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智慧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国学”一词由来已久，具体兴于晚清受辱，民族图强之时。当时有识之士起中西“体用”、“道器”“本末”之争，其中的“中”便是指中学，亦称国学。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国学应指包括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等学术思想和医学、书画、星相、数术、戏剧、音乐、建筑等等一切中国之传统思想、文化与学术。然而被当时称为立国之本的国学，却是指以儒、释、道、法、兵等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以《诗》、《书》、《礼》、《乐》、《易》、《春秋》、《韩非子》、《孙子兵法》等为经典。
从近代至今的百年多来，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逐渐成为学术的边缘，无论是精华还是糟粕。实际上，国学仍是一门修身养性、治国理民之学，从人性论开始，由修身而达天下治，其思想所包涵的大智慧经过千年的积淀，至今仍折射着它的独特魅力。国学各家学术思想虽有争鸣，然而其目的莫不是为了天下大治而建立理想之国，各行其道而殊途同归。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贵弱尚柔，崇尚无为，实际上是以“无为而无不为”，强调“天下大事皆作于细，天下难事皆作于易”，认为“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以弱胜强，以柔克刚，方能天下大治。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倡仁政，循礼教，爱万物，胸怀天下，以修己安人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养“地势坤”之厚德，行“天行健”之大道，以养浩然之气而平天下，由此而成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来的统治思想。同时，儒、道、释、兵、法、阴阳思想等相互融会贯通而臻于成熟。无论是儒、墨、老、庄以及佛教禅宗都极端重视人的感性心理(慧命)和自然生命(身命)。儒家讲修身内省，亲亲和谐;庄子“物物而不物于物”，实是冷眼热肠，道是无情却有情;墨家重生殖，“兼相爱”;禅宗讲“担水砍柴”，禅法不离生活日用。这些关注实际上是从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表现了对生命、生活、人生、感性、世界的肯定与执著，并要求生命诸要素保持人与人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从另一个角度说，国学一直都在倡导一种和谐之美，从而说明国学不仅仅是管理的智慧，又是一种审美的智慧，关注人生幸福的智慧。
国学在天下管理、社会管理及自我管理方面的大学问、大智慧至古至今都贯穿于中国社会的行政、经济、文化、军事、家庭及各种组织的各个方面及各个层面。我们必须承认，它们对现代的企业管理仍有着极大的启发作用，在国家政治管理或社会企业管理上仍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企业的管理便是管人的工作。企业是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财、物)的交易合约，其主要目的就是赚得利润，创造价值，无论是精神的是还是物质的。为了实现企业目标，企业必须整合人、财、物资本，它要求管理者对企业的生产活动进行组织、计划、指挥、监督和调节，这些职能活动就是企业管理。只有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力资本、财务资本的效用，企业管理才是成功的，企业才有发展的可能。而其中人力资本是主动资本，他不仅对自身有较大的自主权，在其责任范围内，还对被动资本(财务资本)有着决定权。所以说任何管理最终还是由人来执行，只有通过人的有计划的调配、加工、流动等活动，才能使财、物的流动保持通畅，才能保证生产经营管理活动有序有效的进行。所以企业管理者必须认识到人作为价值创造主体的能动性，要考虑人的文化心理与精神状态，实行针对人性的管理。“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认为：“正因为管理的对象是为着一个共同目标而工作的人的集体，所以它永远以人性为课题，永远探究善与恶。”(Drucker,The Daily Drucker)这一论断不仅仅只适于美国企业，它具有普遍意义，同样适用于任何具备人、财、物组成的企业的管理，现代中国的企业管理也同样需要关注人性。而中国传统的国学正是以对人性的考察为起点来论证管理的，对管理者来说，修养国学对于企业的人性化管理仍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任何一个社会人都只有在继承的前提下才有创新的可能。从这一点上说，现代企业管理不可能完全割舍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存在，这也是现代企业管理不得不关注人的思想、关注人的行为、关注人的价值取向的原因，因为人们的价值取向都在某种程度上打上了传统文化思想的烙印。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管理者特别要正视我国文化传承性这一人文背景的特异性，因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使国人的人生理念及道德准则呈现出多元化，从而人们的社会利益关系也产生差异的多样性。因此，中国的现代企业必须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仍然存在的现实影响，否则管理的有效性便会大打折扣，甚至会影响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再者，从积极的方面来说，企业管理者了解传统文化，研修国学精髓，提升管理智慧，能够更深刻地认识人性，实现人性化管理，使企业管理本土化在现代企业运行中创造辉煌。
