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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册课文翻译中篇
引导语：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册的课文翻译，由应届毕业生培训网整理而成，分三部分，此文为中篇，谢谢您的阅读。
一、Unit 4
大中央车站问询处桌子上方的数字钟显示：差六分六点。
约翰·布兰福德，一个年轻的高个子军官，眼睛盯着大钟，看确切的时间。
六分钟后，他将见到一位在过去13个月里在他生命中占有特殊位置的女人，一位他素未谋面、却通过书信始终给予他力量的女人。
在他自愿参军后不久，他收到了一本这位女子寄来的书。
随书而来的还有一封信，祝他勇敢和平安。
他发现自己很多参军的朋友也收到了这位名叫霍利斯·梅内尔的女子寄来的同样的书。
他们所有的人都从中获得了勇气，也感激她对他们为之战斗的事业的支持，但只有他给梅内尔女士回了信。
在他启程前往海外战场战斗的那天，他收到了她的回信。
站在即将带他进入敌人领地的货船甲板上，他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她的来信。
13个月来，她忠实地给他写信。
即使没有他的回信，她仍然一如既往地写信给他，从未减少过。
在那段艰苦战斗的日子里，她的信鼓励着他，给予他力量。
收到她的信，他就仿佛感到自己能存活下去。
一段时间后，他相信他们彼此相爱，就像是命运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但当他向她索要照片时，她却婉然拒绝。
她解释道：“如果你对我的感情是真实和真诚的，那么我长什么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假如我很漂亮，我会因为觉得你爱的只是我的美貌而时时困扰，那样的爱会让我厌恶。
假如我相貌平平，那我又会常常害怕你只是出于寂寞和别无他选才给我写信的。
不管是哪种情况，我都会阻止自己去爱你。
当你来纽约见我时，你可以做出自己的决定。
记住，那时候我们两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停止或继续下去──如果那是我们的选择……”
差一分六点……布兰福德的心怦怦乱跳。
一名年轻女子向他走来，他立刻感到自己与她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
她身材修长而苗条，漂亮的金色长发卷曲在小巧的耳后。
她的眼睛如蓝色的花朵，双唇间有着一种温柔的坚毅。
她身穿别致的绿色套装，犹如春天般生气盎然。
他向她迎去，完全忘记了她并没有佩戴玫瑰。看他走来，她的嘴角露出一丝热情的微笑。
“当兵的，跟我同路?”她问道。
他不由自主地向她靠近了一步。然后，他看见了霍利斯·梅内尔。
她就站在那少女的身后，一位四十好几的女人，头发斑斑灰白。在年轻的他的眼里，梅内尔简直就是一块活脱脱的化石。
她不是一般的胖，粗笨的双腿移动时摇摇晃晃。
但她棕色的外衣上戴着一朵红色的玫瑰。
绿衣少女快速地走过，很快消失在了雾中。
布兰福德觉得自己的心好像被压缩成一个小水泥球，他多想跟着那女孩，但又深深地向往那位以心灵真诚地陪伴他、带给他温暖的女人;而她正站在那里。
现在他可以看见，她苍白而肥胖的脸上透着和善与智慧。
她灰色的眼中闪烁着温暖和善良。
布兰福德克制住跟随年轻女子而去的冲动，尽管这样做并不容易。
他的手抓着那本在他去战场前她寄给他的书，为的是让霍利斯·梅内尔认出他。
这不会成为爱情，但将成为一样珍贵的东西，一样可能比爱情更不寻常的东西──一份他一直感激、也将继续感激的友情。
他向那个女人举起书。
“我是约翰·布兰福德，你──你就是霍利斯·梅内尔吧。
我非常高兴你能来见我。
我能请你吃晚餐么?”
那女人微笑着。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孩子，”她答道：“那位穿绿色套装的年轻女士──刚走过去的那位──请求我把这朵玫瑰别在衣服上。
她说如果你邀请我和你一起出去，我就告诉你她在公路附近的那家大餐厅等你。
她说这是一种考验。”
1942年冬季的一天，寒冷刺骨。
但在纳粹集中营中，这与别的日子没有什么差别。
自我从家中被人带走并随着数万犹太人被带到这儿以来，我已濒临死亡，只能活一天算一天，活一小时算一小时。
我们在纳粹可怕的皮鞭下受尽煎熬。
明天我还会活着吗?
今晚我会不会被带到毒气室去?
或是被警卫简简单单地用来复枪射杀?
