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中蕴含的文化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当代中国社会在使用“文化”这个概念时主要强调三个主要特征：历史性、群体性、影响性。围棋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同时具备了这三点主要特征。
被人们形象地比喻为“黑白世界”的围棋，是我国古人所喜爱的娱乐竞技活动，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一种棋类。围棋，在我国古代称为“弈”，在整个古代棋类中可以说是棋之鼻祖，相传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据《世本》所言，围棋为尧所造。晋张华在《博物志》中亦说：“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
春秋、战国时期围棋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了。三国时的曹操、孙策、陆逊等都是疆场和棋枰两个战场上的佼佼者。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石室发现的南北朝时期的《棋经》载明当时的围棋棋局是“三百六十一道，仿周天之度数”。
南北朝时期由于玄学的兴起，导致文人学士以尚清谈为荣，因而弈风更盛，下围棋被称为“手谈”。统治者以棋设官，建立“棋品”制度，对有一定水平的棋士，授予与棋艺相当的“品格”(等级)。当时的棋艺分为九品，现在围棋分为“九段”即源于此。
唐宋时期，对弈之风遍及全国。这时的围棋，已不仅在于它的军事价值，而主要在于陶冶情操、愉悦身心、增长智慧。弈棋与弹琴、写诗、绘画被人们引为风雅之事，成为男女老少皆宜的娱乐项目。唐代“棋待诏”制度的实行，是中国围棋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标志。所谓棋待诏，就是唐翰林院中专门陪同皇帝下棋的专业棋手。当时，供奉内廷的棋待诏，都是从众多的棋手中经严格考核后入选的。他们都具有第一流的棋艺，故有“国手”之称。从唐代始，昌盛的围棋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逐渐走出国门。首先是日本，遣唐使团将围棋带回，围棋很快在日本流传。除了日本，朝鲜半岛上的百济、高丽、新罗也同中国有来往。《新唐书•东夷传》中就记述了唐代围棋高手杨季鹰与新罗棋手对弈的情形，说明当时新罗的围棋也已具有一定的水平。
明清两代，棋艺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其表现之一就是流派纷起。各门派风格各异，布局攻守侧重不同，但皆为当时名手。在他们的带动下，长期为士大夫垄断的围棋，开始在市民阶层中发展起来，并涌现出了一批“里巷小人”的棋手。他们通过频繁的民间比赛活动，使得围棋游艺更进一步得到了普及。满族统治者对汉族文化的吸收与提倡，也使围棋游艺活动在清代得到了高度发展，名手辈出，棋苑空前繁盛。其中梁魏今、程兰如、范西屏、施襄夏四人被称为“四大家”。四人中，施、范二人的“当湖十局”下得惊心动魄，成为流传千古的精妙之作。
纵观我国古代围棋，从产生至发展、提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涌现出许多围棋高手，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和理论知识，留下了一大批宝贵的遗产。陈毅同志多次说过：“国运衰，棋运亦衰，国运盛，棋运亦盛。”从晚清至解放前这段时期我国围棋随着国力的衰弱也落伍了，棋坛出现了衰落萧条的景象。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百废待兴。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围棋这门古老的思维竞技艺术焕发了青春。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同志特别对“中国绝技”的围棋予以高度的评价，并积极倡导。 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同志继陈老总之后担任了围棋协会名誉主席。国家发展计划中明确提出了围棋要保持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把围棋列入国家发展计划之内，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新时期的昌盛国运，造就出新一代风流人物。以聂卫平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棋手显露出耀眼的锋芒，特别是在1985年的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上，力挽狂澜，一举击败了日本三位超一流棋手，为中国队取得最后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日围棋擂台赛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围棋界人士及广大爱好者们，也振奋了全国人民关心祖国体育，奋发自强的赤诚之心。
