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圣贤的围棋相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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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圣贤的围棋相对论

　　围棋虽在孔孟时代没有完全成型，但孔孟对棋的只言片语提及，却对后来者判断圣贤们对棋之喜恶产生深远影响。

　　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是这么说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与其无所事事，还不如玩玩六博，下下棋)”。

　　这番话，成为后人揣测孔子对围棋看法的主要依据，一些人认为孔子反对下围棋。其实这是不对的，孔子可能对围棋和六博评价不高，把它们列入打发时间游戏的行列，但并没有说反对。甚至换个角度来想，孔子能够鼓励那些无所事事的闲人去下围棋，而不是去喝酒或者干别的，这已经显示出老夫子对围棋的偏爱了。

　　孔子是不反对娱乐的，不然他不会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他一生周游列国，逐乎宋卫，困于陈蔡，颠沛流离一世，却始终保持乐观进取精神，难以想象，如果他不懂得适时放松娱乐，下下棋，弹弹琴，绷着的弦恐怕早就断了。

　　这种误会也发生在孟子身上。孟子曾说“世俗所谓不孝者五”，其中第二条是“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后人据此认为孟子也反对下围棋。这也是不准确的，因为这一“不孝”是有若干条件的，不仅赌博喝酒而且不敬父母，这才是不孝。如果张弛有度，又或者正是陪父母下棋，哄他们开心，那算不算不孝呢?

　　孟子其实并不反对下围棋，他把围棋列入六艺之一的“数”，称其为“小数”，也就是一门小技艺，并认为如果想学好，也得下工夫。他以当时的围棋高手弈秋教学为题材，创作了一则寓言，说弈秋教两个学生下棋，一个专心致志，一个心有旁骛，虽是同时学，聪明才智都一样，但后者学习效果必不如前者。

　　这位弈秋，就是后人所称的“棋道鼻祖”，古代第一位留下名字的围棋高手。

　　班固扛起“拯救围棋”大任。

　　不反对，并不代表圣贤就热衷围棋。从孔孟的言论也能看出，春秋战国，围棋虽然在上层社会流行，但地位不高。到了战国及至秦与西汉，围棋进入了低谷——完全被以赌赛运气为主的六博抢去了风头。

　　比如，战国后期，洛阳人苏秦跑到山东游说齐宣王时说：“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苏秦把当时的娱乐花样提了个遍，有六博，却没围棋。

　　秦代，始皇焚书坑儒，下围棋的主力军损失惨重，围棋进一步低迷。西汉时，虽然高祖刘邦曾陪戚夫人在宫中对弈，民间下棋的却不多，并且，宫里的人们莫名其妙地把围棋跟迷信勾连起来，认为围棋是“仙家养性乐道之具”，一害病就拿下棋占卜，“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要“取丝缕就北辰星求长命”才能免灾，一项纯智力游戏被弄得神神叨叨。

　　屋漏又逢连阴雨。西汉初年，刘安和洛阳才子贾谊也轮番给围棋浇冷水。贾谊说，“失礼迷风，围棋是也”，他认为人们一下棋就往往忘了尊卑，互相轻侮，失了“礼”，这大概是贾谊在首都长安的真实所见;刘安则认为，下围棋太浪费时间，如果把时间用在读书上，“闻者必广矣”。

　　贾谊和刘安的话貌似有理，但正所谓玩物丧志还是陶冶情操，取决于下棋的人。而且，西汉时期经济不发达，创业阶段，娱乐活动相对低迷，不提倡也是自然。到了东汉初年，歌舞升平，一些大学问家已经对围棋改变了看法，并且看到“博行于世而弈独绝”。

　　首都洛阳，义不容辞地成为围棋展开反击的大本营。对围棋颇有造诣的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在洛阳编撰《汉书》之余，写出了中国第一部围棋专著《奕旨》，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围棋的文化内涵。

　　班固很清楚问题的关键在哪里，一方面，缺乏深厚底蕴、追求侥幸的六博棋是一定干不过围棋的，后来六博果真在汉代以后就衰落了;另一方面，围棋中蕴含着与儒学相通的元素，正所谓“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黑白，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成败臧否，为仁由已，危之正也……”

　　当时儒学初兴，班固这番话是相当时髦，又相当深邃，正中士大夫们心坎，谁说围棋是失礼迷风、玩物丧志?

　　围棋理论高手云集洛阳圈。

　　班固的《奕旨》成为给围棋正名的一杆大旗，东汉儒生应者云集，出了一批围棋理论家，用手中的笔给围棋代言，包括在洛阳居官的大儒马融和李尤，两人分别写了《围棋赋》和《围棋铭》;隐居慎阳(今河南正阳)的隐士黄宪，也写下了《机论》，对围棋无比推崇。

　　说班固于低迷之际拯救了围棋，毫不夸张。从班固开始，围棋的儒学意义逐渐为人们所看重，历代学者、棋人均奉《弈旨》为圭臬，围棋地位陡升，与琴、书、诗、画比肩，成为雅文化中的奇葩。

　　宋人高似孙总结过往最权威的围棋理论文章，概括为“五赋三论”——“棋有赋五，一曰汉马融《围棋赋》，二曰晋曹摅(shū)《围棋赋》，三曰晋蔡洪《围棋赋》，四曰梁武帝《围棋赋》，五曰梁宣帝《围棋赋》。棋有论三，一曰汉班固《弈旨》，二曰魏应玚《弈势》，三曰梁沈约《棋品序》。有能悟其一，当所向无敌，况尽得其理乎?”

　　有意思的是，这八位围棋理论界的明星作者，过半都与洛阳关系密切。班固和马融不说，曹摅曾两度担任洛阳令;蔡洪是吴国人，吴国灭亡后入京城洛阳求官，有个典故就叫做“蔡洪入洛”;“建安七子”之一的应玚是河南项城人，曹植跟随曹操西征马超，路过洛阳时被故都的荒凉深深震撼，写下两首送别诗《送应氏》，正是给应玚、应璩(qú)俩兄弟写的。

　　这些作者，多是一等一的围棋高手，不然高似孙也不会感慨“能悟其一，当所向无敌”。东汉时期洛阳的围棋氛围，由此也可见一斑。到了东汉后期的乱世，战争频仍，围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模拟军事功能”更为人们所看重，正如马融在《围棋赋》中所说，“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陈聚士卒兮，两敌相当，拙者无功兮，弱者先亡”，于是，大批军事将领也都热衷下围棋，大江南北皆入黑白世界。

　　南方，吴国围棋氛围颇浓，出现了号称“棋圣”、“弈圣”的严子卿、马绥明，留下了现存最早的棋谱“孙策诏吕范弈棋图”。而在中原地区，以曹操、曹丕父子以及建安七子为主力阵容的庞大围棋爱好者团体，也在围棋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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