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新解

“儒者”新解

　　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称作“儒者”?下面就这个问题，小编和大家一起来看看。

　　按照孔子的“儒行”标准，配得上这个称号的人不多。佛陀要求他的弟子智信智愿智行，可达到这个标准的又有几人呢?成佛不易，成儒也难。但是，一种理论形成之后，结果往往如此：开创者全面而深刻，信奉者难以企及，只能在某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佛门当中，一般的行者，只要发菩提心、智求佛道、救度众生，就可以称为菩萨(具有大道心的众生);若有人奉行儒教，在立言、立行或立德方面有所建树，也应该被视为“儒者”——具有儒家思想道德的人。不然，孔子和佛陀就成了孤家寡人。

　　沿着传统的路径，我们看到，孔子之后，“儒者”主要有三种形态：立言派，如曾参孟轲董仲舒朱熹等人;立行派，如诸葛亮王猛房杜赵普刘基康梁等人;立德派，如颜渊王祥等人——这只是相对的划分，中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

　　立言派对孔子的理论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他们既有选择地发展了它，又“修正”了它：曾参是圣人之“一体”(不是“全体”)，一辈子专门研究“孝”，创作了《孝经》。但如果孝不是出于天性而是出于理论自觉，那它八成是水货。孟轲从根本上理解和继承了孔子思想的精髓：社会责任感，却把这一切归结为“性善”。董仲舒违反孔子“盖阙如”的原则，拿“天变”吓唬当权者，让“儒术”离迷信越来越近。朱熹的“理学”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他完全不明白，孔子的学说本来就是处理这个世界的“人欲”问题的，其基本宗旨就是将各个阶层和个体之间的“人欲”亦即物质的精神的利益协调起来，达到“中庸”状态。朱熹的“修正”，就像向一锅汤里投进几只苍蝇。

　　关于立行派，一个常见的疑问是：这些人也是“儒者”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对比一下两汉前后的知识精英，看看他们的思想基础有什么变化。不难发现：汉代以前(包括西汉前期)的知识精英，除了伊尹周公孔子孟子等人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以天下为己任”，其他如姜尚老子孙子商鞅张良韩信等人，都是以“争鸣”的形式存在着，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

　　比方说姜尚，他是一个军事家，另外还可以说是重商主义的鼻祖。老子主张无为和“小国寡民”。孙子关注的是战争艺术本身。商鞅为历史找到了出路——郡县制，这里有伟大的智慧，却没有道德考虑。张良跟着刘邦干的动机是反秦，“为韩报仇”。韩信呢，频繁地跳槽，只想找个好老板，待遇高一点。萧何陈平等人作为典型的“布衣之相”，当初靠上刘邦只是为了“附骥尾”混个好前程。叔孙通是第一个拿“儒术”换钱的“知时变”的人。主父偃发明的“推恩法”对巩固中央集权具有决定性意义，却是一个秉持“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信念的赌徒(桓温后来以一句“若不流芳百世就当遗臭万年”的名言成为主父偃的“知音”)。对这些人来说，证实自我价值是最重要的，所谓“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至于“天下”和“民”如何，那是相当次要的事情，有人脑袋里甚至根本就没这根弦。

　　到了西汉末期，情况发生了变化：接受了一百多年居于“独尊”地位的儒术的教育，知识精英们的灵魂已被陶铸成型，从此再也无法彻底“退转”。邓禹与萧何，角色完全相同，萧何想的是“虎变”，邓禹想的就是“天下”和“民”了。简言之，知识精英们寻到了“正觉”，有了灵魂。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发仁爱心，求经济道，自觉在此岸为“众生”营造一个“小康”水平的乐土。后来者如荀彧、诸葛亮、王猛、高颎、房玄龄、杜如晦、李靖、赵普、王安石、岳飞、许衡、刘基、于谦、王守仁、张居正、曾国藩、康梁，等等等等，他们表面上时法时道、时隐时佛，有的甚至已经公开拥抱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但在其灵魂深处，又有谁不是按照孔子的教导行事呢?鲁迅先生在论及魏晋名流饮酒服药时曾说：那些故意损坏礼教的人其实是太相信礼教了。这难道不是他本人的曲折自述吗?《鲁迅批判》说鲁迅“彻头彻尾是近代西洋科学精神下的一个信徒和传播者”，完全忽略了问题的本质。