目前在中国，围棋人口有3000万之多，而且有明显上升的趋势。近些年来，中国棋手先后在应氏杯、三星杯、LG杯、CSK杯、亚洲杯和春兰杯等数项国际大赛中折桂。国内围棋甲级，乙级，丙级三级职业联赛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围棋协会主办的围棋比赛一年要有160余次，职业大赛有倡棋杯、NEC杯等，业余大赛有晚报杯、大连美罗杯等国内顶级赛事。一个体育单项协会举办的比赛这么多，是其他体育项目所没有的。在我国围棋有两个专门的电视频道，一天二十四小时播放围棋节目，这也是其他体育项目所没有的。近几年来，围棋网站在我国更具规模，如清风，弈城，新浪，联众，TOM等围棋网站，每个网站在线人数都有数千人，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在网上对弈，而围棋网站的经济效益也在逐年增加。
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山西大学等几十所大学都开设了围棋选修课，马晓春九段还被聘为陕西师范大学的围棋兼职教授。在中小学生课外活动中很多都以围棋作为主要项目，青年人不仅把围棋当作一种业余爱好，更把它当作一种训练思维，提高智力的运动。
现在学围棋的人越来越多，老人在学，幼儿园的小孩子也在学;中国人在学，全世界的人都在学。据博弈教育网估计，全国各地已开办各类正规的围棋培训场所有近千家，近万名职业棋手和业余棋手从事围棋教育工作，参加学棋的少年儿童有数百万人。围棋的发展状况愈显强势，展示了围棋运动无比广阔的前景。
围棋的历史性、影响性、群体性，使围棋具备了文化的基本特征，使之成为围棋文化。围棋文化的内涵包括了物质、制度、行为、精神四个维度，即围棋文化的结构应是一个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四个层面综合而成的复杂系统。
(一)围棋的物质文化层面
围棋的物质文化层面是围棋文化存在的物质基础，是围棋文化物质形态的重要标志。围棋的物质文化是一种“物化的知识力量”。 围棋的棋盘和棋子是构成围棋物质文化的基本元素。
围棋棋盘由361个交叉点组成，表示农历的361天。棋盘分为四部分，就是四季;每一个部分都有90个交叉点，代表一个季度三个月的90天。棋盘的中央是太极，棋子的黑白两色表示阴阳。围棋盘上有九个星，最中间的称“天元”，“元”是第一的意思，“天元”意为天空最高点。围棋的棋子、棋盘含有“天圆地方”的思想。棋子是圆的，所谓“天圆而动”;棋盘是方的，所谓“地方而静”。
在我国，相传是尧发明的围棋实际是《河图》的产物，
我国的《河图》是文字产生前记号文化的最高代表作，在伏羲时代就被尊为神物，结合《河图》中蕴涵的多方面内容分析，其应有万年左右的历史。由于《河图》的影响，出现在围棋盘上的宇宙观也被广泛地应用于华夏早期文明中的许多事物的发明之中。
早在公元595年古人就用瓷来烧制围棋盘。千百年来，人们用各种材质来制造围棋的棋子，如：玛瑙、瓷器、玉。中国历史上流传最为久远的棋子是云南围棋子，简称云子。云子的祖先是永子，永子原产于云南永昌郡(今保山市)。据记载，永子始于唐、宋，盛于明、清，受到达官显贵、文人雅士的厚爱;也是进献皇帝的贡品，有“永昌之棋甲天下”之美称。云子质地细腻，色泽柔和，坚而不脆，沉而不滑。白子洁白似玉，黑子乌黑透碧，看上去很像天然玉石琢磨而成。
(二)围棋的制度文化层面
围棋的制度文化层面是围棋在发展过程中，一系列权利、义务的综合，是约束围棋存在与发展的规范、规则，同时也表现为围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观念、习惯等等。从文化的角度看，围棋的制度文化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和连续性。
以职业选手选拔为例，早在南北朝时期,上层统治者均好弈棋，他们以棋设官，建立了“棋品”制度，将棋艺分为九品，《南史•柳恽传》载：“梁武帝好弈，使恽品定棋谱，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可见棋类活动之普遍。唐代“棋待诏”制度的实行，是中国围棋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标志。随着“棋待诏”制度的实行，棋手的社会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现代中国围棋职业棋手的选拔制度更为严格，要成为职业围棋手，首先要参加全国定段赛，通过定段才能成为职业初段，才能迈入职业围棋的门槛。 每年一度的全国围棋定段赛被称为“围棋高考”，比赛时间与高考之期相近，但围棋定段赛的竞争比高考则激烈得多，成功定段者将从此成为职业棋手，有如“鲤鱼跃龙门”。对于职业棋手的选拔，台湾的院生制度、韩国的研究生学历制度、日本的内弟子制度都各有千秋，各成体系。