我在铁丝网边踱来踱去。
我并没有留意自己的脚步，只是机械地在这块地上移动，在发现可以用来生火的一小块木头或其他东西时，我偶尔跪下来查看一下。
突然，我看到一个小女孩从铁丝网那边走来。
她的步履轻盈，仿佛不受重力的影响，宛如仙子。
她停下来，用忧伤的眼睛看着我。
集中营里的生活已经损害了我的健康。
我想把目光挪开，因为我一副病容、枯瘦如柴，又穿着破烂肮脏的衣服，被一个陌生人这样打量，我感到特别害臊，但我的目光却无法从她的眼睛移开。
这时她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个红苹果。
噢，我有多久没有看到这样的苹果了!
它又是多么地闪闪发亮——比任何水晶都耀眼!
她非常谨慎地左右看看，然后一下子把它抛过铁栅栏。
我把它捡起来，用我冻僵的手捧着它。
在这充满死亡的世界中，这苹果无疑代表了生命，而她的举动就是爱的果实。
我抬头瞥见那女孩在远处渐渐消失。
第二天，就像被磁力吸引一样，我又来到了铁丝网边的那块地方。
我希望她再次出现。我是不是疯了?当然是。
但在这里，我不放弃任何一丝微小的希望。
她又来了。
她又一次给我带来了苹果，
比上次更精确地将它抛过了铁丝网。苹果飞过铁丝网，正好从我的头顶上方落下来。
我在空中接住了苹果，
高举着让她看。
她的眼中闪着光芒。
接下来的七个月我们就这样相会，而我也习惯了这样的苹果餐，但不久一切都结束了。
一天，我听到一个骇人的消息：我将被押往另一个集中营。
第二天，当我再见到她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我几乎无法说话，但我必须说明白：“明天别再给我带苹果了，”
我告诉她说：“我将被押往另一个集中营。
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
在我完全失去控制前我转身从铁丝网边跑开了。
我实在不忍心再回头看。
如果我转身，我知道，她会看见我的脸颊上滑落的眼泪。
岁月流逝。转眼到了1957年。
我住在纽约，生活状况与纳粹德国期间的情景相差何止天地。
我做铝栅栏安装和回收的生意，并且发了点小财。
我一个做保险的朋友劝说我与他的一位女性朋友相亲。
我勉强同意了。她人还不错，叫罗玛，
像我一样，她也是移民，因此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共同之处。
“你是在战争期间流亡来到这里的吗?”罗玛用移民相互之间问及那段岁月时所特有的体贴方式柔声细语地问道。
“不是。那时我在德国的集中营里，”我答道。
我没有说明哪个集中营，也没有说其他任何细节。
这个故事太乏味了，因为我已经重复过许多次了。
罗玛的双眼透出若有所思的神色，好像回忆起了某件痛苦而又甜蜜的事情。
“你怎么了?”我问她。
“是这样，我小时候住在集中营附近。
那儿有一个男孩，一个小囚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去看他。
我记得我常常带苹果去扔给他。
我把苹果从铁丝网上扔过去，那时他会非常开心。”
我的心猛地一下子剧烈地跳动起来。我凝视着她问：“是不是那个男孩有一天对你说‘明天别给我带苹果了。我将被押往另外一个集中营’?”
“没错，是啊，”罗玛用颤抖的声音应道。
“但你怎么会知道的?”
我从桌边站起身来，拥抱着她说：“因为我就是那个小男孩，罗玛。”
二、Unit 5
我女儿抽烟。
她做作业时，脚搁在前面的长凳上，计算器嗒嗒地跳出几何题的答案。我看着那包已抽了一半、她随意扔在手边的“骆驼”牌香烟。
我拿起香烟，走到厨房里去仔细察看，那里的光线好一点──谢天谢地，香烟是有过滤嘴的。
我心里十分难过。
我想哭。
事实上，我确实哭过。我站在炉子旁边，手里捏着一支雪白的香烟，制作得非常精致，但那可是会致我女儿于死地的东西啊。
当她抽“万宝路”及“普雷厄尔”牌香烟时，我硬起心肠，不让自己感到难过。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人抽这两种牌子的香烟。
她不知道我父亲、也就是她外公生前抽的就是“骆驼”牌香烟。
但是在他开始抽机制卷烟之前──那时他很年轻、也很穷，眼睛炯炯有神──他抽的是用“阿尔伯特亲王牌”烟丝自己手工卷的香烟。
我还记得那鲜红的烟丝盒，上面有一张维多利亚女王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照片，他身穿黑色燕尾服，手里拿着一支手杖。