　　立行者很多，只能选取有代表性的几个加以分析。我们选取荀彧诸葛亮王猛，他们都处在礼教沉沦的乱世，分别代表雏形始现的士族庶族和“寒流”知识精英，看他们是如何践行儒教的。

　　荀彧“少有才名”，是当世名流。他“见汉室崩乱，每怀匡佐之意”。听说曹操雄才大略，就投奔了他。以兖州为根据地、挟天子以令诸侯，都是荀彧出的点子。他是曹操的参谋长。有人说，荀彧父祖皆为汉臣，却投靠曹操，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样的馊主意，不忠不孝，根本算不上“儒者”。其实曹操当初是一个深受儒术熏陶的“有志青年”，为平定董卓之乱“毁家纾难”，比“皇叔”他们还“忠”得多。荀彧要“匡振汉朝”，不投奔有本事的曹操，投奔其他人什么用呢?此外，人们只看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给曹操带来的利益，却没看到它为曹操带来的抑制：无论你假借天子的名义捞了多少好处，你终究还要面对这块试金石——怎么处理天子。你要做“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齐桓公吗?那当然好，荀彧当初就是这样寄望于曹操的;你要废汉自立吗?那么，“篡逆”之名就无论如何也洗不掉，王莽董卓的命运就可能降临。简单地说，天子这种人放在身边，你忠，就是正资产，不忠，就是负资产。汉献帝这个烫手山芋，是拿着好还是不拿好，“令诸侯”能否“令”得动，曹操当时可能真的没想明白，就落入荀彧这个“套”。事实上，不但刘备孙权这些老油子不听嚷嚷，就是袁绍袁术这帮很二的人，也对曹操从天子那里讨来(也许是要挟来)的“令”不屑一顾，反而说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孙权刘备没挟天子，不也一样成功割据一方吗?到后来，尽管孙皓那么残暴刘禅那么愚笨，也没人欺负他们的孤儿寡母，相反，还出了不少忠臣——这都是曹操求之不得的。可见曹操并未“挟”来多少好处。很多人怀疑荀彧暮年自杀是“曲终奏雅”，这是因为没看清他下的“套”。司马光就意识到了，他相信荀彧的初衷是先给天子找个窝安顿下来，不用到处流浪，然后借曹操之手削平群雄，“匡振汉朝”。其实荀彧的家世、教养、名望，都撇不开一个“儒”字，他是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作为有灵魂的儒者。但作为一只“鸟”，他到底还是择错了“树”。“树”也会变化的。

　　择“树”可马虎不得!所以诸葛亮隐居隆中，直到刘“皇叔”三顾茅庐才肯出山。他在等什么呢?等那个能代表正统的“龙颜之君”。这是一种道德选择。以诸葛亮的智慧，岂能不知曹操孙权之能?岂能不知跟着他们混得更好?但他一直不求闻达。诸葛亮治蜀，用法严峻公平，世称良相——不要一提依法治国就说是什么法家者流，这纯粹是个误解。治世岂能无法?区别在于儒者法德并用宽猛相济意在“化”民，法家纯任法术只猛不宽意在“治”民。诸葛亮法德并用，“开诚心、布公道”，以杰出的忠勤廉能品质，正身率下，将小小的蜀国治理得井井有条，能对强大的魏国采取攻势。他兴复汉朝的理想没能实现，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他复制张良占领关中的计划遇到了新问题：魏国在关中的统治很稳固，司马懿不是章邯，诸葛亮本人也不是韩信。但历史仿佛开了个玩笑，诸葛亮灭曹魏的目标，由他的对手司马懿实现了。我们不知道司马懿是怎样一步步下决心这样干的——虽然曹操对司马懿不信任，魏文帝魏明帝却对司马懿倚重有加——但可以推论，当曹操处理荀彧塞在他手里的那个“天子问题”时，无论是出于义愤还是出于什么动机，司马懿都没有受到“忠”的教育，反而看到了投机的利好。于是，曹操在荀于彧设下的这个“套”里，以自己的“篡逆”言行，训出一批山寨版的潜在“篡逆”者，待机而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两汉确立的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道德大厦垮掉了。无论是世俗道德还是宗教道德，社会都需要一个道德支撑;失去了这个支撑，长治久安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魏晋王朝的短命，不仅是由它们那些具体的失误造成的(例如魏明帝顾托失人和晋初分封)，也是道德大厦倾覆的必然结果。而曹操，正是那个首先动摇大厦的人。他的“不忠不孝”的任人唯才的标准，他的“不忠不孝”的亲身实践，都像他的文学作品一样，开一代新风。在这种新风熏陶下，曹操首先得到了一个“狗鼠不食汝余”(曹丕生身母亲对其操行所下的评语)的儿子，他就是曹丕，后来的魏文帝。不要怪民间将曹操弄成白脸唱来唱去，魏晋以后三百年的分裂战乱，从传统道德的角度看，曹操就是亲手打开那个魔盒的人。

