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发展历史中的反理论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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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发展历史中的反理论痕迹

　　导语：　社会个案工作是社会工作领域中一种主要的服务方法，在服务过程中，社会个案工作者和案主之间维持一种面对面的或是一对一的专业关系，通过运用专业知识及技巧协助案主处理其与环境的关系，从而增进案主的社会福利。

社会工作发展历史中的反理论痕迹

　　社会工作发展历史中的“反理论”痕迹

　　纵观西方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其实践贯穿于社会工作从产生到发展的全过程，社会工作价值观也是为了规范社会工作者的实践而产生的。而相比之下，社会工作理论却是“姗姗来迟”，通常会被解读为它只是对社会工作“形成专业或学科”的一种补充。当代社会工作的前身是西方以教会为主体的、以协助济贫为目的的志愿活动，这当中又属英国最具有代表性。17世纪产业革命以前，英国的志愿济贫活动主要由教会承担，直至产业革命兴起，教会无力再承担沉重的救济负担，这便催生了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时期1601年法案的颁布，也就是著名的Poor Law(旧称《济贫法》)。该法案建立了初步有效的救济行政制度和救济工作方法，成为现代各国救济事业的开端，救济事业也由此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之后，有组织的志愿工作逐渐在西方兴起。而第一位由志愿工作转任为有薪资的“社会服务工作者”，可能是美国卫生委员会的特别救济部(The Special Relief Depart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Sanitary Commission)所聘雇的社会服务工作人员，其主要工作就是解决内战中士兵及其家属的社会与健康问题[1]。这也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不能代表社会工作职业化已经迈出了第一步。美国内战结束后直至19世纪中后期，以英国“慈善组织会社”为代表的城市慈善机构的兴起，才标志着当代社会服务工作的真正起步。在这一阶段中，社会工作的前身，西方早期的社会慈善救济活动受客观历史原因和人的认识与信仰的局限，并未有明显理论规范的痕迹，早期的社会救助者更谈不上具备理论意识，他们更多是靠自我意识中自发而成的价值观来约束自己。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方社会早期一系列的救助行动和有组织的实践成果使正处在变革中的世界看到了社会服务工作的价值所在，也为这类活动有规模地开展和正向演化创造了基本条件。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救助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在19世纪的美国，一些救济者认识到无法将普惠主义落实的事实，而且这种救助反而会直接影响穷人的道德培养。于是，受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社会理论和社会达尔文理论(Darwinian Theory)的影响，慈善组织会社运动逐步将有选择的慈善救济方法引入到城市慈善事业管理当中。虽然这与一向反对救济“官僚化”的宗教性志愿价值背道而驰，但这一争论却首次体现出了理论在影响社会服务工作者价值观的作用。1883年，芝加哥的道斯(Anna Dawes)开始公开呼吁建立专业训练的必要性，同年，美国水牛城慈善组织会社的罗森瑙(Nathaniel S. Rosenau)也认为有必要找一些经过特殊训练、以此工作为职业并愿献身于此者来负责这项工作[2]。这不但是社会工作逐步将“行外人”与“专业社会工作者”区分了开来，更是将社会服务的工作提升到一个相当专业的层面，并要求其需要有专业的知识体系和技巧来支撑服务实践者的行动。1917年，芮奇蒙德(Marry E. Richmond)发表《社会诊断》(Social Diagnosis)一书，标志着社会工作的方法成为一门独立的知识，使社会工作的技术成为一种可传递的技术[3]。社会工作也由此有了增进专业知识和技巧性的新要求。至此，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理论开始正式登上了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舞台。在这之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很快就进入了社会工作领域，并长期占据了社会工作理论的高地。虽然“精神分析的洪流”使当时的社会个案工作者受益良多，但在客观上也限制了专业社会工作者的视野。寻求进一步专业化的社会工作者们便开始了心理学理论以外的新知识体系的探索。此时，在一些社会工作实践者的认识中，也首次出现了反对某种理论观念的立场，而在当时的背景下，这种认识和立场毫无疑问推动了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架构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社会变革，一系列新兴的社会问题也开始冲击着社会工作的发展，社会工作服务对象人群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使得各种形式的直接服务成为专业实践的主流，由此而生的对于这一专业的反思风潮也开始大行其道。