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葬父记的散文

　　我曾经有一个父亲，现在他死了，就躺在堂屋中间的竹笆上。

关于葬父记的散文

　　父亲到底活了多少岁，没人知道，包括他自己。父亲住院以后，我与兄弟姐妹轮流照顾，人人都已疲惫不堪。我知道父亲早晚会死，几年前就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字。现在，我还得再写一篇，心中的牵绊才能解脱。

　　父亲死的时候，我正在城里陪客人吃饭。回到老家已是深夜。父亲脸上盖着纸钱，身上穿戴着古装戏里的衣服鞋帽，没有棉衣棉裤，感觉十分单薄，样子有些古怪。竹笆架在两根高板凳上，脚下点着香烛与长明灯。母亲坐在矮板凳上，一边抽泣一边慢慢往火盆里扔纸钱。姐夫和表弟坐在门槛上低着头抽烟，表哥蹲着给长明灯添油。高桌子上放着几圆鞭炮，一只麻猫卧在两只装满纸钱的蛇皮口袋中间打盹。

　　我站在火盆边说，妈我们回来了。母亲不回答。姐姐站起身给我们搬凳子。母亲的抽泣声变大，人都死了，你们还回来做啥。姐姐说，妈你莫说了，兄弟他们都在上班，不可能天天在家守着。母亲每句话都带着哭腔，都说养儿防老，等到老了，你们却一个个都不在家，让嫁出去的女子来送终。

　　母亲的哭诉让我心里很烦躁。我想说，爸生病我们又不是没照顾他。我又不是神仙，能算出他什么时候去世，好提前回家候着。父亲已经死了，我没办法将他唤醒，让他再看我一眼。但我不能和母亲争吵。母亲多年前就患了心血管病，地震后靠小弟的工亡赔偿金安了心脏起博器。医生反复说，不能让母亲生气，不然随时会有危险。

　　纸钱在火盆里舞蹈，带着燃烧前的形状，上升，盘旋，冲上瓦房屋顶，然后如春天柳絮般纷纷扬扬。母亲的哭诉声逐渐减弱。我站起身，伸手拿掉盖在父亲脸上的纸钱，眼前是一张面具般陌生的脸。双眼微闭，脸如黄腊。假牙取了口腔下陷，嘴巴半张着，似乎在责问我，怎么现在才回来。

　　表哥站起来给我们倒开水。姐夫接过我的烟说，下葬的时间要尽快请端公来定，墓地也还没看好。表弟说，街上潘端公是祖传手艺，收费也不贵。张家沟张石匠既能刻碑也能做墓看风水。表弟是二舅的儿子，从没上过学，平时在乡下杀猪卖肉，十年时间，赚了一幢两层楼房和一脸皱纹。

　　我感觉很疲倦。母亲起身给我们收拾床铺，驼着背从一间屋走到另一间屋，仿佛随时背着口小铝锅过日子。安排了每个人的睡处，母亲又踯躅（踟蹰）着回到堂屋火盆边。我说妈你也去睡觉吧，今晚我守夜。母亲说不瞌睡。我说这么晚了，不瞌睡你也去休息吧。母亲犹豫半天，才拖着步子慢慢走进睡屋。

　　表哥披着父亲的草绿色棉军大衣，缩在一把老旧竹凉椅上。一边抽着我递过去的烟，一边向我讲述父亲临终前的细节。表哥是大舅的独子，年过六十至今未娶，个子矮小头发凌乱，胡子大半寸长，冬天习惯将手操在衣袖里。自大舅大舅母去世之后，表哥成了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老年孤儿。父亲病重住院以后，表哥一直在帮着照顾。谈起父亲闭眼的那一刻，表哥脸上已经没有任何表情。

　　父亲在竹笆上悄无声息。火苗在盆里跳跃，火灰落在我和父亲身上。表哥的鼾声如北风在柏树林间吹过。我走到竹笆边，伸出手犹豫着，是否要将父亲的嘴合上。上湾里赵疯子混杂着拖沓脚步的歌声，从村头由远而近，由近而远

