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思想文化概述
墨子在《墨经》中肯定人们通过五官可以获得感性认识。“知，材也”，“材”指人们的认识能力。“知，接也”，通过感官与外物相接触产生认识。“惟以五路知”，五路，指五官，即耳、目、口、鼻、肤。“知而不以五路，说在久”，“久”指时间。这是说，人们在很长的时间内形成了的熟练技能，可以不再直接通过五官去知觉。这是熟能生巧所致，不是超感觉。
墨子强调“心”对“五官”得来的见闻之知的辨析察识。“虑，求也。”人有在感觉基础之上的认识能力。他承认认识是不断深化的。“循所闻而得其意，心之察也”，“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辨也”。分析察知属理性认识活动，可以鉴别众人耳目闻见的真伪，涤除虚妄，使认识上升到理性阶段。这是对“三表法”的重要补充。
墨子主张名实合一与知行合一。“知：闻、说、亲;名、实、合、为。”“知：传受之，闻也。方不障，说也。身观焉，亲也。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志行，为也。”“闻知”是从传闻或阅读得到的知识。“说知”是通过闻知得到的材料推断出的新知识，包含着逻辑推理。“亲知”是直接经验。“名”指名辞概念，“实”指实际事物，“名实耦”指概念与事物、认识与实际相符合。“行”就是“为”，有正当目的的行为称“志行”。“行，所为不善名，行也;所为善名，巧也，若为盗。”他肯定知行相合一，尤其强调行为的目的要善，符合百姓之利，而不是巧言令色，欺世盗名。
墨家对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这些成就主要被记录在《墨经》中。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涵盖了数学、物理、工程机械、科学思想与方法等多方面。
数学方面，《墨经》给出了一系列算学与几何学命题与定义。如说：“倍，为二也。”即原数自加一次或者乘以2为倍。又如，定义圆：“圆，一中同长也。”即圆是与中心同样长度的线所构成的图形。虽然这些命题与定义只是文字的表述，并无数学符号的表达，但是其所具有的抽象性、逻辑性与严密性，可以说代表了先秦时期最高的数学理性思维水平。
物理学方面，主要是关于力学、光学的内容。如墨子对于力的定义：“力，刑之所以奋也。”刑即形状的形，指物体;奋指动，即运动。这句话是说力是物体所以发生运动的原因，这显然来自经验的概括，也符合力的属性。而墨子在光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最为现代学者所重视与称道的了。《墨经》中的光学条目虽然仅有八条，但极具有系统性、逻辑性，涵盖了阴影问题、小孔成像问题、凹面镜与凸面镜成像原理及实验等多个方面。李约瑟曾高度评价这些成果说：“比任何我们所知的希腊的为早，印度亦不能比拟。”
工程与机械制造方面，墨子发明了用机械力量代替人拉弓的连弩车，由辘轳、轮轴控制，据说一次可发射小矢六十枚，威力巨大。他还利用杠杆原理制造了掷车、转射机，用来在战争中远距离抛掷武器。其中掷车较大，转射机较小，但更为灵活。它们应该是后世战争中使用的发石机的鼻祖。
科学思想与方法方面，墨家也有贡献。墨子给出了时间与空间的定义：“久，弥异时也”，“久，合古今旦莫”;“宇，弥异所也”，“宇，东西家南北”。即墨子认为“久”包括古今旦暮的一切时间，“宇”包括东西南北的一切空间。在方法上，墨家的科学工作与其创立的辩学又是不可分割的。
总之，尽管《墨经》中只是零散地包含了一些关于科学研究的记录，缺少类似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系统性，墨子本人也并非职业的科学家，但是，这些记录代表了先秦时期我国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其内容及其逻辑性、严密性等在我国科学史上极具特色与价值，甚至在世界科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墨家的逻辑学体系包括“名”“辞”“说”“辩”几部分，以“辩”统摄全体。首先是“以名举实”。举名，就是命名或加名。名用来称谓实，是主观的给予、加予。从根源上说，名由实起，名实统一在实，即必须以实正名。《墨经》并不是把“名”这个符号指向某种静止、孤立的物件。其“名”(辞、说、辩)始终与变化着的“实”统合在一起，“实”的时空运动场制约着“名”的语义。
