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也称普通话为 “胡普”
导语：普通话是在现代确定的语言，称呼与定义因地而异，中国大陆称为“普通话”，在台湾地区称为“国语”，均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在现代确定的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而相对于非汉语的语言又常被称为“中文”或“华语”。普通话又被称作胡语、国语、华语、胡普。
首先，"胡普"是对普通话的贬称，是对野蛮推普不满后的一种情绪。但是这个表达是有历史文化事实依据的。
所谓“胡普”，一言以蔽之就是“胡语化的普通话”;说得更白一点，就是“阿尔泰化或通古斯化的汉语普通话”。
有一点必须明确，普通话当然是汉语，不是什么满语或胡语，希望不要在这上面纠缠。从语言本质来讲，满语及其他胡语是阿尔泰语系或通古斯语，汉语是汉藏语系。
但是现在以北京话为基准的普通话，的确是一种受蒙胡、满胡影响后的汉语，有很多满语用词，只有四声，没有古汉语的入声和浊音等，由于多次衣冠南渡，反而南方一些方言的发音和用字继承了华夏汉语的很多特点。
要理清这个“胡普”问题，有必要先弄清“非胡普”(雅言)是个什么样子的。老祖宗创造汉语已经几千年了。自汉上溯的上古时期，老祖宗们的“非胡普”(雅言)是怎么说的?探究起来虽然麻头，但终归还是有迹可循的，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包括韵文在内的汉代及先秦时期的经典和文献可供考证。
研究表明，春秋时代的孔子，是用当时的“普通话”(雅言)给他来自五湖四海的弟子讲课并周游列国的。有两点大致可以肯定，即：那时候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是通畅的、密切的;周王朝的官方雅言推广传播，也是存在的。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郑张尚芳说，通过上古音研究，雅言的音我们已经重新构拟出来了，现在已经能够把《诗经》、《论语》用孔子时代的上古音来读。
由此可见，古代华夏的“普通话”和今天北京音的普通话完全不同，反而和一些南方方言在音韵上比较接近。
找点历史资料来说明“普通话”(官方语)的变化。
早在大一统的两汉时期以及其后的西晋时期，随着文化和语言的进一步发育、交流，中原雅言、河洛之音被作为“官话”带到各个角落，汉语的语音和语义更加规范、成熟。
中古时期的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代，五胡乱华，中国北方成了匈奴、鲜卑、羯等诸胡轮番侵略占领的舞台，中国南方则成了汉族政权和正统华夏文化的庇护所。一方面，河洛之音随衣冠南渡而南渡，有的与当地方言(如吴语、粤语)混合，有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缓慢演进(如客家语)。另一方面，留在北方的汉人，不可避免地卷入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主体民族与外来异族之间的文化交锋与争斗之中。特别是阿尔泰语系的鲜卑人统治近两百年的北朝时期，鲜卑人在逐步汉化的同时，多少也胡化了北方，北方汉语语音和语汇或多或少留下了鲜卑的痕迹，汉语化的胡姓、胡语不胜枚举。虽然相互有交往，但总体上当时汉胡是处在势不两立的状态，史料记载胡人多是高鼻深目，容易辨认，北方汉人被任意屠杀，处在受异族压迫的地位，冉闵《杀胡令》就是汉族反抗异族侵略的典型代表。