　　麻雀啄虫地上爬，茅草开出蓝豆花。东家借我一碗米，西家还我一篮瓜。

　　第二天一大早，潘端公就骑着摩托进了院子。母亲忙着客气地招呼，如有了主心骨，精神也恢复了许多。潘端公穿灰色夹克衫头发粘着灰尘，和普通石匠没什么两样。院子里帮忙的许三婶给潘端公端来开水，打牌的朱白娃、杨洪娃、罗二娃都站起身给端公让座递烟，正在和二弟聊天的王老师也主动过去打招呼。似乎潘端公是他们儿子的媒人孙子的老师，是握着富贵的灶神拿着生死薄的小鬼掌管着低保救济的领导。

　　二弟客气地询问潘端公父亲丧事的安排与流程。潘端公打开万事不求人黄历书说，先得确定下葬的时间，只有弄清死者准确的生辰八字与死亡时间，才能推算出下葬的时间。我没好气地问，是不是搞不清他的出生时间，就不能下葬了。潘端公听出我的不满，抬头说，你不懂就不要乱说话，得罪了鬼神你担当得起吗！想着这些年的落寞，我心里无名火起，就你肚子里那点墨水，敢在我面前充先生！

　　母亲听见外面吵闹，从灶屋里出来，手里握着火钳，声音颤抖着直呼我的名字，你老汉才闭眼，你就谁都不认了。端公是我请来的，你是不是嫌我还没死，要把我气死一起埋了才安心！一只母鸡被我的凶相吓得扑着翅膀逃开。我心里依然火窜，说，要是真那么灵验，这世上的人不都大富大贵了吗。二弟忙着将我劝开。坐在屋檐下打纸钱的远房表舅说，现在的读书人真是口无遮拦，端公说的话都不相信。表哥拍拍我肩膀，丧事都得听先生的。姐姐也过来劝我，要我入乡随俗。

　　潘端公得知我的身份，态度也软了下来。对着老黄历念念有词查了半天，说，要么就在当天，要么只有七天以后，其余时间都犯凶克后亡灵难以升天。

　　这些年，虽然我一直以一条夹尾巴狗的姿势活着，却又时常做出与愿相违之事。我为自己易怒情绪而后悔，独自蹲在屋檐下抽闷烟。麻猫围着我转了半天，对着我发出一声严厉的警告喵――！

　　张石匠几年前给小弟刻制墓碑时和我讨论过风水问题，和我也算旧相识。还是几年前的鸭舌帽、灰布干部服、黄色翻毛皮鞋，只是面容更加像一个老大爷了。我接过张石匠递过来的红塔山，一支烟抽完，就和他讲好墓的规格、材料和价钱。

　　上湾许三婶家的老黄狗可怜巴巴地望着屋檐下大桌子上的猪头肉。老黄狗名义上是许三婶家的，实际上大多数时间住在我们家，每天等着父亲给它扔卤肉。母亲走过去撕下一块瘦肉给它。老黄狗摇摇尾巴，叼着肉走到核桃树下，先躺下，再慢慢嚼。

　　张石匠问，墓地选好没？我说还没有。张石匠从帆布口袋里取出罗盘，说，要不要我看看，价钱好说。表舅停下手里的活，雷打槽下面有一块凹塘地，坐东朝西，和青龙嘴相对，风水先生都说那是埋人的好地方，以前好像就有一个官坟。曾经和我们家争过屋基的尹表娘说，敢将祖坟埋到对着青龙嘴的地方，不是存心让后人不安生吗。尹表娘丈夫多年前就得癌症死了，两个儿子都去了云南上门，三年难得回来看一次，便主动到湾里乡亲自发建起的观音庙当义工，后来又当了住持，说话显得很权威。

　　张石匠说，什么人埋什么地方，还要看这个人的命相。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首先得要弄清楚死人的生辰八字和死的时，没有八字，看风水也就是骗人的把戏。我想，张石匠是诚实的人，既然父亲的出生时间都搞不准确，那这风水是看还是不看。表舅说，哪有不看风水随便把老人埋了的道理。尹表娘说，看是有法看，这就要看风水先生的手艺了。我问母亲，如果选中的地点不是我家自留山或包产地怎么办？母亲说，那还得去和别人家商量，要么给钱，要么拿自家的地去换。我又问，如果选中的地不在我们湾里呢？母亲不说话。表舅说，那就麻烦哦。

