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闻一多与唐诗研究
“我是把古书放在人物生活范畴里去研究”。这可以看作是闻先生进行他古代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他总是想透过书本来剖析活的社会。他在抗战时期的`一篇文章中说：“二千年来士大夫没有不读儒家经典的，在思想上，他们多多少少都是儒家的，因此，我们了解了儒家，便了解中国士大夫的意识观念。”(《什么是儒家》)多么警辟的论断!他就是在这种整体观念下建立他的研究格局的。
花了十年左右才成书的《楚辞校补》，出版后被公认为文献研究中的力作，他在书前的引言中说：
“较古的文学作品所以难读，大概不出三种原因。(一)先作品而存在的时代背景与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因年代久远，史料不足，难于了解;(二)作品所用的语文文字，尤其那些“约定俗成”的白字(训诂家所谓“假借字”)最易陷读者于多歧亡羊的苦境;(三)后作品而产生讹传本的讹误，往往也误人不浅。《楚辞》恰巧是这三种困难都具备的一部古书，所以在研究它时，我曾针对着上述诸点，给自己定下了三项讲题：(一)说明背景;(二)诠释词义;(三)校正文字。”
郭沫若先生在为《闻一多全集》作序时，曾特别注意到了这一段文字，并且敏锐地觉察到其中的第一项“是属于文化史的范围，应该是最高的阶段”。《楚辞校补》的这一段话，实际上是闻先生对自己十余年来学术道路的一个小结，也使他更加明确了学术思想上的追求方向和所要努力达到地境界。
表面看起来，对于先秦，闻先生所作的似乎只是专书整理，实际上他所要努力触及的是“时代背景”与“意识形态”，也就是整个时代的历史文化。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他著《周易义证类纂》，是想“以钩稽古代社会史料之目的解《周易》”，于是“依社会史料性质，分类录出”，把《周易》的文句主要分成三大类，每一大类又分别几个小类，如：
一、有关经济事类：甲、器用，乙、服饰，丙、车驾，丁、田猎，戊、牲畜，己、农业，庚、行旅。
二、有关社会事类：甲、婚姻，乙、家庭，丙、家族，丁、封建，戊、聘问，己、争讼，庚、刑法，辛、征伐，壬、迁邑。
三、有关心灵事类：甲、妖祥，乙、占候，丙、祭祀，丁、乐舞，戊、道德观念。
这就是从“时代背景”到“意识形态”，对《周易》作社会文化史的研讨。他的《风诗类钞》，休例也与此相似。在《序例提纲》中，闻一多先生道德提出对《诗经》有三种旧的读法，即经学的、历史的、文学的，而他这本书的读法则是“社会学的”。他把《诗经》的国风部分重新编次，分三大类目，即婚姻、家庭、社会。他认为这样重新编排和注解，国风就“可当社会史料文化史料读”，同时“对于文学的欣赏只有帮助无损害”。闻先生并不抹杀《诗经》的文学性质，他在译注中很好表达了国风作为抒情诗的艺术特点。他是要充分利用文学反映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的特殊手段，来揭示那一时代话的文化形态，并把这种形态拿来直接与今天的读者见面，这就是他所说的“缩短时间距离──用语体文将《诗经》移至读者的时代，用下列方法(按即胜考古学、民俗学、语文学的方法──引者)带读者到《诗经》的时代”。
显然，闻先生这样做，并不单纯是追求一种学术上的新奇，或者仅仅是一种研究趣味，他是把昨天的历史与今天的现实联结，以古代广泛的文化背景给现实以启示，把他那深沉的爱国主义用对祖国文化的反思曲折地表现出来，来探求我们民族前进的步子。同样，他之所以又从《诗经》、《楚辞》而上溯到神话的研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神话在我们文化中所占势力之雄厚”(《伏羲考》)，是为了探求“这民族、这文化”的源头，“而这原始的文化是集体的力，也是集体的诗，他也许要借这原始的集体的力给后代的散漫和萎靡来个对症下药吧”(朱自清《全集》序)。
闻先生古代研究的另一特点是对传统的批判，而这种批判又植根于他对社国历史文化的赤子之爱。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他有一个明确的观念，就是：“文化是有惰性的，而愈老的文化，惰性也愈大。”(《复古的空气》)他早年有一首题为《祈祷》的诗，其中说：
“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
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
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
轻轻的告诉我，不要喧哗!”
诗人出于对自己人民的爱，提出“如何把记忆抱紧”，而并深情似的请求：“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应当说，这种故国乔木之思正是他作为诗人、学者、斗的根本动力，而作为清醒的爱国者和严肃的学者，他并不沉湎于历史，也不陶醉于传统。经过审视，他愈来愈感到古老文化中的惰性;这种惰性，更由于当时国民政府的反动政策而等到加强。批判封建传统，揭露古老文化的惰性和一切不合理成分，在当时的实际意义，就是反对黑暗统治，为民主革命而斗争，这正标志着闻一多先生爱国思想的升华。
在这方面，闻一多先生的态度有时是很激烈的，有些地方甚至使人感到竟有些偏颇。如说：“愈读中国书就愈觉得他是要不得的”，“封建社会的东西全是要不得的”(《五四历史座谈》)。这种有激而发的语句并非出于一时冲动，而是植根于严正学者的冷静思索：周初是我们历史的成年期，我们的文化也就在那时定型了。当时的社会组织是封建的，而封建的基础是家庭，因此我们三千年来的文化，便以家族文化为中心，一切制度，祖先崇拜的信仰，和以孝为核心的道德观念等等，都是从这里产生的。(《家庭主义与民族主义》)
一九四三年冬他在一封信中，说到“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给臧克家先生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闻一多先生那种广阔的文化史研究如何加深他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认识，又是如何促进他对传统的毫不留情的批判。正如与闻先生共事十余年，深知其治学历程的朱自清先生所说，“是在开辟着一条新的道路，而皮荆斩棘，也正是一个斗士的工作”(《全集》序)。
要知道，闻一多先生是在中华民族正在经历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中进行他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这一严峻的环境不仅影响他的诗作，也影响他的学术著作。他不可能像我们现在那样在一个平各的环境中从事于学术探讨。激烈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上的斗争，使他本来具有的那种诗人浪漫气质。这是当时的环境所促成的。事过几十年，当我们在完全不相同的环境来讨论那些问题，会觉得闻行生的某种片面性(当然，从历史主义地看，这点也不需要讳饰)，但我们首先应当看到这种把学术研究与实际斗争相结合，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如何放射出永远值得人们珍视的异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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