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的参与是关键散文

　　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承载着巨大的政治社会功能：既可以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增强国家合法性与权威认同，又可以丰富民众的文化精神生活、保障其基本文化权利。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意义可谓重大。

民众的参与是关键散文

　　但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着力点主要集中在国家与市场，建设视角为“自上而下”或“由外而内”，缺乏“自下而上”民众参与的底层内部视角，即国家没有为民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提供制度化、程序化的渠道与途径，从而导致文化服务体系运转缺乏自下而上的内在持续动力。

　　毋庸置疑，国家、市场、民众在公共文化服务之中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与思维逻辑：国家追求的是政治认同、政府绩效和治理优化，市场追逐的是利润最大化、市场占有率，而民众则将实实在在的文化权利、文化需要作为其利益诉求。国家主导、市场配置、民众参与三者需要相互配合、共同作用，公共文化服务方可良性运作。但在实践之中，国家利益与市场逻辑却左右着民众话语权：民众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享受主体，却几乎没有文化需要表达权利、文化服务监督权利与绩效考核权利，只能被动地接受政府或市场提供的文化服务，民众参与公共文化的主体性、积极性、能动性无法充分调动起来，从而导致了文化服务的缺位错位、低质低效。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与能力不断增强，只有民众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之中来，才能实现文化服务的供需平衡，提高民众对于文化服务的认同，增强政府治理的合法性。

　　由上可见，积极建构公共文化服务的民众参与机制刻不容缓，具体内容包括：

　　一是服务内容知情权。政府的文化政策、文化服务内容、服务职责和服务目标要通过公开、透明、合理的`渠道公布于众。知情权为民众参与公共文化提供了前提和基础。从某种程度而言，民众的文化参与广度、深度、范围与政府文化政务公开的程度有密切关系。文化服务知情权让群众和文化服务提供者都明确了服务的内容和标准，群众知道了自己手中的权利和享有的服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强化提供者的责任感和义务感。

　　二是服务项目立项上的表达权。民众可以将普遍需要的公共文化服务向政府申请立项，同时民众对于政府提供的文化服务项目具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当前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的确定几乎完全由政府敲定，民众在公共服务的立项方面的参与率很低，很少有自己的话语权、表达权。这种做法实质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计划式、部门化的、科层式的供给体制，强调通过单向的公共服务供给将民众吸纳到政治体制与国家认同之中来，属于“国家本位”的官僚思维，从而容易导致公共文化服务的缺位、错位。唯有建立起自下而上的民众参与机制，才能将民众的真正文化需要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之中，真正满足民众的文化需要，增强国家合法性认同。

　　三是服务过程的监督权。在公共文化服务项目招标、供给过程中，民众对于招标程序合理与否、文化服务质量和效率如何，可以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的渠道向政府部门反映。政府与民众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之中有着不同的运作逻辑：国家官僚体制遵循着“行政逻辑”，即在压力型行政体制之下，政府仅仅把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作为上级的任务、指标完成，至于文化服务质量如何以及是否满足民众文化需要，他们则很少关心。在“行政逻辑”主导之下，民众只能“毫无怨言”地接受政府提供的文化服务。如此一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何谈提高？因此，如果让民众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的监督之中，使得基层政府处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压力场域之中，那么政府的“行政逻辑”就会与民众的“服务逻辑”达致一个博弈的平衡点。

　　四是服务结果的评估考核权。应在农村文化建设之中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机制，除了考核诸如投资等外在指标外，还应注重对投入产出效益、文化设施利用率以及民众对文化服务满意度的考核。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建立健全民众在文化服务方面的参与机制，形成自上而下的考核问责机制和自下而上的公众监督机制，将民众对文化服务的评价纳入绩效考核之中。同时，应该鼓励多种形式的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通过完善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建立民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评估考核的体制化渠道，引导公民个人、社会团体、民间组织、新闻媒体机构、第三方中介评估机构通过一定的法定程序和途径，以直接或间接、正式或非正式的形式参与评估基层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绩效。

【民众的参与是关键散文】相关文章：

感谢参与活动06-07

被拒绝,往往是被接受迈出的关键一步散文0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