(三)围棋的行为文化层面
围棋的行为文化层面是围棋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即由习惯性定式的礼俗构成的文化层。围棋行为文化的存在不是个性化的'，而是模式化的。它们在实践上体现出传承性，在空间上体现出传播性。
下围棋时有很多习惯性定式的礼仪规定，比如：对局前猜先时，下手方应请上手方抓白子，自己则取出1枚(或2枚)黑子，表示白子若是单数则已方执黑：若是双数已方执白(取2枚则相反)。比赛前的猜先，则应由卫冕者、段位高者、年长者来抓子;黑棋的第一手棋如果是占角的话，则应下在右上角，把距离对方右手最近的左上角留给对方，表示对对方的尊敬;对局前下手方应主动整理棋具，晚辈、下手方、挑战者都主动用白布擦拭棋盘，这不仅体现了对对手的尊重，更重要的是把自己放到了一个学生的位置上，谦虚谨慎本来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在围棋上这种美德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下围棋还有其他很多礼仪规定，当然，这不是法律，没有强制的约束力，但是恰恰是没有强制力才更能体现出了一个人的修养。
(四)围棋的精神文化层面
围棋的精神文化层面是人们在围棋运动中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这是围棋文化的核心。围棋文化更多地体现于精神方面，对中国围棋文化的探讨，也偏重于从精神方面，提示围棋与人生，围棋与哲学，围棋与民族心理的关系。
围棋与人生
一局棋就是一段浓缩的人生。少年读书求学，犹如布局奠定基础;踏上社会工作生活，世事沧桑，恰似步入中盘，棋局纷繁;进入老年就如收官，一生的历程到此就将盖棺定论。
下棋取得优势时，既不能得意忘形，也不可固步自封。劣势时切不可自暴自弃，要积蓄力量，耐心等待机会翻盘。人生也是如此，顺利时要居安思危，随时准备接受命运的考验;身处逆境时，更不能灰心丧气，要积极进取，顽强拼搏，以登上成功的顶峰。
围棋讲求诚信，即落子无悔，不管走的好还是走的差， 都是自己走的，自己要负责，正如人生不能重来一样，一步走错了，自己要勇于承担责任，敢于面对错误，机会还会有的，但是要更加努力才能把失误弥补回来。
围棋是一项内涵丰富、棋理深奥的体育项目。唐代著名国手王积薪曾著有“围棋十诀”。“围棋十诀”：一、不得贪胜;二、入界宜缓;三、攻彼顾我;四、弃子争先;五、舍小救大;六、逢危须弃;七、慎勿轻速;八、动须相应;九、彼强自保;十、势孤取和。自古以来，“围棋十诀”为棋家奉为金科玉律，同时它也是我们人生的座右铭。围棋中包涵着很多的人生理念，同样在很多处世哲理中也都能找到围棋的影子，都可以用棋理来诠释。围棋对弈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追求棋艺与人生的共同完美。
围棋与民族心理
围棋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民族心理。中国人崇尚中庸精神，适应性强，是现实主义者，表现在围棋上就很注重实地， 以中国流为代表，形成了“求实”的棋风;日本人对什么都细心和耐心，潜心研究棋艺， 总结成了各种定式和布局，形成了“求道”的棋风;韩国棋手很顽强， 学棋刻苦，不拘一格，乱中取胜，经常上演“翻盘”戏，可谓“求乱”的棋风。
围棋与哲学
围棋在魏晋时期，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游戏了，而是一种哲学活动，悟道活动，对弈折射出棋手的生命哲学，也表现着棋手苦涩悲凉的思索。围棋黑白二子象征日月阴阳昼夜;圆形棋子象征天象苍穹，棋盘四角可比地象四方;棋局搏杀，沧海桑田;棋盘胜负，世事纷争;诸如此类种种，皆可拟世事，让人自己去悟道，去品世。
围棋包含着浓郁的东方哲学。吴清源说过：“与其说围棋是竞争和胜负，不如说围棋是和谐”。吴先生在围棋艺术中提出“调和”的理论，主张在棋局中取得平衡，道出了东方哲学中庸之道的精髓。东方人持中庸之道者众，讲究把握分寸。表现在围棋上，不能一味进攻或是防守，要攻守兼备，张弛有度。表现在精神思想上，人的最佳精神状态是不卑不亢，缺少自信是“卑”，过于自信是“亢”。这些都体现了传统的东方哲学思想。
围棋文化的四个维度，向我们展现了围棋文化中所特有的中国特色的思想和文化内涵。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为世界所瞩目，但如果中国没有这些发明，世界其他国家可能迟早也能把它们发明出来。但是，如果中国不发明围棋，那世界上或许就永远不会有围棋这项运动了，因为围棋体现了太多中国人的思想和智慧，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特征和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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