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设计的困境

　　平面设计日益在艺术设计的学科体系中占据重要的环节，成为最具代表性的艺术设计门类，甚至正在成为重要的“纯艺术”组成部分。但是设计行业的 “圈内热闹圈外冷”，至今仍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

　　南北分宗的地域化趋势

　　“画分南北”在美术史上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命题。有观点认为，设计也是“南北分宗”，所依据的事实并非是中国南北方的文化差异，而完全是以设计师所在城市为标准进行划分的。“北方设计师”被圈定为北京的几位设计师;“南方”则包括了深圳、广州以及近年来在平面设计界崭露头角的宁波等城市。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这样划分的“北方设计师”当中并不见得是文化意义上的北方人，而“南方设计师”中同样也是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北方到南方谋求发展的从业者。这样的分类最初大概只是介绍中国设计师的本意，并没有从共同的艺术风格、设计理念和文化归属等方面做出共性的归纳——即或把“形式实验”视作北方设计的风格，这样的概括也是与北京的地域文化风貌没有任何关联的。从设计发展的角度说，笔者并不赞成在现阶段做出这样的划分。

　　近年来北京设计的繁荣，的确对过去中国内地平面设计的深圳中心格局形成了较为有力的冲击。长期以来，尽管有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这样重要的设计教育机构，但由于所培养的设计人才往南方的流动，北京在平面设计方面的发展一直难以与深圳相抗衡，在当地有一些影响的几家大设计公司在业界几乎也都缺乏一种呼风唤雨的号召力。不过由于平面设计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联，北京并不缺乏设计发展的潜力。近年来步入中年的一些有实力的设计师逐渐加入北京的设计队伍，吕敬人、王x等设计师先后从事设计教学，为清华美院、中央美院设计学院等院校、机构培养了一批有社会影响力的青年设计师。总的来看，北京设计师群体的水平参差较为严重，设计师们缺乏统一的组织和明确的学术目标，从风格上说，相当一部分设计工作者还停留在追随西方的形式实验的层面上，独创性和个人追求比较缺乏。在平面设计的各个门类中，北京还没有形成任何一个真正有生命力的设计学派。

　　相比之下，南方地区由于深圳、广州等地平面设计起步早、与外界交流多，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当地政府和媒体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因此显得成熟许多。深圳设计03展和深圳平面设计师协会的'恢复都可称作是中国当代平面设计史上的大事，而深圳市的政府提出“建立中国的设计之都”的口号更是令其他城市设计师羡慕不已。近年来宁波对平面设计也较为重视，当地的蒋华、潘沁等一些学院设计师在教学之余设计创作中也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果。

　　此时，也许打破这种二元对立的格局，意识到中国平面设计的整体性，求同存异地致力于中国设计水准的建设和发展，才是当下我们更需要做的。

　　画地为牢的设计体制

　　与美术、摄影、书法等其他艺术门类相比，中国当代设计体制的建设是不尽如人意的。首先，中国缺乏一个权威性的“中国设计师协会”，而仅有一些地方性或非官方的设计师组织;其次，中国设计缺乏政府支持的一个全国性设计大展，这与国际上一些重视设计的国家行为很不一样;最后，与上述体制相联系，中国设计也缺乏相应的批评、出版、学术交流等机制，这对于作为一门艺术来发展的设计是极其不利的。令人遗憾的是，上述这些判断几年之后依然没有得到质的改观。

　　近年来在设计协会和展览方面，有这样几件事是值得一提的。一是中国美术家协会成立了“平面设计专业委员会”并参与策划了“十届全国美展艺术设计展区”，尽管在业内该展览并没有像“深圳设计03展”和“平面设计在中国05展”一样受人瞩目，但由于其“国展”的性质，所反映出的一些问题还是值得深思的;二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内地设计师成为国际平面设计联盟(AGI)的新会员。这两个组织在过去一直是互不相容的。由于设计的特殊性，职业设计师一般情况下对中国美术家协会的职位并不认可，相反，对一度被认为是代表国际平面设计界最高水平的AGI寄予了厚望。但近年来AGI的表现似乎再一次提出了由专业设计师齐心合力建立一个中国设计自己的权威组织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美协恐怕无法承担设计界的复杂局面。尽管如动画、摄影、书法、设计等学科目前都是在美术学院里招生和教学，但在实际社会操作中，这些学科往往都需要自己独立的协会组织，而“美协”天然地被理解成为绘画工作者的组织。事实上中国目前从事设计的人数是纯粹的画家的几倍，美术学院中设计类学生的总数也几乎超过各种“纯艺术”的总和。这样看来美协把“设计”纳入其中、作为与各画种同等的“美术”门类的确是有些不成比例。

　　不容乐观的外部环境

　　事实上，设计作为一门艺术，相对于其他以表演或纯粹展示为目的的艺术种类，无疑与公众的日常生活有着更加紧密而直接的联系，因而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设计的确也更有利于实现“审美教育”即“美育”以及“现代性启蒙”这两种艺术和艺术教育所肩负的职能。换言之，一个国家审美水平乃至现代化程度的高低，与该国家设计创作的水平有直接的联系;同样，出于设计创作的特殊条件，设计水平也不得不受制于社会的审美与接受程度，其“超前性”在社会动力学的意义上仅仅是相对的。然而，目前基本可以判断：中国公众的审美和设计接受水准，还停留在比较低的现实层面。

　　试举各个平面设计门类为例。标志设计方面，继2003年公布的受到广泛质疑的北京奥运会标志“中国印”之后，2004年以来陆续发布的一些涉及外事活动的两件重要作品——残奥会标志和上海世博会标志，依然很难令专业设计师称道，无法重现北京申奥标志的辉煌。邮票设计方面，大部分作品依然出自“国家邮票发行局邮票设计室”体制之下，未在专业设计师中征集或进行评议，而只是低水平重复，乏善可陈，失掉了很多利用邮票设计对公众进行现代性启蒙的大好机会。

　　事实上，一些媒体和学术机构已经有意识地在推进这种外部环境的建设，设计教育也逐渐在学术界取得一定的地位并引起教育界的注意。中国的平面设计是否有机会借产业的东风开创新的局面，至少应该是一个值得期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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