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译注》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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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译注》前言

　　《论语》是一本以记录春秋时思想家兼教育家孔子和其弟子及再传弟子言行为主的汇编，又被简称为论、语、传、记，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之一。下面是yjbys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论语译注》前言，欢迎阅读。

《论语译注》前言

　　《论语》一书，是孔子及其弟子的一部言行录，其中尤以记载孔子的言谈为多。其作者并非一人，有孔子的弟子，也有孔子弟子的弟子。至于最后编定者，唐代的柳宗元认为是曾参的弟子。这是比较合理的一种推测，但也没有证据。可以肯定的是，《论语》应当成书于战国初期。

　　关于“论语”书名的含义，古人有不同解释。一般认为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说法比较可信：“《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也即是说，“论语”就是“言语的论纂”。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人，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1年)，也有书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他是殷商的后裔。他的先祖孔父嘉为宋国宗室，因距宋国始祖已超过五代，便改为孔氏。孔父嘉由于妻子长得美丽而被宋国权臣华父督杀害，他的后代逃到鲁国。到孔子，已是孔氏在鲁国的第四代。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个大力士，曾任鲁国郰邑大夫。他在孔子出生后不久便死去。孔子从小随寡母一起长大。为了生计，他曾学会做很多粗活，并到鲁国贵族季氏家中做过委吏、乘田等小官。可以说，孔子已经从贵族世家沦落为一个“贫且贱”的平民。他自己也说：“丘少也贱。”

　　然而，这种“贫且贱”的生活和地位并没有伴随孔子的一生。他后来担任过鲁国的中都宰和司寇等职，跻身为鲁国的大夫。

　　使孔子社会地位发生改变的根本原因是当时日益强烈的社会大变动。这种社会大变动，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可以概括为宗法世袭制向官僚地主制的转变。在西周那种典型的宗法世袭制度之下，各级贵族世世代代承袭其地位，广大被统治阶层永远不能改变其受奴役的命运。从西周末期开始，随着被统治阶层力量的不断壮大，他们开始向贵族集团争取政治权力。与此同时，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复杂和贵族集团的日益堕落腐bai，也迫使贵族统治者从被统治阶层去发现和选拔有学识和有能力的政治人才。选拔这类人才的基本条件是必须掌握以《诗》、《书》、《礼》、《乐》为代表的贵族阶层特有的文化知识并将其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接受这些文化知识的正规教育，本来是当时贵族子弟的特权。但到春秋后期，平民出身的人士多有通过自学在这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孔子就是一个最杰出的代表。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做一种模仿大人摆设礼器的游戏，后来终于成为学识渊博的人物，以至作为鲁国三家大贵族之一的孟僖子都认为他将会显达，在临死前遗嘱两个儿子向他学礼，以便维护他们的地位。这表明，孔子由于对礼的讲求，上层贵族开始把他作为与自己同一类的人接纳。从此以后，孔子的一生便与春秋时代的上层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

　　作为一位出身平民阶层而又有着远大政治抱负的人士，孔子并不以得到显赫的官职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他对当时贵族集团的昏庸腐朽和社会现象的混乱黑暗感到强烈不满。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孔子形成了自己改良社会的思路。

　　孔子认为，要解决当时社会的现实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恢复西周鼎盛时期的有序状态，即实施和完善礼治。对礼治的关注是春秋时代进步贵族思想家的一大特点。他们在这方面发表了很多有意义的观点。孔子继承了他们的思想成果，并将其提高到了新的时代高度。他明确指出，礼必须以仁为根本。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那么，作为礼乐根本的仁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在《论语》中，孔子谈到仁的地方很多。但从政治角度来看，即是“爱人”。所谓爱人，就是要求统治者把老百姓当作与自己相同的人看待。他与子贡的一次对话对此有具体的描述。《论语·雍也》载：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子贡向孔子请教“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否算得上仁，孔子认为这已远远超出仁而达到圣的境界了，即使尧舜也不易做到。而仁，则不过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即让别人获得与自己同样的争取政治地位的权力罢了。它并不要求损己利人，也不允许损人利己。在仁介入之后，礼原先那种为周代贵族集团服务的本质可以说基本被剥除。礼完全成为全社会的一种与血缘出身无关的等级结构形式。在以仁为核心的礼制之中，虽然仍存在着贵贱尊卑的等级差别，但一个人地位的高低在原则上应当由一个人凭才能所取得的职位来决定。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种政治思想无疑是最大限度地照顾到平民阶层的利益和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

　　当然，由于贵族集团仍然是当时社会的统治势力，孔子的这种政治理想注定在现实社会中无法顺利实现。他在鲁国进行这方面的尝试失败之后，便开始周游列国，希望有一个国家能完全实行他的主张，但终其一生，他的这一愿望都没有实现。于是，为了让自己的思想能行之后世，他在晚年将大部分精力投注于培养人才和创造性地整理古代典籍。相传他培养的学生有“贤人七十、弟子三千”之说。

