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的博弈经典散文
这是一次左宗棠与人在官场上的博弈，凭着这次争斗，左宗棠开始迈向了权力高峰。
咸丰九年夏，北京城的都察院接到一纸控状，原来是已革职的永州总兵樊燮控告永州知府黄文琛勾结湖南巡抚幕客左宗棠图谋陷害。同时，湖广总督官文参劾左宗棠的奏折也送达御览，官文在奏折上称左宗棠是出名的劣幕，骄横跋扈、把据湖南、越权干政。
官僚体系外的师爷擅权专政、陷害朝廷命官，这是官场大忌，所以咸丰皇帝很生气，当即下旨，令官文与湖北主考官钱宝青严查此事，并密谕：“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当即就地正法。”
时隔不久，复有内外臣工上疏，这回都是保举左宗棠的。一份是湖北巡抚胡林翼所奏：左宗棠才可大用，只因为名满天下，所以“谤亦随之”；另一份是大理寺卿（最高法院院长）潘祖荫的专折，更是极力荐举左宗棠：“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也。宗棠为人，秉性刚直，疾恶如仇，湖南不肖之员，不遂其私，思有以中伤之久矣。湖广总督惑于浮言，未免有引绳批根之处。宗棠一在籍举人，去留无足轻重，而楚南事势关系尤大，不得不为国家惜此才。”
封疆大吏弹劾在前，朝廷重臣保举于后，这个左师爷该如何处置呢？
咸丰主意未定，便找御前大臣肃顺商量：“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真是个人才，是不是应弃瑕录用？”肃顺说：“人才难得，自当爱惜。”他还建议皇帝再给官文寄一份密旨，附上内外臣工保荐左宗棠的奏折，让官文酌察情形办理，咸丰从之。后来官文复奏，“樊燮案”与左宗棠无涉，还了左宗棠一个清白。随后两江总督曾国藩的保折也到了：“宗棠刚明耐苦，可大用。”
咸丰于是颁下诏书，着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
至此，“樊燮告左师爷”一案彻底了结，左宗棠有惊无险，并因祸得福。其后，左宗棠平定太平天国、追剿捻军、收复新疆、主持洋务运动，成为晚清中兴名臣。这也证明了潘祖荫当年所言非虚：大清不可无左宗棠，杀了左某人，绝对是大清社稷的损失。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将左宗棠的命运反转归功于潘祖荫等人的慧眼识才、咸丰皇帝的从善如流以及官文的手下留情呢？进而言之，从咸丰九年的左宗棠事件中，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当时的权力系统是能够通过公开的弹劾与保举机制，从而有效地辨析是非、识别人才的？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樊燮的控告、官文的参劾与潘祖荫、胡林翼的保举，只是台面上的意见博弈，台面下还牵涉到更为错综复杂的势力较量，“倒左”与“保左”双方都动用了不可明言的私人关系网络，启动了妙不可言的隐权力机制。左宗棠最后胜出，樊燮则灰溜溜卷铺盖走人，除了左宗棠确是匡世之才外，更说明他的隐权力远远超出了对手的想象。
事情得从樊燮说起。这个镇总兵、二品大员据说极不成器，贪赃枉法，挟优宿娼。时值多事之秋，“寇事急”（指太平天国起义），永州知府黄文琛日夜守城，樊燮则日夜酣饮狎优，不出衙门。黄文琛非常不满，有一次干脆带着官印，跑到巡抚骆秉章那里要求解任。樊燮害怕黄文琛说自己的坏话，也进省拜谒巡抚。骆秉章让他去见师爷左宗棠，谁知见了左师爷，却迎头遭到一通教训：“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快请安！”樊燮也不是吃素的，回敬说：“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二三品官也。”左宗棠大怒，将其厉声呵斥出去。樊燮进谒，碰了一鼻子灰，只好带着一肚子暗恨回到永州。
平心而论，左宗棠的做法的确过分了。只是当时他深得骆秉章的信任与器重，上至布政使，下至州县牧令，均由左宗棠定夺，作威作福惯了，连湖南、湖北两省的总督官文都不放在眼里。时人都戏称他为“左都御史”，意思是说，巡抚按例不过领右副都御史衔，左宗棠的权力竟比巡抚还大。这当然是一种缺乏合法性的隐权力，师爷不过是地方行政长官的私人顾问，不领朝廷俸禄，没有正式职权，因此师爷专擅，是为僭越。后来官文弹劾左宗棠“越权干政”，也不是全无所本。
