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形地的茶花经典散文
平心而论，茶花不是我的最爱。到虎形地看茶花，内心在意的也不是它。
我不太喜欢茶花，不是它的嫣红不深入我的骨髓，相反，我觉得茶花开得太夸张，花骨朵儿太热烈。我有时排斥那些大红大紫的东西，以为它们的光亮在一片绿叶中，耀眼得有些炫目。但我喜欢红梅。红梅开时叶子一片不留，光秃秃的枝条，开的干脆，不带功利。一瓣一瓣的小骨朵，像星星眨眼。当然，如果是开在雪野中，那就再好不过了。
不喜欢茶花，或许还有一个原因。我小时生活的乡村是一汪平畈。那个时候，乡村的生活是不讲质量的，记忆中，冬末春初，开花的除了梅以外，再没有其它。所以，面对茶花，从来就没有怀旧的思绪。
一直以为，茶花是南国的产物。这源于早年读杨朔的《茶花赋》，里面有一株童子面茶花印象深刻。初读时，对那童子面茶花充满遐想。那个时代的散文几乎都是讴歌型的，杨朔更是一面旗帜，托物寄情，充满隐喻。《荔枝蜜》、《茶花赋》、《雪浪花》，总围绕某个人或某群人，最后提炼一种精神，从而影响了几代人。在我刚能独立思考时，对这样的文章主题是不以为然的，以为里面暗藏了太浓的政治色彩，一味地颂歌，完全看不到那个时候老百姓的疾苦，冲淡了文人骨子里应存的精、气、神。现在，我倒有时会怀念起来，不怀念别的，怀念那个时候人们对生活的激情和胸怀的信仰。处在今世，信仰，成为最缺失的精神！
前几年，C城看茶花最好的地方是清远山庄。那里的茶花园，倚靠在五脑山下，冬末春初，迎着冉冉而来的暖风和暖阳，照着次序儿，各自纷纷扬扬地开放着。簇拥在一起，就成为人们赏心悦目的去处。虎形地，也是五脑山的地盘，本来没有什么名头，这几年因为每年一次的菊花展，让它敞亮了。那菊花虽说是外地贩运来的，但经过花匠们的巧夺天工，无论规模和气势，一年比一年宏大，赚了老百姓不少的爽心钱。由于它的茶花园比清远山庄空旷得多，并且更有层次，现在也成了看茶的`好去处。
我想当然地认为：既然叫“虎形地”，那地形一定与“虎”有些沾边，或形似，或神似，要不前辈们是不会无中生有这样命名的。只是我的胸中从来没有丘壑，所以，虽说多次到过那里，实在看不出它哪里像“虎”来。哪儿是虎头？哪儿是虎尾？哪儿是虎身？哪儿有虎爪？这些疑问，本可以请教当地有学问的人士，但我知道，即使深挖下去，除了能满足庸俗的好奇心外，也没有多大意义。
单从风景论，这里有山包，有水库，有沟壑，有坡洼地，虽与极美沾不上边，但也跟徐娘一样，有属于自己的丰韵。山包是平地簇起的，像大草原上突兀的蒙古毡包，独立而又不高耸，严格意义来说这“山包”应该叫“丘陵”。山包上，绿幽幽、莽苍苍的树木，稻草人似地布散着。这些树木中，除了本地最常见的野生枞树外，最多的就是山茶。山茶显然原生态的少，行行路路都可以看到人工雕琢过的痕迹。有些树杈的嫁接处还包着塑料布，像未曾痊愈的骨折病人。沟壑和坡洼地，在山包与山包之间穿行，起伏如妙龄女子身上的曲线。而倚靠或环绕山包之间的湖水，更像一条袖带，穿绕并将它们灵动起来，形成整个虎形地身子的曼妙。
一直以为，茶花是花开得最散漫的，从初冬到春末，都可以看到花开，随心所欲，全凭自己的意气。而这个时候的虎形地，看茶花显然有些早，多数没有开放，只有那些不耐寂寞和勤快的山茶树早早地抖开了自己的颜色，腥红、胭红、橙红、丹红，反正与红有关，稀稀落落在茶园中。有些正冒着花骨朵，有些已经凋谢，有些如日中天般的花繁似锦。冒着花骨朵的像皲裂的孩子的脸，虽然可以看到冷流吹过的风痕，花衣还是说不出的娇柔；凋谢的花枝，花瓣由外到内，一片一片地慢慢蔫头巴脑，仿佛正享受生命黯然的过程；那些繁花正盛的，像点起了一笼灯火，在枝头，殷殷燃烧着，有的炽烈，有的温润。而绝大多数的山茶，还沉浸在冬的情绪中，深蓝的枝，深绿的叶，并没有将热情在初春中散溢开来。生命何其奇异！一样的土地，一样的阳光，一样的雨露和霜雪，造就的却不是一样的风华。这窘态不一的山茶，如果非要与人生联系到一起的话，也是一种好极的诠释。得意与失意，欢愉与落寂，悲与喜，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在不同人生的境遇中都可能出现。陶渊明说：“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也算是大彻大悟。
好在我到虎形地来，内心在意的真不是这些。这里起伏的山包、葱郁的花树、参差的坡地、粼粼波光、悬于一隅的钢索吊桥，还有墟里炊烟、鸡鸣犬吠，都给我枯寂的生活带来无穷想象。站在山包顶上，凝望烟气氤氲的水库远方，在茫茫苇花中，还不由想到了《诗经·蒹葭》中那个明眸丽齿而又空灵飘渺的女子，仿佛正临风招手。内心激荡得摇曳生姿。
这感觉也是极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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