随后，出现了隋唐大一统时代。如果说晋室衣冠南渡之后直至南朝的大部分时期中华文化的正朔在南方的话，那么从隋朝统一起至少至盛唐，经统一前后南朝正统文化滋养浸润反哺的北方文化又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这种文化形态下形成的东西“两京”语言，成了新的雅言。《切韵》和《唐韵》的诞生，不仅规范了语音，而且为雅言中的“雅言”——诗歌登上她的最高峰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1127年伴随着宋朝政权南渡，北方被异族占领，大量北方人口又一次大规模迁往南方，之后的一百多年里，南宋的政治中心移到了吴越文化的核心地带临安(即杭州，1138年定都)。这样一来，文化、经济空前繁荣的两宋时代，东京音和临安音又先后成为普通话。宋朝的`《广韵》、《平水韵》成了古代汉语音韵的集大成者;而宋词，这种高雅、精致的汉语韵文，也在宋朝发展到了极致。而同一时期的北方，则相继被契丹、女真、蒙古这三个阿尔泰语系的落后游牧异族统治。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北方被落后的游牧异族长期统治，北方文化衰落时期。
自1227年灭西夏、1234年灭金，北半个中国尽陷蒙古铁蹄之下;1279年南宋灭丄亡，中国首次进入被少数民族整体统治的时代。作为统治民族的蒙古族，在文化上是落后的，在对待主体民族和优势文化的态度上又是野蛮的、粗鄙的。蒙古人把中国人分成四等人，一等人蒙古人，二等人色目及其他少数民族，北方汉人三等人，南方汉人四等人，汉人地位极其低下，蒙元法律规定汉人被杀不用偿命，只须赔头牛，赤裸裸的殖民压迫，因此汉文化不被重视，他们强行推行蒙文直译文体，颠覆汉语语法习惯，“胡语”大量植入汉语，北方语音发生较大变化，入声在北方汉语中大量消亡。元代江西高安人周德清编著的《中原音韵》，已经找不到入声韵部了。
蒙元入侵中国，蒙古屠杀造成了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减少，其程度令人触目惊心。在北方原有4500万以上登记人口，而在各地屠城以后，还不到700万，而且这个数字一直保存到元末甚至明初。据记载，宋人到中原后发现，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地，井里塞满了死尸而水不可饮。无数能工巧匠被屠杀，社会生产和文化遭到极大破坏，中国北方被游牧民族的破坏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之后，朱元璋高举“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旗号消灭蒙元，在下令禁胡姓、胡服、胡语的同时，编订颁布了《洪武正韵》以匡正音韵、规范“读书音”。朱元璋、朱棣都大量从南往北迁移人口，保留更多华夏文化的南方再次反哺遭到胡人破坏的北方。这一时期，以南京音为标准的江淮官话(下江官话)成了官场和知识界的普通话。随着朱棣迁都北京，朝堂和深宫里的江淮官话虽有变化，仍保留有入声发音(见《利玛窦中国札记》)，带有江淮官话特征的明朝北京话，成为明帝国的通用语。
直到满清乘中国天灾人祸凭借汉奸的帮助骤然入关和骤得天下，使中国再次进入被北方野蛮落后鞑靼异族整体统治的时代，满清定都北京，逐渐把北京话满化，作为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面对骤然得到的庞大帝国，满清统治者心里的文化自卑是不言而喻的，首先不惜用全国性的大屠杀使汉民族屈辱地接受“剃发易服”，汉人在付出数千万反抗者的生命后，不得不放弃华夏数千年来的美丽的衣冠服饰，全部剃发留辫穿满装，变成和满人一样落后丑陋的模样。
满清统治者一开始把满语定为唯一国语，康熙和俄罗斯签订条约都只是用满文这一种文字，但是满族入关前本身是刚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阶段，是个连文字都没有的落后原始部族，后来努尔哈赤仿照蒙古文勉强创立了满文，这种没有文化底蕴的“国语”(即满语)语汇根本无法满足统治天下、管理社会的需要，学习使用汉语的进程因此加快，这是满人无奈之举，并不是真心崇敬汉文化，否则他们也不会亮起屠刀不惜屠杀数千万汉人来实行“剃发易服”了。满人学汉语中形成的卷舌音、儿化音大量出现，满语语汇也纷纷植入汉语。最终，这种加入了满语发音习惯、消灭了入声发音的“京片子”成了新的官话，成了近现代的北京话。
所以，现在说这个以北京话为音准的普通话是满胡化的普通话，简称“胡普”是符合事实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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