樊燮受辱未几，咸丰八年年底，骆秉章趁赴京陛见之机，参了樊燮一本。回省后又委官员查实樊挪用公款等劣迹，致使樊燮被革职回籍。樊燮怀疑是左宗棠从中陷害，更是愤恨难消。此时，对左宗棠专擅早已心存不满的湖南布政使文格极力怂恿樊燮倒打一耙。樊燮在湖广也是颇有势力的，他是官文圈子里的人，与官文门丁李锦堂交情不浅，现在受了委屈，便请李打点关系，找总督大人告状、诉苦。
官文当然要维护亲信，因为亲信的私人效忠关系，通常构成了庇主的隐权力根基。于是官文暗助樊燮将控状递上都察院，同时亲自具折参劾左宗棠。在得到御批严查之后，他即刻将涉案的黄文琛等人逮问，并准备捉拿左宗棠到湖北对质。
而另一边，左宗棠的东主骆秉章也不可能见死不救，咸丰九年八月廿五日，骆秉章将樊燮妄控的情由奏明，并把查明的账簿、公禀、樊燮亲供等文件，咨送军机处。但是，以骆秉章的身份为左辩解，在皇帝看来，难免有护短的嫌疑，所以皇帝批复“劣幕把持”，并对骆秉章严加申饬。有好事者还在左公馆大门边刷上“大字报”：“钦加劣幕衔帮办湖南巡抚左公馆”。
眼看大祸临头，恃才傲物的左宗棠这才慌了神。巡抚衙门是不能再待下去了，所以他决意出幕，以免累及骆秉章。他打算北上进京，一者咸丰十年是大比之年，如果捞个进士回来，哪用屈尊当什么师爷？二来樊某人既然告到北京，我也不怕他，“愿就刑部对质，一夕暴死”，这是左宗棠致信好友兼姻亲胡林翼时所言，其不善钻营的秉性，由此可见一斑。这位“左都御史”得意之时，用隐权力肆无忌惮地挑战湖南官僚的正式权威，其实却全然不明白隐权力的微妙效用。
胡林翼则老谋深算，深谙官场上阴阳相济之道。当初他任湖北巡抚，朝廷忌他手握重兵，特派官文总督湖广，暗中监视，有识之士都为他担虑。
但胡林翼很聪明，极力讨好官文，每月给总督府送上丰厚银两，又让母亲认了官文宠妾为干女儿，从而与官文建立了非常良好的私人关系。现在左宗棠有难，胡林翼以他多年为官的经验，自然晓得最为妥善、保险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胡林翼一方面致信左宗棠，设法阻止他北上。“刑部对质”的想法虽然光明磊落，却恐怕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另一方面，他悄然启动了建立在一系列私人关系网络之上的非正式庇护机制，开始营救左宗棠。
那么，私人关系网络是如何环环相扣，将庇护信息从一个关系网传递到另一个关系网，并推动着正式保举渠道的迅速形成呢？
如果说正式保举渠道的标志物是奏折，那么，私信与私人传话就是非正式庇护机制的象征。先看胡林翼写给官文的一封私信，胡林翼先给官文烧了一炷高香：“涤帅所谓宰相之度量，亦深服中堂之德大，冠绝中外百僚也。”然后请官文对左宗棠开恩：“此案樊与黄等似无好声名，正案不敢预闻，其案外之左生，实系林翼私亲，自幼相处……如此案有牵连左生之处，敬求中堂老兄格外垂念，免提左生之名。此系林翼一人私情，并无道理可说，惟有烧香拜佛，一意诚求，必望老兄俯允而已。”
至于京城那边，胡林翼则“辇三千金（折合人民币约五六十万元）结交朝贵”，替左宗棠打点关系。出面操办这些事情的是左宗棠的另一位好友兼亲家、翰林院编修郭嵩焘。
郭嵩焘很早就从他的同乡王闿运处获悉皇帝密谕严查左宗棠的消息，知道事情非同小可，立即想到向御前大臣肃顺求救。肃顺权倾朝野，又非常赏识曾国藩、胡林翼等汉臣，由他出面，自然可保左宗棠无虞。郭嵩焘于是先委托同乡王闿运代为疏通，然后王又托其同僚、肃顺亲信高心夔，最后由高将“保左”的信号传给了肃顺。这个过程讲述起来比较复杂，其实也说明了关系网运作的特点：一个关系网络可以借助某一节点，与另一个关系网络镶嵌起来，环环相扣，从而实现影响力半径的拓展。
肃顺答应搭救左宗棠，不过他又不想太着痕迹，引起皇帝猜疑，所以暗示郭嵩焘：“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那么由谁具折呢？
外臣好办，胡林翼以及与左宗棠也有姻亲之谊，又是同乡，极相友善的曾国藩都会保举他。只是内臣找哪位呢？