在企业内部，制度化、标准化管理是最基本的管理，也是西方管理的特点。在企业管理中，针对经营管理中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岗位，以人为核心，制定出细化的科学化、量化的制度进行管理，这样就可以使企业从上到下统一标准，统一思想和统一行动，使企业产生少投入多收益的最佳效果。我们所学习应用的西方管理方式就特别注重建立规章制度和条例，严格按制度办事，追求制度效益，从而实现管理的有序化和有效化。除了这些硬性规定外，企业还是需要一些软制度——没有文字规定，而人们又能自觉遵守的无形制度，包括个人的道德修养、社会氛围等。中国古代的'管理智慧实际上与现代管理智慧的某些思想不谋而合。如现代企业管理注重过程，注重细节，而道家创始人老子的名言“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就是讲大事须从小事开始，难事必定从容易的做起。若是企业的细化管理与国学的大道理相辅，让员工理解大事须从小事做起的内在精神，员工积极性将会同时从外部动力与外部动力激发起来，从而创造更大的效益。
管理者处理好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对产生经营有效性十分必要。当然，通过制度的约束能取到较为规范的效果，但是若不能顺应事物发展之规律，一味地讲求制度压制，也会产生类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结果。儒家创始人孔子讲“忠恕”之道，倡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性道德底线，更是提出“君子成人之美”。这都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法则。企业管理者在实行人性化管理时，不但要考虑管理者的需要，也考虑员工的需要，同时，也需要让员工考虑管理与企业的需要。在儒学的发展中，有人提出“己之所欲，必施于人”的理念，又为企业中的人际关系管理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论语·子路》中“君子和而不同”是对“以和为贵”中“和”理念的具体阐发，追求内在的和谐统一，而非表象的相同一致，是人类共同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与基本准则。在有组织规则的企业内部，企业员工形形色色，矛盾与冲突时常存在，“和而不同”就是重协调而非附合，寻求和谐而包容差异，如此企业才会有生气，才会产生和谐美，才会有进取的企业文化。
在管理学家看来，企业管理的最佳方式应该是达到自我管理的境界，即员工不在任何监督的情况下自愿、自发甚至自觉地执行企业的规定。此时，制度的存在反过来成为员工自我管理精神的附庸，员工的行为变成自主的内在动力，企业将会产生最大的效益。然而这一效果的达成，完全来自于管理者和员工的个人修养、企业文化与制度人性化的完美结合。这与道家“无为而治”的管理智慧不谋而合。在老子眼里，国家的管理者实行无为便能无不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为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如果将这一无为思想运用到现代的管理艺术中，就是管理者致力于战略方针的确定，将日常事务的决策权下放，充分调动下属的工作积极性，给下属及员工最大可能的发挥自己的才能的空间。由此，企业管理者不置身于琐事而脱身于细节，以自身的模范行动影响群体的共有价值观，“正民”、“化民”且“富民”，在平和自然的气氛中实现企业管理的目标。同时，《左传》记载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古人称之“三不朽”，这是儒家进取精神的理想写照。追求是人产生行为的最内在的动力。在企业中，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希望在工作中有所成就，那么企业管理者需要给员工追求自己理想的机会和空间。一旦员工具备了自以为有意义的理想目标，那么企业所提供的空间便会成为其大显身手的大天地，管理就成为一种企业群体共同的追求，和谐的企业文化就会形成，管理也就达到了自我管理的境界。
当然，人性化管理绝非人情化管理，而是针对人类共同的心理而采取的和谐管理。在当今社会，制度是企业正常运转的基础，企业管理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离开制度的保障。但是，从现代企业的管理状况来看，无论是制度方面还是文化方面，中国古代的管理智慧实际上已经包涵了现代管理智慧的诸要素，但由于国学学派林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国学智慧分散于各家学术思想之中。如果我们能把各家思想要义融会贯通，取其共通之处并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中，国学管理智慧的现代意义就能显现出来。
近年来“国学热”悄然兴起，各类经典一再刊印，各种“解读”充斥于书店的醒目位置，越来越多的人在读国学，研究国学。国内产生了分布于各大高校及研究院的“学院国学”，他们以研究国学经典、发掘国学精髓及弘扬国学精神为己任，创造了极大的理论成果。同时，从冯成龙先生的“龙江书院”，人民大学国学院，北大国学讲坛，到上海交通大学新儒商国学智慧学堂，国学智慧开始从学院的神圣殿堂走向生活日用与社会管理，特别是开始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更让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关注国学，并且开始利用国学智慧进行企业管理。国学培训机构正是为醉心国学以提升经营智慧与人生境界的企业家们提供了学习、研修国学与交流管理经验的平台。我们可以想见，中国国学之要义将得以升华，中国当代企业将成就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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