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作忠孝文化源远流长散文

　　焦作古称覃怀、山阳，是黄河文化的中心地带，也是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文化底蕴极其深厚。其中的忠孝文化世代相传，源远流长，忠孝人物不断涌现，数不胜数。从2000多年前的汉孝子董永到今天大孝至爱的道德模范谢延信，他们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产生如此感动全国、影响深远的传奇人物，不是什么偶然现象，而是焦作这块忠孝文化的肥田沃土和强烈氛围必然产出的丰硕成果。

焦作忠孝文化源远流长散文

　　在古覃怀的商城遗址出土文物中早就发现，远在3000多年前的甲骨卜辞中就出现了“孝”字。这说明在殷商时代，焦作人就已有了孝的观念。这种观念首先来源于血缘亲情，这是人类最基本的自然感情。对于父母的生育培养，作为子女，孝亲还报养育之恩，当属人类的本质属性，即古今人类普遍共存的一种社会现象。

　　正是基于人们对父母的孝敬恭顺感情，被古覃怀的统治者和文人发现“孝亲”在家庭团结稳固，社会秩序安定中的决定性意义，进而发展成了孝道思想，并将孝道演变成为一个充满政治内容的道德范畴，封建统治者的思想可以毫不费力地顺着孝道的脉络灌输到人们中的头脑中，春秋时期，古覃怀的思想家、理论家、教育家卜子夏（今焦作市温县卜杨门村人）集这种思想之大成，发表学说，教化民众，完成了对孝道的创立，并在古覃怀广为传播，为焦作的忠孝文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注重孝道是焦作人民由来已久的道德传统，这个道德传统从孝的自然现象转化为人的孝的念头，再由孝的念头发展为孝的观念，孝的观念经过思想家、理论家的归纳、升华、创立了孝道。封建统治者利用孝道，把孝父母扩展为忠天子、爱国家，推行以孝治天下，因此出现了上至统治者下至平民百姓的广泛孝行，随着对孝行的表彰、传播与教化，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忠孝文化。封建忠孝文化发展、变革到今天，就成了现代忠孝文化，不管形式与说法如何变化，内涵仍然还是孝父母、爱国家。焦作的忠孝文化就这样走过了300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今天依然放射着璀璨的光芒。

　　西汉统治者积极倡导“以孝治天下”，设有“孝悌力行”一科，实行察举孝廉制度。凡孝行昭著者，由各级举荐，朝廷授予官职荣誉。正如《孝经纬》中所说：“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忠孝成了当时社会上的强大风气，人人以忠孝为荣。在这种强烈氛围中，在焦作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孝子，卖身葬父的董永（今焦作市武陟县小董村人）便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刘秀南阳起兵反王莽，屡战屡败，逃到怀县（今焦作）这个忠孝之乡后，得到了怀川忠义百姓的广泛支持，站稳了脚跟，就在当地（今武陟县大虹桥乡土城村一带）建立了战时大本营，称之为怀都。刘秀以此为转折点，依靠怀川忠义百姓的全力支持，攻占了洛阳，当上了皇帝。刘秀登基当了皇帝后，让天下人诵《孝经》。《孝经》把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作为人的立身之本。因此，所谓孝，就是从狭义的“孝父母”扩展到广义的《忠天子》。在家为孝子，在世为良民，在国为忠臣。尽孝是尽忠的前提，尽职是尽孝的发展，尽忠是尽孝的结果，忠孝两全自然是最完美的道德境界。如果一个人在家基于血缘感情，接受了孝顺父母的家庭教育，那么进入社会，就会产生对官长、对君主的绝对服从的政治伦理要求，完成一个自然人到一个社会人的顺利过渡。在家孝父母，在世就自然服从官长，为官就必然忠于君主。将孝于父母长辈的家庭宗亲伦理情感转化成忠于国家朝廷的政治道德观念，由家到国完成了情感转移，把各种可能出现的异端思想消弭于无形，这就是忠孝文化的精髓所在。

　　东汉建武八年（公元32年）农历十一月初十日，光武帝刘秀在怀都（今焦作市武陟县大虹桥乡土城村）的怀宫中下旨封董永为天下孝子之典范，颁令全国民众仿效，以孝来治理天下。在历史上著名的'“二十四孝”中，除了舜之外，名气最大的也只有董永一人。“董永”两个字，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人名，他已成了孝的化身，矗立在中国人的心中。可以说，为了广泛推行和强化孝道，于是自然而然产生了忠孝文化，忠孝文化中需要有典型人物。在平民百姓看来，董永是穷苦农民的代表。在统治者看来，董永是忠诚的典型，各种因素结合产生了共同合力，能为统治者和百姓们共同接受，所以这个典型人物便圈定了董永。

　　董永是一个以孝行著称天下，虽举过孝廉，得到过全国性的荣誉，却没有做过官的普通百姓。朝廷、官方出于统治人民的需要，把他作为忠孝文化的典型人物来加以拔高、塑造与神化，最终把他塑造成了孝的化身。民间百姓把董永当成处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的代表，集中反映了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所以他的故事最能引起劳苦大众的强烈思想共鸣，具有不可扼杀的强大生命力，因此能够在广大劳动人民中间永不磨灭、代代相传。

　　两千多年来，在董永的影响下，焦作民风淳朴，世代相传，贤孝人物代代涌现，不计其数。

　　古代著名的“二十四孝”中，事父至孝、卖身葬父的董永，刻木成像、视死如生的丁兰，十四打虎、舍身救父的杨香，埋儿奉母、挖得黄金的郭巨，皆祖籍今焦作地区，四个人占了全国孝子典型的六分之一。

