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豆包散文

　　这肯定是我六岁之前的事情，因为我那时还没上小学，又记事了，对一些给我刺激大一点的事情，甚至就刻在心里了。

两个豆包散文

　　每天早起，我和三哥还没醒来的时候，母亲就在外屋大声地招呼我们，叫我们给老爷送饭。这在当时，是我最烦气的事情。不是因为远、累——我们住三间正房，老爷在南院的东厢房住，几步之遥；不是因为烫——一盆玉米渣粥，是大我两岁的三哥端着，我只是端一小碟咸菜跟在他屁股后头；也不是因为害怕——两间厢房，屋子阴森森的，光线不好，霉味十足，堆得到处都是的杂物，总似无数不怀好意的眼睛盯着我。

　　我烦气这事的原因，是我这个老爷在村里名声不好，很不好。他有一个妇孺皆知的外号：瞎大正。瞎大正的涵义，我说不清，但好像一有“瞎”字，就足以令村人反感了。他是村里一个负面的品牌，如果谁办了不合情理的事儿，遭到大家谴责时，人们往往说，你这人怎么和瞎大正一样啊，或说，你跟瞎大正学的吧；谁家小孩淘气了，家长责备时，也说，照你这样下去，以后就会那个瞎大正似的！有时我走在街上，当有人问起我是谁时，告知者往往说，瞎大正是他老爷。在这样的时候，我脸上就泛起一股燥热。爷爷过世早，我怎么摊上这么个老爷呀？

　　他有什么伤天害理的劣迹吗？我也说不清。我只知道，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的时候，他肯定到场，不请自去。什么事都明白似的指点一番，白话一阵，就跟着吃饭、喝酒，往往是第一个伸筷，最后一个咽尽。大家都不愿意和他一桌吃饭。我的父亲，是村小学的教师，给村里往外边送出不少学生，在村里威望颇高。乡亲们没有轰走老爷，我想好多是冲我我父亲的面子。他不会干活，生在农村，长在乡下，靠土地过日子，但锄镑耕刨轧，他都干不好，就连牵墒，这样小孩干的活，他也可以把牲口气得尥蹶子，把垄沟镬歪。抬杠，吹牛、打赌，他倒比较见长，乡亲们在一起，说起各路事项，他总是和大家说不到一起，就连接生这样的事，他也有自己的一套主张。他说，在解放前，他在天津铁路局打工，光坐吉普车陪上级到各地检查工作，就坐坏了九条毛料裤子。其实，他只是一个卸煤的苦工。他见过的'最大的官，是管他的班长。打赌，赌吃的，一次，为一条狗的雌雄，他和别人打赌，最后，他输了五斤豆片。

　　在家里，他经常无端由地挑剔我奶奶和我妈。父亲去学校，一点农活顾不上，土改后家里分得十几亩土地，主要由妈妈打理，而奶奶收拾家务、做饭、看护三哥我们，还管着鸡鸭等。老爷既然和我们一起过日子，身体又不错，满可以替奶奶、妈妈分担好多。但他，宁可四处闲逛，也不下地。有时心血来潮，抽风式地来到地里，也是活干不多，却居高临下地对母亲指手画脚，惹母亲一肚子气。有时午饭晚了点，他就阴阳怪气地埋怨：没事在家闲扯，饭还总晚！奶奶气得反唇相讥：你眼瞎，没看见我还得看孙子、推碾子，你干什么了？！老爷可能也忌讳“瞎”，马上发狠地说：两个崽子，掐死算了！这时我正帮奶奶往灶里填柴禾，烤得直冒汗，听他一说这样的话，一股寒气马上从我的心头掠过——我可怕掐死！家里外边的见到他，我一般主动叫个“老爷”，但他从不吭声，也不正眼看我一下。奶奶和母亲有时向父亲诉苦，父亲总是说：有什么办法，他连个媳妇也没说上，就为我死去奶奶，忍着点吧。

　　有关老爷的事，当时，我所知道的好像就这些。我二十多岁工作后，向妈妈打听老爷的情况，才知道，在天津做工时，老爷曾有过一个女人，但处了没有一年，女人就不辞而别了，也没留下一儿半女。直到60几岁去世，他仍是鳏夫一个。

　　和三哥给老爷送早饭，总有三四年的时间，怎么不情愿，但还是坚持下来了，是否也像父亲说的，为了某个人？我感觉三哥也不愿意，因为老爷对他的态度跟对我是一样的。我和三哥之外，其他人，几乎不进东厢房。后来我想，既然在一起过日子，他为什么不和我们在一起吃早饭呢？

　　让人不舒服的还有，每天送饭进屋的时候，他虽醒了，但不起炕，就在炕上躺着，也不开窗，满屋子弥漫着一股混合的臭味。我们都是把粥盆往炕上一放，就屏住呼吸退出来，看到他出去了，我们再把空盆和小菜碟取出来。

　　激发我写这篇小文的动力是他的死，是他死前给我们的两个豆包，还有他给我豆包时，对我胳膊的用力一掐。

　　50多年前的腊月初五，抑或初六？这天格外地冷。我和三哥同往常一样，在妈妈的催促下，去送饭。让我们哥俩感到惊讶的是，老爷这天在外间的门口站着等我们。在门口投射进来的朦胧的弱光里，他好像比每天穿得干净利落一点，面容有慈祥的成份。他把那盛有多半盆粥的咖啡色小盆接过去，放在外屋那个总也没用过的灶台上。我们转身要退出的时候，他突然伸出双手，一手攥住我们的一支胳膊。我无法忘记的是，他这一攥，简直如同一把钳子，掐住了我，使我没有半点挣脱的力气。我当时的第一感觉，是想起了他和奶奶说的有关掐死我们的话，莫非要付诸实施？但随着他使劲往下扽了扽，我这感觉马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他的一种被压抑已久的爱，一种没机会释放的感激，他不愿意离开我们，这些，都在他的心里。不谙世事的我，准确地觉察出这暗示。他好像在等待我这样的觉察，当他等到这一刻到来时，他松开了手，说等等，就折回里屋，又出来，一手握着一个圆圆的东西，塞给我们，说：“豆包，挺甜的，就两个，吃吧！”他的手冰凉，但我感觉挺温暖。

　　我们哥俩不约而同地撒腿跑出屋子，但没回到正房，而是跑到了二门外那棵大枣树下，细细地吃了起来。玉米面豆包，有在被窝焐过的温度，包子皮很干很厚，开了裂，但豆馅很细很甜，还有一种小红豆的香味，我从来没吃过。“老爷真有好吃的呀！”三哥说。我使劲点头。这时，我发现，西院的那个五奶奶，正扒在墙头上，侦探似的看着我们，和我的目光相遇时，她问道，你们在吃豆包？我说是。谁给的？老爷啊。五奶奶“哼”了一声，就下去了。

　　这天，全村好像只在风传一个消息：瞎大正偷了池五奶家的两个豆包，给他哥那屋的两个孙子吃了。一村人都相信这是真的。是啊，老爷从不做饭，哪来的豆包？我后悔没问一下豆包的来历，但也不能把豆包吐出来啊。

　　后来的事情是，老爷这天一天没出屋。次日，我们照常给老爷送饭，可一进屋，看到，老爷赤身横在土炕的中间，侧身蜷着身子，死了。他的身体冰凉，一处的炕席被抓破，他的双手有血迹，但干了，肋骨一根根的凸起——他很瘦。

　　老爷是知道自己要结束生命了，专门给我们偷个豆包吃？还是为这两个豆包，而寻了短见？我至今还是个迷。

　　不能忘怀的是，那个豆包，真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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