这一时期对于社会工作内省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社会工作是否能够真正称得上是一个专业，是否应该具有明确的专业地位和理论基础。但不论是何种观点，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一阶段，对于自身专业性的内省已经使专业理论的地位得到了广泛的肯定。然而在这一时期，由于政府参与社会服务事业的力度越发强大，以及英美在这一阶段向福利国家转型所带来的诸多改变，带有法制和行政色彩的社会服务使得社会工作丧失了一部分专业独占性，一部分社会工作者开始对专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的价值所在产生异议。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社会工作教育受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对自由的社会政治气候的影响开始逐渐升温。20世纪60年代，可应用于社会工作的理论在数量上获得了巨大的增长。社会工作者竞相从弗洛伊德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中借用指导性理论。社会工作的职业知识空间被迅速但不系统地充实起来。可以说，这是一个充满理论生机的时期。社会工作者对理论观念的竞逐被视为社会工作健康发展的一种标志[4]。于是，专业社会工作实践有了更多的理论架构可以依托，与此同时，一些基于专业实践的理论模式也开始被探索出来。专业社会工作者的理论意识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他们在实践过程中脱离理论的做法也被普遍认为是与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背道而驰的。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整个社会开放程度的大大提升，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也越来越被大众所需了，同时，社会工作也开始面临着新兴服务模式和市场化浪潮的冲击。克鲁格(Kreuger)就提出在21世纪有三个重要因素是社会工作无法回避的：(1)高科技对传统社会工作干预技巧的挑战;(2)知识经济时代对社会工作知识建构本质与价值的挑战;(3)社会结构的根本变位[5]。新时期技术的发展使经过百年发展的社会工作传统知识架构和实务技巧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同时社工与案主之间、社工与社工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这也使得社会工作者在专业实践中会变得更加注重案主的需求。服务意识的提升使社工能更加细致和清晰地记录案主的变化，但正是因为太重视案主人群的关怀以及各类服务方案的设计等，因而疏忽了实务内涵的检定，也造成了实务成果呈现的流逝与理论的松散等流弊[6]。这使得理论研究本身就相对薄弱的社会工作更加朝着操作层面倾斜。个案工作和社会活动模式不断受到重视，在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也大都是从实践技巧中推理而来。由于服务模式的细化和市场化的快速发展，需要有理论检验和创新成分的评估过程也开始出现与实务流程相互脱节的现象。从社工自身的角度来讲，在这一时期，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教育程度在不断升高的过程中，却面临着社会工作发展大环境的流变。高校培养出的拥有专业理论素养的社会工作者正面临着理论无用武之地的尴尬;而这种尴尬也反作用于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对待理论知识的态度，如此便会形成对专业理论主动排斥的恶性循环之中。此外，对于有经验的专业社会工作者来说，尤其是在中小型的社工机构中，竞争性的社会秩序使得他们更加注重在完成项目时的高效率，从而很容易忽视专业理论的嵌入。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新时期的新发展推动了社会工作实践技术和模式前所未有的优化，这种情形无疑是把当今的社会工作者置于了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高效率发展的两难之中。

　　因此，从社会工作产生与发展的早期实践到如今已颇为专业化的职业发展中，社会工作者的“反理论”立场实际上一直是存在的。即使是在信息高速传播、社会工作专业综合性发展的今天，这一立场也没有得到彻底的改观。无论“反理论”立场昭示了社会工作专业理论和实践的何种关系，就其概念本身而言，这一立场带有鲜明的目的性，即社会工作者在专业实践的过程中，专业理论的配合往往并不重要也并不是必须的。至于如何规避这种不合理的目的性，以及培养在社会工作专业层面上的理论自觉意识，就需要看到“反理论”立场背后的内容究竟铺陈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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