郭嵩焘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与他同在南书房当值的潘祖荫，一则自己与潘有私交，二则潘与皇帝亲近，说得上话。但有一个问题：潘与左宗棠素不相识，凭什么要保举他？郭嵩焘考虑再三，决定计赚潘祖荫。
郭嵩焘先将保折起草好，再带上三百两银票去找潘祖荫（这笔钱应该是胡林翼所出），见了面也不明说来意，只是拉着潘祖荫去喝花酒。席间，他才言归正传，请潘具奏保人。潘询问所保何人，郭说：“你且先别问，保折我已代为写好，你只要抄正递上去就行了，我这里有三百两银子为谢。”
潘祖荫一直很信任郭嵩焘，又见到银票哗啦啦响，煞是吸引人，所以也不拒绝，将银票纳入怀中，说：“我们且饮酒，再商量。”几杯酒下肚，大家面红耳赤，郭嵩焘趁热打铁，要潘祖荫赶紧递折。到了奏事处门外，潘问：“事已至此，必无悔理。唯所保何人，折中所言何事，必先令我知悉，否则万一皇上问起，将何词以对？”郭嵩焘这才出示保折，潘祖荫看了并无异言，于是缮写好递上奏事处。
这份将左宗棠个人安危与帝国命运联系起来的`保折，对咸丰皇帝的触动很大，促使皇帝开始考虑对左“弃瑕录用”。后来左宗棠为报答潘祖荫的保举之恩，赠给潘家一份价值连城的厚礼：道光初年出土的西周文物大盂鼎。
不过认真计较起来，所谓“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宗棠一在籍举人，去留无足轻重，而楚南事势关系尤大，不得不为国家惜此才”这么有震撼力的保荐词，应该是出自郭嵩焘的手笔。潘祖荫固然对荐举左宗棠没有异议，但若说他慧眼识英雄，恐怕也谈不上。
事实上，潘鉴赏文物的眼光是一流的，但识人则有点不靠谱。有一则轶事可以证明这一点：某次潘祖荫与众闲谈，提及某提督忠肝义胆。有人问：“此人战绩如何？”潘说：“不甚清楚。”又问：“状貌如何？”潘又说：“没有会过。”问话的人感到奇怪：“既然如此，你如何断定此人忠义？”潘揭开了谜底：“他送我的鼻烟壶很好，我就知道此人不错。”
后面的事态基本上按着“保左”派的设想发展。潘祖荫上疏后，胡林翼与曾国藩的保折也先后呈达御前。咸丰皇帝依肃顺之言，将几份保折打包发给了官文。官文一看，已知朝廷有意重用左宗棠，同时又碍于胡林翼的情面，也就不好为难左宗棠了，遂与僚属商量具奏结案。来自正式权力系统与个人关系网络的双重压力，致使官文不得不改变了主意；而正式权力系统的压力，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个人关系网络的暗中推动而形成的。
回头再来看此案，可以发现，樊燮控告左宗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一场正式权力意欲铲除隐权力的官司，但吊诡的是，博弈双方都需要借隐权力保驾护航与推波助澜。樊燮固然有官文暗助，左宗棠的最后胜出更是得益于他几位姻亲－胡林翼、郭嵩焘、曾国藩不遗余力的周旋。若不是郭嵩焘耍了一个小小的花招，潘祖荫的关键一疏显然不会从天而降。
这是一场隐权力的大比拼，左宗棠尽管只是一名举人、幕客，但他的朋友与亲戚们都是势力显赫的朝廷重臣，当时内忧外患，朝廷离不开这些湘籍大佬们力挽狂澜；而樊燮虽然官居二品，却只有湖广总督官文一人可倚仗，而官文却只是胡林翼关系网络的一部分。总而言之，左宗棠的人脉资源远非樊燮能比，所以，咸丰九年的那一场公案，并未给左宗棠带来灭顶之灾，反而成了他从游幕生涯走向封官拜相的人生转折点。
再来对比一下同案中永州知府黄文琛的遭遇，或许将会更感慨隐权力对于个人仕途命运的强大影响力。湖北人黄文琛性子耿直，平素与左宗棠不和，但在此案中却坚决为左辩护，只是他缺乏左宗棠那样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胡林翼在致官文的私信中也全然没有眷顾他，反而说：“此案樊与黄等似无好声名。”最后，黄文琛“微罪夺官”，与他的同僚兼对手樊燮一起卷铺盖走人。
这场隐权力之间的比拼其实也可以归结为对信息掌握程度的比拼，谁对对方的隐权力信息有更多的了解和掌握，谁就能更好的做出策略选择，甚至在发现自己的隐权力完全不如对方的情况下，选择不与对方进行博弈，以保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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