，母亲是不许我们吃生冷食物的。我自今仍保留不吃隔夜食品、不喝隔夜茶水的习惯，这与母亲的教诲是分不开的。母亲也注重食补，红枣银耳汤滋阴润肺，秋天过后，母亲经常熬，母亲的做法经济实惠，将银耳撕成小块放到热水瓶了灌入沸水盖好焖上一夜，第二天早上就能享用了，汤稠爽滑，芳香四溢。母亲说冬天是进补的最佳时机，所以冬天母亲会做天麻炖老母鸡，据说对治头疼有奇效，有没有奇效我不知道，但我们家很少有谁说头疼的。有人说我母亲穷讲究。在那样“不干不净，吃了不生病”言论流行的年代，母亲的做法确实与人格格不入。一个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你居然有这么多的说道，可不就是穷讲究么。

　　家里是备有酒的，过年过节拿出来招待亲友。不是什么名酒，也就是县里小酒厂生产的，不过绝对是粮食酿造的。父亲善饮，少有喝醉的时候，人称他是酒漏子。父亲喝酒是不是遗传我不清楚，我出生时爷爷奶奶早已作古。父亲是性情中人，待人和气，父亲是有酒品的人，善饮却不乱饮，一年里喝酒也就那么三五次吧，当然不会有醉酒的丑态。亲友们在一起喝酒，不猜拳、不讲段子，只聊家常，聊他们的光景，有惋惜，更有希望。气氛融洽。

　　除花红叶子外，家里是很少备有茶叶的，村里一般人家都如此。花红叶子便宜，一大包也要不了几个子儿。夏季时用它泡茶水，解渴又消暑。除了夏天乡下人不喝茶，村民们固执地认为，茶是刮油的东西，肚里原本就无多少油水，哪里还能喝茶？至于什么茶寿老人村民就没想过，长不长寿的有啥关系呢，在有生之年吃饱肚子才是最最重要的。

　　曾经，吃货是那么地不受欢迎，吃饱肚子已是不易，你还要吃出花样，吃出新高度，谁供得起？！吃货理所当然的要被人揶揄“嘴馋”“好吃”，姑娘家要是摊上了这样的名声，是要影响找婆家的。所以，姑娘们羞于在人前谈吃。物质贫乏、饥肠辘辘、面有菜色，一切的过去都淹没在历史的尘烟里。而今，吃货们再也不用有如此的顾虑了。吃货的时代来了，能吃是一种幸福，会吃是一种享受，谈吃是一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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