　　在这种“篡逆”成了传统的环境中，“忠”是不能提了，能提的只有“孝”。玄学佛道大盛，填补的就是儒学偏枯的空白。东晋的王导谢安之流，大庭广众之下是不谈“经济”的，而是喜欢跟和尚道士交往，以示无“用世”之情。这个时候，反倒是“正朔”不在的北方，儒学得到一定程度的复兴。前秦的王猛，出身平民，与王导不同，他辅佐氐族皇帝苻坚，堂而皇之用的就是诸葛亮那一套。苻坚本身儒化得很深，胸怀大志，欲统一中华。他与王猛一见如故，志同道合，“若玄德之遇孔明”。苻坚经常亲临太学，“黜陟幽明，躬亲奖励，罔敢倦违”，他的想法是“庶几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坠”。在王猛的全力辅佐下，前秦“外修兵革，内综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国富兵强，垂及升平”，与东晋的苟延残喘形成鲜明的对比。王猛是出将入相的人物，他在更大的范围实现了荀彧诸葛亮的理想，成为后来知识精英仰慕效法的对象。

　　与荀彧诸葛亮王猛类似，后世众多知识精英，无论在理想信念还是在社会实践方面，都体现着孔子治平天下济世拯民的思想，他们是孔门的“菩萨”，是真正的“儒者”。

　　单纯的立德派人数不多，因为立德必须通过立言立行来完成。从广义上讲，立言立行同时就是立德。颜回王祥比较特殊，既没有写书也没干什么大事，却备受推重。

　　那么，断代史《儒林列传》里面那些读圣贤书并以此为业的老先生，算不算“儒者”呢?这可不好说。经验告诉我们，念经的人不一定信佛，读圣贤书的人未必听圣贤的话，也不一定照圣贤的“指示”办事，其中更不乏拿“儒术”当破烂换钱的人。所以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多几个心眼。之所以说那些立行者是真正的“儒者”，就是因为手里捧什么书嘴里说什么话都不重要，关键在真信还是假信，这只能从他们的行事来判断。就拿二十世纪初中国的那些“愤青”来说吧，他们不怕杀头，绝不温良恭俭让，专做“已甚”之事。他们这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自己过得好一点吗?他们可不是“赵光腚”，相反，这帮人大多家境优裕、学富五车，有的还是秀才举人进士，像蔡元培章士钊他们早已是社会名流，轻而易举就能锦衣玉食官运亨通，用不着这么冒险。是吃饱了撑得没事干吗?可以抽烟逛妓院听戏玩牌搞名媛嘛。看来这是个“活法”或者叫“人生观”问题，看来他们灵魂深处有一种东西在“作祟”。这种东西被“西风”一吹，变得不可抑制。这种东西是什么呢?佛法道，都对不上号，看来还是孔夫子的主张：杀身成仁。就是说，这些貌似反孔的“愤青”本质上恰恰就是“儒者”!“儒”是他们的隐性基因，“西”只是他们的显性基因。有什么好奇怪的呢?逆反的儿子依然是儿子，而且可能是最有出息的那一个;依头顺脑的儿子，往往没出息，甚至还会败坏家业。

　　所以，我们不应也不可能割断自己与历史的联系，承认我们的历史渊源，就像承认我们都是母亲的孩子那样自然。那只会增强我们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而不是相反。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勇气骄傲地宣告：我们，才是优秀传统文化真正的继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