　　我问张石匠，既然这样，父亲的墓地该怎么选呢？张石匠说，这个，就得你们主人家拿主意。我看看母亲。母亲说，你有文化，你看着办吧。

　　张石匠前脚刚走，村长就开着面包车进了院子。下车先递给母亲一百元礼金，寒暄坐下后才说，乡上通知，任大爷生前作为退休干部，按规定应当火葬。姐姐说，我以前听爸说过好几次不想火化。屠夫表弟说，听说火化要先把人的肚子破开将内脏拉出来，人死了还要弄去开膛破肚，到了阴间都是一块一块的。村长说，其实人死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母亲说，任老头这辈子为了公家的事，死都死过好几次，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死了总得留个全尸吧。何况人都入棺了，未必还要从棺材里拉出来。

　　村长说，国家规定，如果没火葬，家属应该得的所有补助、抚恤、丧葬费将一分钱都领不到。村长是我初中同学，说得很诚恳，这抚恤金和丧葬费加起来十多万块，盖几间房子都够了。其实，拉去县殡仪馆火化后再拉回来也就半天时间，其他的该怎么埋还怎么埋。村长感叹，这年头，何必跟钱过不去呢！

　　妹妹说，十多万不是一个小数目，用来给妈养老，也可以让妈在今后过得宽裕一些。妹妹与妹夫多年在外打工，下了班还做兼职，省吃俭用准备回来在城里买个房子。姐姐不再说话。妹夫也说，现在外面死了人，都是火化了。母亲犹豫着不说话。村长又说，任大爷是国家干部，如果火化了，你们可以得到丧葬抚恤费，我们村上也好对上面交代。两全齐美是不是。母亲微低着头，还是不说话。村长说，老太婆同意了，那就这样定了，我回头就联系车子。

　　我独自顺着多年前赶场的小路走向青龙山脊。小路被枯黄的茅草淹没，很多地方已经被夏天洪水冲断。青龙山如一只缺口的大盆，将秀才湾环绕。山不高，最高的山尖海拔也不过五百米。湾按地势高低分为上湾和下湾，少数人住在上湾里，我家和大多数乡邻一样住在下湾。山腰是层层台地，一条坑坑洼洼的机耕道串接湾里的住户，然后翻过山垭通往邻县。坡上全是弯弯柏树，湾口是一口十多亩大的堰塘。

　　老黄狗不知什么时候跟在我脚边，一会儿前一会儿后，不时回头望我一眼。或许，我和我的父亲已经很像，让老黄狗产生了错觉。几只鸭子在堰塘里游泳，长庚星从青龙嘴升起。父亲曾说，他当年就是看上了这一湾山林和田土，才向组织要求到这里落户的。以我的眼睛看，湾里处处都是上好的埋人之地，总有一处能让他入土为安。

　　下湾的李二哥背着一捆柏树桠从山上走来。李二哥是父亲的老战友李泽沛的二儿子，兄弟俩都因为没钱娶不上媳妇，便一起去山西挖煤。老大还没挣到钱就死在矿里，李二哥用大哥的赔偿金盖起了两层小楼房，又用剩下的钱从云南买回一个媳妇。李二哥热情地和我打招呼，说起父亲对他们家的种种帮助，不时一声叹息。明天就来你们家帮忙，缺什么东西只管说一声！李二哥说。

　　黄狗转眼就跑得不见。穿过一片青杠与柏树的混交林，眼前出现一块不大的台地。黄狗卧在一丛枯茅草上望着山下。我唤黄狗，起来，走了。黄狗不理我。我顺着小路继续走。没走几步就听到黄狗在后面汪汪叫。莫非遇上野狗被欺负了？我又走回去。黄狗还是卧在刚才那丛茅草上，小声地朝山下叫着。我走过去站在黄狗旁边，整个秀才湾尽收眼底。青龙嘴在左，机耕道在右，远处的堰塘映着灰蒙蒙的天空。