　　从今天来看，比孔子的政治学说更为具有借鉴意义的是他的人生哲学。在他一生奋斗过程中，孔子遇到很多的挫折和烦恼。在应对这些挫折和烦恼的过程中，孔子形成了他坚实的人生哲学。他曾对自己终身的精神历程作过一次回顾：“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5岁时决心从事学问，30岁时已能自立于社会，40岁时确定人生的原则，50岁时懂得天命，60岁时开始理解一切，70岁时可以随心所欲而不违反各种规矩。在这一精神历程中，“四十不惑”和“五十知天命”是最为耐人寻味的。

　　所谓“不惑”，就是确立自己独立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原则，不随波逐流，不患得患失。这一态度最为明显地体现于孔子对志向与利益的关系的认识上。志向与利益是每一个人心中必须面对的一组矛盾关系。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志于道”的传统，孔子本人也十分重视这一点。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后世的假道学、伪君子们由此而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观点，以致“满口里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现象比比皆是。孔子的看法却并非如此。他充分肯定人的正当欲望的合理性，并不反对人追求财富、地位。不过，他认为，追求财富、地位，必须不违背道义原则。他说：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如果违背道义，与其富贵，不如贫贱。但这并不等于说义与利是完全对立的。相反，孔子认为，在真正健全的社会中，义与利是统一的。他明确指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国家政治黑暗，你取得富贵，说明你使用了不正当的手段，所以是一种耻辱;国家政治清明，你却处身贫贱，说明你无德无能，所以也是一种耻辱。由此可见，孔子的价值原则是十分理性而辩证的，因而也是坚定而自信的。正如他所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所谓“知天命”，在孔子那里也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天、命是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一对信仰范畴。孔子对之进行了自己的思考。他把天看作人的精神力量的外化形式。他认为天是他的唯一的理解者，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但他并不指望天给自己带来什么,即"不怨天"。不过，当他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从天那里寻找信念的力量。他周游列国时.曾在一个名叫匡的地方被围困，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还有一次，他路过宋国，宋国司马桓魋想杀死他，他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神圣的天使他镇定自己、蔑视敌人。命在他看来比天更为重要。他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那么，命究竟是什么呢?与一般人所理解的“上天降命”不同，孔子认为，一个有德的人不见得有好的命运，而一个命运好的人也不见得有德。也即是说，天不会根据人的德行而安排或改变人的命运。他的学生伯牛德行很高，却患了恶疾。孔子握着他的手说：“亡之，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论语·雍也》)鲁国贵族公伯寮干扰孔子学生子路在鲁国推行改革，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由此可见，在命的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无法对命作出预测。一个人要想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只有到他行为的最终结果时才能知道。这样一来，命实际上成为人在既定目标无法实现或遇到不幸情况时所作的一种自我宽慰和自我解嘲。

　　孔子终身都为行道而奋斗，被人称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他坚信自己的奋斗是符合天意的，而事业的不能成功则是由于命运的限制，因此，他永远怀着“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从没有意气消沉的时候。这就是他天命观的真谛吧!孔子人生哲学的深广意义，从上述的两个方面可见一斑。

　　作为一位被称为“万世师表”的大教育家，孔子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留下了丰富的教育思想。他有关教学方法和教学原则的论述，到现在已成为格言警句。如“温故知新”、“见贤思齐”、“举一反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等，对所有志学者都有着永久的指导意义。但比这些更为值得我们关注的，则是他的人格教育思想。孔子的学生追随于他的最初动机是学习和掌握步入仕途的礼乐文化，寻求步入仕途的机会。孔子对他们的这一动机并不持否定态度，但他更重视的是让学生们形成他称之为“君子”的一种道德人格。他认为养成健全的人格比掌握广博的学识更有意义。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他教育学生时，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德行排在第一位。他认为只有在德行上努力加强自己修养的人，才称得上真正的好学。他的学生很多，他认为只有颜回算得上好学，因为“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从《论语》一书来看，孔子在教育学生时所提倡的君子人格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乐天安命，不忧不惧;(2)杀身成仁，义以为上;(3)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认为，能够在这些方面树立坚定信念并付诸人生实践的人，才可以说是一个成熟的人。

　　总而言之，孔子的思想学说可以给后人提供借鉴的地方非常多。因此，作为孔子思想最直接反映的《论语》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自古以来，人们对这部书进行了大量研究，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著作。我们这个注译本是在参考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主要参考了刘宝楠《论语正义》、朱熹《论语集注》、杨伯峻《论语译注》等书。注释中尽量采用比较传统的见解，但有些地方也加进了个人的看法。主观上希望做到后出转精，但由于学力所限，实际上可能事与愿违，诚请读者方家赐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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