　　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不拘礼法，超凡脱俗，但其中的山涛（205年——283年，今焦作市武陟县人）、向秀（227年——272年，今焦作市武陟县人）二人却是出了名的孝子。山涛四十岁举孝廉，官至三公，事母至孝。“会遭母丧，涛年逾耳顺，居丧过礼，负土成坟，手植松柏。”向秀年少时即以孝行闻名乡里，在朝中任职散骑侍郎后仍替父锻铁灌园，传为美谈。

　　现在焦作辖区的范围内，历史名人中做官最大的要数司马懿（179年——251年，今焦作市温县招贤乡安乐寨人）。评说三国英雄，强中更有强中手，司马懿夺魏权，累亮亡，导致三国后来皆归于司马氏，司马懿是真正的胜利者。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生前官做到最高，死后又被孙子晋武帝司马炎追尊为宣皇帝。他应该被我们所有焦作人引以自豪。我们这位1700多年前的焦作老乡，在历史上也是一位有名的孝子。司马懿年少时研习儒学经典，以名节自任，举止循礼，事父至孝，父不叫坐则不坐，不问事则不答话。官位显赫后情重乡里，尊老爱贤，对长辈们坚持行跪拜之礼。司马懿的次子司马昭也是一位孝子。他生前长期执掌魏国朝政，死后被长子司马炎尊为晋文帝。他对父母至孝，以孝治天下，以维护孝道为己任，对于不孝之人，一经告发，不管名望多大、地位多高，一律处死。晋武帝司马炎事父至孝。父去世，其“深衣素服，降席撤膳，哀敬如丧者”。

　　百代文宗韩愈（768年——824年，今焦作市孟州人），居唐宋八大家之首，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他父母早丧，后靠孤嫂郑氏养育。韩愈做官后尊嫂为娘，孝敬无比。

　　唐代大诗人李商隐（812年——858年，今焦作市沁阳人），三岁丧父，“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依之亲”。贫寒出孝子。他事母至孝，十岁上便“佣书贩舂”，帮母亲挑起家庭重担。他三十岁时，母亲与岳父相继去世，哀而服丧，孝名远扬。

　　明代大学者何瑭（1474年——1543年，今焦作市武陟县人），为政清廉、刚正不阿，官至南京右都御史。他居官后不光对父母甚孝，而且对世上贫穷老年人敬之如亲。何瑭年六十时，不顾足疾难行，坚持为老母送葬入茔，哭母甚哀，感人落泪。

　　明代布衣王子朱载堉（1536年——1611年，今焦作市沁阳人）是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和文化艺术家。他侍父奇孝。公元1550年其父郑恭王朱厚烷因遭人诬陷，被贬为庶人，禁于高墙之内。朱载堉不顾自己正值选婚之年，筑土室于高墙外，独处一片薄席上，陪父以尽孝，直至1566年，时间长达十六年。后冒死奏疏，为父鸣冤，终为父亲昭雪。继而他又赶上继母王氏去世，为行孝一直推迟婚姻，直到35岁才与何塘孙女成婚。朱载堉的孝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堪称天下奇孝。

　　李棠阶（1798年——1865年，今焦作市温县赵堡镇南堡封村人），曾任清朝咸丰、同治、光绪三代帝师，官至军机大臣，忠于职守、两袖清风。他事母至孝，唯母命是从。家乡灾荒之年，他竭尽俸禄与家资，尽力救济百姓贫民。

　　焦作古代的孝贤人物上至皇帝贵胄、权贵重臣，下至仕农工商、平民百姓，如天上星，如地上草，不胜枚举，层出不穷。各种史志记载与民间传说，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以上所提到的，只不过是其中的几个著名代表。由点到面，从名人代表看焦作社会，焦作的忠孝文化源远流长，民众忠孝，民风古朴，发展到了今天，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更加灿烂辉煌。焦作的董永传说已成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届市委、市政府继承历史传统，弘扬特色文化，狠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强化“八荣八耻”道德观教育，宣传敬老典型，赞扬道德模范，表彰感动焦作的先进人物，把焦作历史悠久的忠孝文化又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纵观焦作忠孝文化发展史，大致有过九次高潮。第一次是在春秋时期，卜子夏著书立说，设帐教徒，在覃怀（今焦作）奠定了忠孝文化的扎实基础。第二次是在西汉时期，孝文化盛行，出现了董永等典型孝子。第三次是东汉初年，汉光武帝刘秀在怀都（今焦作）表彰孝子典范董永，大力推行忠孝文化。第四次是魏晋时期，司马氏家族司马懿、司马昭、司马炎三代人利用手中最高权力，以孝治天下，强力推行孝道。第五次是唐代，韩愈、李商隐利用诗文，不怕打击，斥神鬼、反佛道、敬祖宗，宣传忠孝文化。第六次是元初许衡在怀孟（今焦作）设馆授徒，把自己的大部分人生与经历致力于忠孝文化教育，桃李遍怀川，使怀川忠孝之风日盛。第七次是明代布衣王子朱载堉，冒死替父伸冤，影响了整个怀川。第八次是清朝三代帝王师李棠阶主讲武陟河朔书院，前后任教达13年，宣扬忠孝文化，培育忠孝之人遍怀庆。第九次就是最近，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公布武陟的“董永传说”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谢延信被评为2007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大量的道德模范在焦作不断涌现，孝亲敬老已成为全市的良好风气。

　　忠孝文化是历史留给焦作人民得天独厚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身在宝山更爱宝，一定要珍惜它、保护它、传承它、发扬它，花大力气，搞大举措，尽快把它打造成为焦作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闪亮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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