　　我似有所悟，黄狗是在告诉我，它为父亲选的墓地。

　　下山的时候，我绕道去小弟坟前。小弟的坟埋在我家自留地里。八十多岁的何表叔戴着狗皮帽，穿一件毛皮袿子，拄着锄头站在地里一边咳嗽一边抽烟。何表叔家自留地和我家的地挨着，只是比我家的地矮一个台阶。我看见何表叔又往我们家自留地挖了一段新的痕迹，就走过去递给他一支烟。何表叔接过烟，脸红得如被当场抓住的小偷，不好意思地望着我笑笑。

　　村长又开着面包车进了院子。下车后就说，我找了好多个车，听说拉死人，都不愿来，只有用我这车拉了。村长打开车后门，说，大家帮着把人弄上来。姐夫和妹夫走向停在屋檐下的棺材，准备将棺盖抬起。母亲的哭声从灶屋传来，哭声如夏日的洪水迅速由小到大，所有人都呆立住。母亲躬着背快步从灶屋冲出，嚎哭着趴到棺材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姐姐和妹妹走过去拉母亲，母亲没有站起，反而坐到地上。一边哭一边上身前府后仰，双手在腿上锤打。老头子你苦了一辈子强了一辈子，到死了还要被拉去开膛破肚被火烧，你这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哦！母亲被拉着从地上站起，又趴到棺材上，钱我不要了，人也不火化了。妹妹说，妈，这不是说好了的吗，现在车都来了呵。母亲悲从中来，你们老汉为了养你们五个，起早摸黑受了多少苦。为了供你们读书，粮食刚收回来就担到街上去卖了，你们就这么孝顺他呵！村长说，老太婆你不要急，再急出病来就麻烦了。来，坐下慢慢说。母亲哭声降低，再次声明，人不火化了，钱我也不要了。

　　二弟问我怎么办，姐夫妹夫立在棺材旁边不知所措，姐姐转头看着我。院子里很安静，一片枯叶从核桃树上飘落。麻猫走过来卧在我脚上，舒服地闭上眼睛。表哥说，我爸我妈（也就是我大舅大舅母）都没火化。九十高龄的三舅自豪地说，反正我已经把土葬交罚款的钱准备好了。

　　我对村长说，既然妈不同意，那就算了吧。

　　姐夫将烟头扔到门前地上，微低着头说，老丈人活了九十多岁，过世是喜丧，应该办得热闹些，至少要办得和去年死的杨拐子一样，请个端公开路。我问，怎么开路。表哥说，就是请个端公来家里念经。我想说为什么越穷的地方，对迷信那一套越讲究。话到嘴边却改了，开路有什么作用？姐姐说，别人家死了人都要开路，我们不做总觉得不好。表哥慢吞吞地说，是应该开个路。我问站在耳门边的母亲，妈你说怎么办？母亲吱唔着，似乎在自言自语。我说妈你怎么想就怎么说，这个事就你拿主意。母亲终于说，开个路是为了让你们老汉在阴间能走得顺利，也是为了给你们子女争个面子。

　　虽然我对面子问题没有研究，既然母亲开了口，做就做吧。我又问，开路是不是要跪要哭要叩头？当然要跪！表哥似乎对我提的问题感到很不理解，如果不哭不跪，那还开什么路！

　　姐夫又说，光我们自家这几个人是没法把老丈人抬上山的，得请人。姐夫一边说一边抖着鞋子里的泥灰。姐夫早年身强力壮，曾经多次在喝醉酒或打牌输钱后将姐姐打得闹离婚。近年患了腰椎间盘突出，借钱去县医院做了手术，回来还是成天喊腰痛干不了重活。表弟站起来给我们发烟，抬棺材可以找本村的乡邻，也可以花钱请外面专门的抬丧人。姐夫又将抖过泥灰的'鞋子穿上，请外面的人只要给钱就行了。如果要请本村的乡亲帮忙，就得由事主家后人亲自出面，最好是长子，按规矩要披麻戴孝，向被请的人行下跪礼。

　　我只想安静地将父亲埋了，没想还要弄出这么大的动静。便说那就给钱请外面的人吧。

　　姐姐说，外面请人是省事，但会让乡邻们觉得咱们家没有人缘，连个抬丧的都请不到。姐姐做了几十年的乡村民办教师，早年由于营养不良，患下了严重的胃病。现在为了攅钱修房子，白天上课早晚干农活。过渡劳累让她过早衰老，头发稀疏脸色黑黄，早已和普通农妇没有任何区别。

