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史上那些长情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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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史上那些长情的作家

　　现代文学史上，才子佳人风花雪月的故事“渐欲迷人眼”。徐志摩与陆小曼、萧红与萧军、郁达夫与王映霞、胡兰成与张爱玲……民国时期的许多诗人作家，他们的婚姻与爱情在人生路上并非“一以贯之”，那些往事如今倒成为当代人回望那个年代的别样风景。

现代文学史上那些长情的作家

　　而与此相得益彰的是，那些长情的诗人、作家，他们从一而终的爱情与婚姻，直让人“只羡鸳鸯不羡仙”。我想用四部文学作品，见证包括钱钟书杨绛在内的现代文学史上的四对夫妇的浪漫、坚贞与长情——

　　《围城》：钱钟书“哄”杨绛的道具

　　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里，有这样一句话：“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读者常常将“围城”解读为“婚姻”，那么，这岂不是朝秦暮楚的表现吗?于是，有些人对钱钟书释放这一“观点”感到困惑，质疑钱先生的“婚姻观”。

　　但，事实上，这是误读。

　　叔本华的“钟摆理论”指出：“人生就是在痛苦和无聊这二者之间像钟摆一样摆来摆去：当你需要为生存而劳作时，你是痛苦的;当你的基本需求满足之后，你会感到无聊。”而钱钟书的“围城观点”似是“钟摆理论”的翻版，指出的是人性中的纠结。而与提出者本人的品质或“婚姻观”无关。

　　为什么这么说?最直接最可靠的证据，就是钱钟书与妻子杨绛相识于清华大学后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钱钟书对杨绛相敬如宾、和和美美守了一辈子。如此，钱钟书怎么会是“喜新厌旧”的人呢?

　　何况，有一种说法，钱钟书写《围城》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给杨绛解闷用的。

　　《围城》写于1944年至1946年。那时候，钱钟书与杨绛受困于沦陷的上海。外面不安全，只能守在家里，难免无聊。钱钟书就写《围城》，写成一段给杨绛看一段，写成一章给杨绛看一章，以此增添生活乐趣。这就不难理解，《围城》为何写得那么幽默了。

　　《围城》非但指摘不了钱钟书是一个“坏男人”，反而是钱钟书与杨绛令人艳羡的美好爱情与婚姻的见证。

　　《家》：巴金成为萧珊的偶像

　　长篇小说《家》，被认为是巴金的代表作之一。最早于1931年在《时报》开始连载，原篇名为《激流》。开明书局于1933年5月出版首本《家》单行本。因为《家》，巴金受到众多青年读者的追捧，其中不乏女粉丝。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萧珊，就是其中之一。

　　1936年，籍贯是宁波鄞县的萧珊还是高中生，她热切地给巴金写信。巴金也给她回信。写了半年多，萧珊提出：“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萧珊主动给巴金寄去照片，然后约在一个咖啡馆见面，相谈甚欢。

　　巴金与萧珊结识后，又经历了八年恋爱。1944年5月初，41岁的巴金与小其13岁的萧珊在贵阳旅游结婚。巴金回忆说：“只印发了一个通知，没有摆过一桌酒席。……她托人买了四只玻璃杯开始组织我们的小家庭。”可以说，他们是“裸婚”。

　　萧珊逝世于1972年，28年的婚姻生活里，遭遇过许多艰难世事，但无论如何坎坷与难捱，他们始终相亲相爱，从未吵过一次架、红过一次脸，始终相濡以沫，相互关怀。冰心说：“巴金对萧珊的爱情是严肃、真挚而专一的，这是他最可佩处之一。巴金一生的爱情，只和一个叫萧珊的女人有关。”

　　萧珊曾对巴金说：“我的目光永远地跟随着你。我的心里永远有你。在艰苦中，我会叫着你的名字。你知道我陪你走这一段路程有多么幸福吗?”巴金对萧珊的回应有过之而无不及，写过《怀念萧珊》、《再忆萧珊》等如泣如诉的文章。他说：“萧珊没死，只有等我死了，她才真的也死了。”

　　拜伦诗集：冰心引吴文藻为诤友

　　人与人的相识，回忆起来都是缘，尽管形式各有不同。与钱钟书和杨绛相识于清华大学、巴金和萧珊相识于“笔谈”相比，冰心与吴文藻的相识，更具有“偶然性”。

　　1923年8月17日，美国邮船杰克逊号从上海启程前往美国。这趟船上，仅是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学生就有100多名。已先期自费赴美的同学吴搂梅，写信让冰心在这趟船上找她的弟弟、清华学生吴卓。冰心就托同学许地山去找，结果他把吴文藻带来了，问起名字才知道找错了人。这样，两人就相识了。

　　船上看着海景，吴文藻问冰心：“去美国学什么?”冰心说：“想选修一些英国十九世纪诗人的功课。”吴文藻就列举几本著名的英美评论家评论的书，比如拜伦的诗集，问冰心看过没有?冰心却都没有看过。

　　吴文藻说：“你如果不趁在国外的时间，多看一些课外的书，那么这次到美国就算是白来了。”冰心后来表示，吴文藻的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她。她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逆耳的忠言。当时，她的诗集《繁星》和小说集《超人》都已经出版，已是有所成就的创作者了。

　　许多人一经介绍，一般都是或真诚或客套地说：“久仰，久仰。”像吴文藻这样首次见面，就肯这样坦率地进言，“将上一军”，冰心毫无防备。冰心说：“使我悚然地把他作为我的第一个诤友、畏友!”因拜伦诗集，冰心将吴文藻记在心头了。

　　船在海上行驶两星期。临下船时，大家互留住址约着通信。冰心到波士顿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院入学后，收到许多同船男女朋友的信函，她都只用威校的风景明信片写几句应酬话回复了。而只对吴文藻，冰心真正写了书信。然后，时有见面、频繁通信，渐渐确定了恋爱关系。

　　数年后，两人先后学成回国，就结了婚。除了生死，再没分离。

　　《三三》：沈从文苦恋张兆和

　　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爱情故事，是以沈从文的苦恋开始的。1929年，沈从文被胡适聘请到吴淞中国公学当老师。在校园里，学生张兆和的美丽和高雅气质让沈从文一见倾心，悄悄给她写起了情书。张兆和只是沉默。

　　后来，学校里不知怎么起了风言风语，说沈从文因追求不到张兆和要自杀。那是1930年7月了，张兆和情急之下拿着他的全部情书去找校长胡适，说：“老师老对我这样子。”胡适答：“他非常顽固地爱你。”张兆和说：“我很顽固地不爱他。”胡适说：“我跟你爸爸说说，做个媒。”张兆和连忙说：“不要去讲，这个老师好像不应该这样。”

　　胡适竟然支持这份“师生恋”，张兆和只好听任沈从文的“狂轰滥炸”。在沈从文锲而不舍的追求之下，张兆和开始动摇：“我虽不觉得他可爱，但这一片心肠总是可怜可敬的了。”

　　1931年开始，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关系开始密切，沈从文逐渐创作《边城》、《湘行散记》等等。这些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无一例外皮肤黝黑、相貌清秀。而这种相貌的原型，便是张兆和。特别是一个名叫《三三》的小说，叙述的是一个年轻少女的初恋。而沈从文就是一直以“三三”称呼张兆和的。

　　没有文学，沈从文或许收获不了爱情硕果;没有爱情，沈从文可能取得不了文学成就。一个小说《三三》，凝结和昭示一生情缘。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当时的北平中央公园宣布结婚，但没有举行仪式。沈从文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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