其次是“以辞抒意”。后期墨家涉及到作为判断的“辞”或“言”的不同形式，如“尽”“或”“假”“必”和“且”等。“尽，莫不然也。”“尽”是一个全称判断;“或”含有特称、选言判断和选言推理的含义;“假”是区别于“今已然也”(实然判断)的假言判断。此外还有必然判断和“且然”(将然)判断的形式。
再次是“以说出故”。墨家“说”式推论的基本逻辑范畴是——故、理、类。“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故”是事物所能成的原因、条件和论题的根据与理由。“理”也即“法”，是指事物之理和立辞的论据。墨家逻辑推论非常强调“类”的同异。墨家逻辑的推理方式，有具有类比特点的“辟”“援”“推”和属于一般演绎论式的“或”“假”“效”“侔”，含有选言推理、假言论式、直言的演绎论式、复杂概念推理等形式。
最后是关于“辩”学的基本原理。墨家在战国时期第一次全面研究了作为逻辑科学的“辩”的问题。“辩”的原则是：“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在名、辞、说、辩四者中，“正名”“析辞”“立说”是“明辩”的基础，“明辩”则能兼三者之能事。
墨学在汉代以后迅速衰微，原因何在呢?首先，墨家学说不适应秦汉以后的社会生活。张岱年、任继愈先生指出，秦以后的社会是政治上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它所面对的则是分散的农业自然经济，这两者整合得好，社会就进步繁荣。儒学思想适应并有助于这两者的协调。而墨家兼爱思想有打破家族家庭本位之嫌，特别是墨家的组织、游侠作风和辩说特性，都不适应农业文明的大一统的社会，并会被集中的中央政府所禁止，如汉朝就打击游侠。于是墨家文化就逐渐演变成在野的、在社会下层之间流行的思想，在社会上层文化中地位很低。
其次，墨家主张的以兼易别和整齐划一的“尚同”思想，反对多样化，不适应社会各阶层表达自己的愿望，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这也就是荀子所批评的“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
再次，据韦政通先生研究，墨家自身有很多缺陷使它中绝。第一，墨子去世后，墨家缺乏德业兼备的领袖，缺乏像孟、荀之于儒家，庄子之于道家那样的大师级人物。第二，墨家组织内部缺乏民主，加上它的苦行主义、自我牺牲，使人们难以接受，其理想也很难实现。第三，墨家后世的墨侠集中在秦国，有“拥秦”的嫌疑，在知识分子中名声不好。第四，墨家后学的有的诡辩过于微妙。
但墨家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基因，长久以来在民间社会仍然起着作用。在科学方面，它对魏晋时期的科学家鲁胜、刘徽有重大影响。在道德方面，墨家刻苦耐劳、勤俭节约、兼爱互利思想也为我国劳动人民所继承与发扬，其救世献身精神和意志的磨练，构成了中华民族对理想人格追求的有机组成部分。墨家重视实践经验、强调践履的作风也影响了清初颜元、李塨学派。墨子思想对我国道教的兴起和农民起义都有一定的影响。
清代以后，随着乾嘉朴学的兴起，墨子的整理与研究渐渐复苏。民国时期，墨子研究大盛。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子墨子学说》等文，阐扬墨家的宗教思想、实利主义、兼爱学说为救国的良方，指出：“今欲救亡，厥惟学墨。”
墨家的思想在今天仍有重要的意义。比如，其所主张的“兼爱非攻”，在今天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一诉求可以说也代表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与期待。我们批判霸权主义，制止非义的战争与恐怖主义，仍要如墨家一样，提倡爱心与彼此的沟通理解，推动国家、民族、宗教间的对话，促成和谐中国、和谐世界的建构。此外，墨家倡导的勤劳节俭，在今天的中国也有重要意义。曾国藩在遗书中强调“习劳则神钦”，肯定大禹、墨子皆“极俭以奉身，极勤以救民”，他认为这是士子修身的重要途径。今天我们提倡廉政，强调政德，反对奢靡之风，对全社会及每位干部来说，墨家的俭德与勤德都是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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