　　我知道，我这骨质疏松的膝盖肯定不能在活人面前下跪，可是我瘦弱的肩头也抬不起沉重的柏木棺材。我站起身这年头花钱请人天经地义，何必欠那些人情！

　　父亲在棺材里安静地等我们决定。姐姐不再说话，母亲欲言又止。我知道，母亲心里不同意请外面的人来抬父亲上山，只是因为她让家里损失了十多万，所以不好再明说。屋里很沉闷。表哥闷坐在一张小凳子上向火堆里扔着纸钱，妹夫低头编着抬棺材用的篾纤绳。我又点上一只烟。表弟说，其实在外面请人也没什么。姐姐又了开口，其实现在请人已经不用下跪了，只要恭敬地敬上一支烟，说几句客气话，鞠个躬，人家就会答应了。二弟终于说，他出面去村里请人吧。

　　我对母亲说，何表叔在把边界往我们家自留地挖。母亲往灶里夹着柴，说，他都挖好多次了。我说，要不要我给他说下，让他别再挖了。母亲说，他还能挖几年，算了。

　　许三婶送来一桶菜油，远房表舅送来五十元和一柄鞭炮，尹表娘端过来一盆自己搅的玉米凉粉，何表叔也送来两扎纸钱和二十元真钱。李二哥带着买来的媳妇和三岁的儿子过来帮忙。尹表娘给孩子两颗奶糖。许三婶开玩笑问李二哥，你不怕媳妇跑了？李二哥笑着说，要跑跑求她的。

　　院子里很热闹。尹表娘说，秀才湾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多人聚到一起了。承包待客酒宴的小胡娃也是我的同学，大方地每桌优惠十元。桌子凳子也是小胡娃带来的，碗筷都是一次性用品。表哥主动帮忙上菜，姐夫和表弟陪打工回来过年的年轻人喝酒。饭桌上，凉的热的烧菜炖菜样样齐全，但大家都很拘谨。男人们酒喝得很节制。上湾的朱白娃说，前年老板欠他的八千块工钱都还没要到，问我能不能帮忙，把工钱要回来。准备开年后盖楼房的许黑娃说，材料都买好了，就是屋基批不下来。你能不能给当官的说一声，在公路边给我划个屋基嘛。杨洪娃说，谢五娃把我柴山上的树快砍光了，找了乡上，乡上说找派出所，派出所说找林业站，林业站说找森林公安。你出个面让他们把谢五娃抓去坐牢，我就不要他陪钱了。

　　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回答，但我知道我没那么大的能耐完成乡亲们交代的任务。看我面露难色，许黑娃说，你们这些当官的，没有一个敢为民作主。反正房子我要盖，管求他批不批。

　　赵疯子头戴翻毛黄军帽腰扎黄皮带赤着脚站在院坝边，口水反射着冬日的阳光。杨洪娃举着一只鸡腿喊，赵疯子，来唱一曲，这鸡腿就给你。赵疯子吸了吸鼻涕，眼睛盯着鸡腿，尖尖的声音从嘴里飞出

　　红苕白干哟窑里藏，为待亲朋哎搬上堂。千样的好酒哟百样的菜，百样的儿女哟一样的爹娘。

　　吃饱了的孩子在桌子间跑来跑去。母亲躬着背去每一桌，用讲究的语言表达感谢，请大家多吃点多喝点。几杯老白干下肚，男人们话多起来。只有七十多岁的老队长余长富坐在上席喝闷酒。刘木匠说，听说邹狗儿在外发了财，都在成都买房子了。罗二娃说，听说他在盗墓卖文物，总有一天要关进牢房哇。朱白娃说，现在这个世道，饿死胆小的，胆大的都发财了。你没看见咱们村上的低保都交有钱人吃了，真穷得吃不起饭的有几个领到。刘木匠又说，现在哪个当官的不收好处能帮你办事！还是以前任大爷当队长那时，从不占集体半点便宜，评分记工大家一视同仁。下湾的余驼背接过话说，就是，那年春荒，任大爷还借给我十斤贮备粮。

