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强则中国强原文

少年强则中国强原文

　　少年中国强不仅是一个口号，也是一种信念，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少年强则中国强原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原文：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作者简介

　　梁启超(1873.02.23——1929.01.1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

　　青年时期和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变法失败后出逃，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主要作品：《少年中国说 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敬业与乐业》、《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民说》、《饮冰室主人自说》、《中国文化史》、《饮冰室主人全集》、《李鸿章传》、《王安石传》、《饮冰室合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

　　学术贡献

　　1918年与张君劢至欧洲游历，各处讲学。一生于目录学贡献卓越，代表著作有《西学书目表》在分类、著录上有创新，类分学、政、教，实有“西学”、“政学”两类，这个分类体系，突破了被订为“永制”的四部分类体系，为近代西方图书分类法的输入和我国新分类法的产生开辟了道路。该目著录西学书籍400种，西政书籍168种，1896年成书。其他目录学著作有《西书提要》、《东籍月旦》、《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读书分月课程》、《东原著书纂校书目考》、《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佛经目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汉书艺文志渚子略考释》等10余种。为学无所不窥，对藏书楼学有独到见识。他认为应建设“中国的藏书楼学”，以现代西方的藏书楼学理论施之于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改造，即是目录学的科学化。主动倡导藏书楼事业，1922年，发起建立“松坡藏书楼”，出任馆长。1925年中华藏书楼协会成立，任董事部部长，并发表《中华藏书楼协会成立会演说辞》，提出了他对中国藏书楼事业发展方向的见解。后任京师藏书楼馆长、北京藏书楼馆长。欲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相当于中国图书古今总志，“作古今典册总汇之簿录”，惜未完成而逝。其藏书颇丰，“海棠书屋”、“饮冰室”有书44470余册，2830余种，还有未刊稿本、私人信札、笔记等。梁廷灿等人编有《饮冰室藏书目初编》，著录古籍13000余种。1929年全部移交给北京藏书楼。北京藏书楼特辟“梁启超纪念室”以志纪念。

　　梁启超轶事典故

　　率真与诚恳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中国古代的史官为了给后代留下“信史”而不惜杀头：梁启超毅然拒绝袁世凯的重金收买，而写出了揭露窃国大盗恢复封建帝制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梁启超真诚的宽容。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网民以及媒体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梁启超真诚的有趣。黄苗子著《世说新篇》，其中有《梁启超写序》，文曰：“蒋百里先生为著名军事家，但在文化上亦极有贡献。他留德归国后，曾写了洋洋五万言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阅后大为赞赏，蒋便请梁为此书作序。不料梁文思泉涌，序成也是五万字，觉得不好意思，便加写一短序，而把长序改为著作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作序。”(摘自《应用写作》)纪念

　　两次被“掌掴”

　　章太炎曾在杭州的诂经精舍里师从经学大师俞樾专治朴学(俞樾即后来著名学者俞平伯的祖父)。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炮声把年轻的章太炎从故纸堆中惊醒。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梁启超和康有为同入京会试，恰逢甲午战争失败，订立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同年三月二十八日(4月22日)，康、梁鼓动广东、湖南举人百余人上书都察院，请代奏皇帝拒绝批准条约。四月初，康、梁进而约同18省举人1300多人，开会决定联合上书，四月初八日(5月2日)，清廷批准了《马关条约》，事遂中止。这次闻名全国的“公车上书”(公车是应考举人的代称)，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光绪二十二年三月，梁启超南下上海，与黄遵宪、汪康年等筹办《时务报》(旬刊)。

　　梁启超任主笔，他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说群》等一系列宣传维新变法和民权思想的论文，一时风靡海内，广受欢迎。

　　次年激进的章太炎就从杭州寄去了十六元钱要求加入康有为在上海创办的强学会，在上海期间，他认 识了很多维新界的人，如谭嗣同，唐才常，并有幸结识了康门的首席大弟子也就是后来跟他闹得不可开交的梁启超。

　　擅长笔墨的章太炎曾在梁启超主持的维新派报纸《时务报》中担任编辑。但是不久因章太炎发表了多篇反满清的文章，梁启超秉承师意拒不发表，章对此不悦，后因对孔教存有不同看法而发冲突，因康有为自视甚高，将孔子比做素王，而自名长素，也就是长于孔子，他门下的弟子多自名超回、秩赐、胜参等，自称水平超过颜回、曾参，章太炎看不过去，一日饮酒数杯对众人称，“所谓长素奈何以衣冠拜索虏”，此言一出梁启超率数人至章处问罪，梁启超学生先动手欲打章太炎的朋友，并非梁启超被章太炎掌掴。

　　一次梁启超追随康有为逃日本避难，恰孙中山也在日，中山以康梁亦为满清压迫，经此惨祸当能自省，乃请人约见。但康有为等人却坚持以“大清子民”为念，要死保光绪帝，将孙中山看作是乱党，拒绝合作，但随着孙中山的反满主张在日本华人中影响日益壮大，康为拉拢孙中山的部下派梁启超等人前去协商合作，但梁等人竟要求孙中山屏弃原来主张加入他们所谓的勤王运动，梁将孙中山、陈少白等人诓骗到他们的活动之处，忽然摆出香案祭出所谓光绪的衣带诏要孙中山等人叩拜，孙当然拒绝，梁却指使众人不让他们走，陈少白大怒，一把抓住梁启超的衣领轮起左臂就是一记耳光，打得梁踉跄几步几乎摔倒，接着一脚踢翻香案扯碎衣带，曰“我乃堂堂炎黄子孙，岂做奴才拜此小丑，尔辈甘为满洲奴者，可鄙!”吓得 康党众人皆退。

　　创作背景

　　八国联军侵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少年中国说》写于1900年，正在戊戌变法后，作者梁启超流亡日本之时。那年是庚子年，当时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爆发了义和团爱国运动。

　　帝国主义联合起来，组成八国联军，勾结清政府，镇压义和团运动，攻陷了天津和北京等地。当时八国联军制造舆论，污蔑中国是“老大帝国”，是“东亚病夫”，是“一盘散沙”，不能自立，只能由列强共管或瓜分。而中国人中，有一些无知昏庸者，也跟着叫嚷“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任何列强三日内就可以灭中国”，散布悲观情绪，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戊戌变法失败迫使梁启超逃亡日本，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变法图强的努力，到日本的当年就创办了《清议报》，通过媒介竭力推动维新运动的继续。当时帝国主义制造舆论，污蔑中国是“老大帝国”。为了驳斥帝国主义分子的无耻滥言，也纠正国内一些人自暴自弃、崇洋媚外的奴性心理，唤起人民的爱国热情，激起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梁启超适时地写出这篇《少年中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