　　坐在另一桌的罗时祥老汉刚喝两杯脸就红得像猪肝，第三杯喝下去就哭着站起来，对着空中某一处骂，声音由小渐大，我以为你能长命百岁，你还是死了！当年如果不是你批斗我爹，他怎么会寻短见，那么冷的天去跳堰塘，造孽啊！我们家与你无冤无仇，可自从你到秀才湾，我们罗家就没过上一天好日子。你终于死了，我们罗家终于可以抬起头了。罗二娃站起身厉声吼道，老汉你又马尿喝多了，喝又喝求不得，尽出来丢人现眼。赶快给我回家去！你要是再发酒疯，我就对你不客气了。罗时祥依旧愣愣地站着。王老师走过去扶着罗时祥肩膀，现在都啥时代了，还提那些陈谷烂芝麻的事干啥。来，抽一支！罗时祥接过烟，又跌回凳子上，如受了委屈的孩子，扒在桌上继续嘤嘤地哭。

　　老黄狗安静地卧在屋檐下，没有去桌下和几条外来狗争骨头吃。二弟想过去劝阻。母亲说，他喝多了，等他骂吧。

　　正月二十五晚上，全家人都披上了白布做的孝帕。那种平时已经少见的土白布缠在头上，由于包缠的方法不一，显得有些杂乱。家里有了一种悲凉与肃穆。父亲确是死了。锵――！一声锣响，端公即开唱，唱了些什么我已记不清了。端公用长条高板凳做成奈何桥，用木制牌位替代父亲亡灵，用长明灯引导亡灵从上面经过三次。过了旱路走水路，坐了汽车坐轮船，似乎经过了关山重重。每到一处都，端公就高声报出父亲的祖籍名号，希望阴曹地府、沿途鬼神给予方便。

　　屋里屋外挤满了人，火盆里升起的纸钱灰在头顶飘浮。锵！锵！锵！潘端公和他的儿子徒弟，一个敲锣一个挥舞路引，一唱一和一问一答，如一场没有舞台的二人转表演。

　　端公说，叫到谁的名字谁就跪下，然后回答在。姐姐跪下去了，姐夫跪下去了。听到端公叫我名字，我感觉在叫一个陌生人。端公再次叫我的名字。我膝盖僵硬，双腿发颤。母亲看着我，弟妹们在后面望着我，父亲在棺材里等着我，锣声在催着我。锵！锵！锵！我感到肩上如挑着千斤重担，一股巨大的力量将我向下按。背上沁出冷汗，心中的肥皂泡砰然破裂。膝关节弯曲，膝盖着地。目光下移，房子变得高大，站着的端公和他的儿子变得高大。立在墙角的老黄狗也比平时高了许多，居然不用抬头就和我对视。

　　弟弟弟媳跪下去了，妹妹妹夫跪下去了，侄子侄女跪下去了。父亲死了。我也跪着了。我们因为跪着而缩成一团。其实跪着也没什么！依然能够自然地呼吸。额头挨着地面，大脑一片空白，身体向一片虚无之境飞升然后坠落。锵！锵！锵！端公一遍又一遍唱着父亲的大名，如母亲呼唤走失的孩子，让父亲的名字饱含了悲伤与凄凉。

　　姐姐在哭，妹妹在哭，母亲在哭。父亲的确死了。哭声与纸钱灰一起在屋里飘浮。我的眼眶开始潮湿，我也想如刚出生时那样放声大哭，可是我哭不出来。一种莫名的苍凉如巨大的黑暗将我逐渐淹没，转而演变为初生婴儿般的幸福，如绚丽的礼花如冬日纷纷扬扬的脚印转瞬即逝。青龙垭上北风正在远去。我看见父亲遗落在来时路上的侧影一点点被风吹散。我忘记了自己跪着，忘记了自己的膝盖，甚至忘记了自己躯体里还有血液流动忘记了我是谁。

　　刚过凌晨两点，二弟请的抬丧人陆续来到家里，大概七八个。每一个都沉默寡言，微驼着背。他们中有身材瘦高的小学同学邹小兵，有穿帆布棉袄的远房表弟刘福贵，有几十年前斗过父亲的红卫兵余长远，有地主子女罗时祥老汉的儿子罗二娃，还有几个我叫不出名字。他们平时都在外面打工，只是过年后还没来得及出门。我客气地给大家递烟说辛苦你们，大家接烟时都伸着双手半躬着腰显得十分恭敬。罗二娃在接过烟时，还专门向我解释，昨天他老汉酒喝多了，要我千万别往心里去。

　　院子里人来人往如热闹的早市。抬丧人向棺材上套专门准备的篾纤索，检查绳结、调整纤索长度，端灵牌的、捧长明灯的、举招魂幡的、撒开路钱的、放鞭炮的，还有背纸钱纸房子纸车纸家电的，在端公的指挥下很快各就各位。天很黑，屋檐下两盏节能灯照得院子里寒气沉沉。我被安排端父亲的灵牌，二弟举招魂幡，母亲由姐姐妹妹陪着安静地立在二弟身后，妹夫捧长明灯，姐夫给抬丧的人打下手。端公说，在棺材抬出门以后，到达墓地入坑之前不能粘地，让表弟扛着两条高板凳备用。我则被告知，一旦出发就只能往前走，绝对不能回头看。

　　鞭炮声响起。有人大喊；走――！我便跟在端公后面走向院子外。昨夜下过一场细雨，地上湿漉漉的。我不知道后面跟了多少人，谁走在前谁走在后。我听见后面不停有人指挥向左向右注意脚下。因为雨后路滑，队伍走得很慢，我在前面走几步就得停下来等。我双手冰凉。表哥一路上点着鞭炮，抬丧人喊着号子，端公叫着各路鬼神让路。各种声音充斥着灰蒙蒙的日子，让黎明前的小山村吵吵嚷嚷，如春天的第一场庙会。

　　端着父亲的牌位，我走得很小心如这些年过日子。雨越来越小。微风将黑夜吹散，山梁上的柏树与山下的麦田重新进入视野。不知谁家的公鸡终于开始哭啼，将沉沉暮冬划出一条深深的口子，盖住了送葬队伍的所有喧嚣。又一阵鞭炮声响起。拐过几道弯，走到一个岔路口就该上坡了。老黄狗又无声地走到我前面，毛上全是水珠，尾巴半垂着，每走几步就回头看我一眼，似乎在提醒我注意脚下的路。

　　走完坡路是一块正开着花的油菜地，地中间是一条平时仅供一人走的土坎，两边油菜交错的花枝不停地从我头上身上脸上以及手中的牌位上拂过，留下带水珠的花粉。油菜花熟悉的闷香钻入鼻孔。一只蜜蜂歇在我的脸上。我想蜜蜂会不会用它的尖嘴在我脸上留下一个印记，我想将它赶走，才想起身上披着孝布手里端着灵牌。微风吹过，蜜蜂终于飞离我的脸颊。眼前一片金黄的明亮，我感觉自己也变成了一只蜜蜂。

　　柏木土漆棺材被带草根的黄土一点点覆盖如孤单的背影远去。我走向端公，取出烟递上，就前次对他发火表示歉意。我们谈起共同相识的故人，一同感叹世道的无常。我问端公干这行的收成，端公向我了解城里人火葬的讲究。我和端公握手，作为曾经的文联主席，我夸赞他做的法事有特色，建议他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直在帮着磊坟的罗二娃走过来给我递烟。恭敬地说，我想麻烦你帮个忙。像我这种没文化的人，现在打工挣钱越来越难。你在外面有关系，能不能帮我在城里找个门卫或保安的工作？

　　墓做好碑立好，墓前的地坪用砖铺好。张石匠头发零乱，衣服的扣子掉了两颗。稀稀拉拉的炊烟从山下升起，高音喇叭里放着喜庆的恭喜发财。张石匠说，石板桥又有人死了，听说才四十岁，是癌症，还得马上赶过去。我想在父亲坟前坐一会抽支烟。山下有声音在唤我的名字，似多年前母亲的声音，却是姐姐在叫我吃晚饭了。我站起身，花岗石墓碑在暮霭中模糊如父亲的脸。

　　埋葬了父亲，今生的任务便少了一项。父亲活着的时候，我感觉到很累，现在他去世了，我也没感觉到预想的轻松。从儿时的有父有君，到长大后有父无君，再到现在的无父无君。自由了，我又能怎么样！关于父亲，我已没有更多话要说。父亲的葬礼和普通老人的葬礼一样，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终究还是入土了。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也将回到城里原来的地方，重复以前的日子。

　　这些年，我一直想做一个生活的旁观者，却总有一些东西让我无法置身事外。我企图以写死者的名义为活着的人添彩，然而，我们没能在现实中活得精彩，又如何将现实写得精彩。我企图用笔将不平的现实抹平，却常常适得其反地将貌似平静的生活撕得鲜血淋淋。对于世界，夜夜想着对抗，白天又无可奈何地屈从。我感到内心一片杂芜，却不知如何清理。我时常因为某个人的无情无义而对世界饱含怨恨，却始终抑制不住对诗歌、香烟以及女人身体的向往。我想给自己的内心留一点空间，却无法将铁板一样的现实打散。我不想认贼作父，却习惯了有父亲的日子。

　　路边不停有低头修剪桑枝的乡亲抬起头，主动和我打招呼，我却叫不出他们的名字。这些年，我一直刻意与这个世界保持着看得见的距离。希望用这种距离，给我内心虚拟的安全感。从小到大，我就没窜过邻居家的门，即使挨着的姐姐家，也很少去。此时，看见路边每一个低头干活的老人，都像我的父亲。

　　天黑了，同学邹小兵家门前的红灯笼照着我下山的路。远处田坎上传来赵疯子明亮、欢快、自在的歌声

　　蛐鳝钻土牛耕田，黄狗看家猫儿闲。流水难挡行船路，花开叶落又一年。

　　院子里没有了醒目的棺材显得十分空荡，心里也有些空。一股巨大的疲倦迅速袭来，这一夜我没有做梦。第二天上午，在母亲、姐姐的倡导下，大家开始清理父亲的遗物。母亲说，你们各选一样作纪念，其他的全部弄到阳沟里烧了吧。

　　太阳从云堆里浮出。母亲一边向火中扔着父亲遗物，一边诉说父亲生前的种种固执任性。大炼钢铁、自然灾害，家里没吃的，父亲却几个月不见人影。快过年了，别人家推汤圆粉、磨豆腐、挂粉条，而我们家冷冷清清什么也没有。父亲不在家，他到县上找老战友出面给生产队买氨水去了。不到两个小时，除了堂屋正墙上父亲生前专门去街上照相馆拍的照片，家里很难再找到父亲的痕迹。阳沟里火堆渐渐熄灭，母亲还沉浸在对父亲的抱怨中。

　　上湾的周三婆躬着背，拄着半截干树枝咳着嗽走进院子，踩在青苔上时差点摔倒，掏出一张五元钞票走到母亲面前，如抽风般断断续续地说，上前年，我在街上买药钱不够，是任老太爷借钱给我才买回了药。昨天才听说他死了，现在还给你。五元钞票在周三婆手中不停抖动。母亲回身给周三婆倒来一杯开水，却没伸手接钱，说他人都去了，这钱就算了。周三婆颤抖着将钞票塞进母亲手里，我也活不到几天了，欠了账没还，我都不好意思在那边见他。

　　招呼周三婆坐下后，母亲若有所思，返身进屋拿出一沓钱递给二弟，你爸以前爱在街上赊账拿东西，你跟你表哥一起到街上去，问一下以前他经常买东西的那几家卤肉店、药店，还有没有账没给清的，如果有就把账结了。

　　潘端公在堂屋门外墙上贴了一张计划表，上面写着什么时候回煞，什么时候头七、百期。过了百期又是周年，然后还有清明、生期、七月半......。母亲说，为了给你们老汉留个全尸，丧葬费一分都没领到。今后你们给我的生活费，每月就少一百块吧。我对母亲说，父亲已经入土了，谁也不可能把他挖出来再弄去火化，你就安心吧。二弟说，咱们还是多想想今后的生活，有些形式就不用太讲究了。母亲说，人活着就是一种仪式，哪能马马虎虎！

　　黄昏，母亲单独将表哥叫到我面前。说，你表哥已经六十了，身体多病，人又老实，过年前就写了五保申请，他们村长却不给他签字。你大舅以前对我们那么好，你爸生病后都是他在照顾。你去找下乡上的熟人，帮他把五保办下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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