到40年代末、50年代初，我的家乡佐治亚州的伊腾顿已没有人再自己手工卷烟了(而且几乎没有女人抽烟)。
烟草业，再加上好莱坞电影──影片中的男女主角都是烟鬼──把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完完全全争取了过去，他们无可救药地抽烟抽上了瘾。
然而我父亲从来就没有像阿尔伯特亲王那样时髦过。他还是一个贫穷、过于肥胖、为养活一大家人而拼命干活的男人。他是黑人，嘴里却总叼着一支雪白的香烟。
我记不清父亲是什么时候开始咳嗽的。
也许开始时并不明显，只是早晨一下床点燃第一支香烟时才有点微咳。
到我16岁，也就是我女儿现在这般年纪时，他一呼吸就呼哧呼哧的，让人感到不安;他上楼时每走三、四级楼梯就得停下来休息一会儿，
而且，他常常一连咳上一个小时。
肺部的病痛把我父亲折磨得虚弱不堪，一个严冬，他死于被称为“穷人之友” 的疾病──肺炎。
他咳嗽了这么多年，我想他的肺部已没有什么完好的地方了。
去世前几年，他的呼吸已经很虚弱了，他总得倚靠着某个东西。
我记得有一次全家聚会，当时我女儿才两岁，他抱了她一会儿，好让我有时间给他俩拍张照片。但是很明显，他是费了好大劲儿的。
生命行将结束前，他才戒了烟，主要是因为他的肺功能已极度受损。
戒烟后他的体重增加了几磅，但当时他太瘦了，所以没人注意到这一点。
我到第三世界国家去旅行时，看到了许多像我父亲和女儿那样的人。
到处都有针对他们这两类人的巨大广告牌：强壮、自信或时髦的成熟男人，以及漂亮、“世故”的年青女子，都在吞云吐雾。
就像在美国的旧城区和印第安人的居留地上一样，在这些贫困的国家里，那些本应该花在食物上的钱却流进了烟草公司。久而久之，人们不但缺少食物，而且还缺少空气，这样不但大大地损害了孩子们的体质，还使他们染上了烟瘾，最终还会致他们于死地。
我在报纸还有我订阅的园艺杂志上看到，烟蒂的毒性很强：一个婴儿如果吞下了一个烟蒂，就很有可能会死去，而沸水加一把烟蒂就成了很有效的杀虫剂。
作为母亲，我深深地感到痛苦。
有时我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我记得自己怀孕时，吃东西的时候是多么小心啊!之后在教她如何安全穿过马路时，又是多么耐心啊!
有时我纳闷：自己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她今后大半辈子有气无力地挣扎着呼吸，然后再像她外公那样自己把自己毒死吗?
我特别喜欢一条写在受虐妇女收容所里的语录：“人间和平，始于家庭。”
我认为世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如此。
我还想起了另一条写给那些想戒烟的人们的语录：“每个家庭都应该是禁烟区。”
抽烟是一种自我毁灭，而且也毁灭着那些不得不坐在你身边的人。那些人偶尔也会取笑或抱怨你抽烟，可常常只能无可奈何地坐在一边看。
我现在意识到，从我还是个孩子起，这些年来我实际上是一直坐在旁边，看着我父亲自杀。对那些生意兴隆的烟草公司的巨头们来说，能在我家取得这样一种胜利，肯定是够满意了。
我四处奔波，应约作各种演讲，常在别人家里过夜，也常被安排在孩子的卧室里。
我发现孩子房间里的玩具实在太多，甚至连我小小的梳妆盒也无处可放。
壁橱通常也是塞满了衣服，我几乎无法把夹克衫塞进去。
我不是在抱怨，只是在表明一种观点。
我发现父母给孩子们买的玩具和衣服越来越多，这种倾向在美国家庭已是司空见惯。
我认为在很多家庭中，孩子们都把家长的慷慨大方视作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这种做法的后果实际上对孩子们来说也是有害的。
家长为什么要给孩子们那么多的东西，或者要给孩子们他们买不起的东西呢?
我认为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个颇为常见的原因就是父母亲们出于内疚而溺爱孩子。
两人都是全职工作者的父母也许会因为不能常常和孩子在一起而感到内疚。他们可能想通过给孩子们大量物质的东西作为对他们的补偿。
还有一些父母给孩子买这买那，是因为他们想让孩子拥有他们自己童年时所拥有的每一样东西，以及那些他们过去想得到而未能得到的东西。
还有一些家长不愿拒绝孩子们永无休止的买玩具的要求，是因为他们害怕孩子会认为父母不爱他们，或者害怕如果他们得不到和小伙伴们相同的玩具会被人取笑。
当家长无法应付孩子的无理要求时，也会发生溺爱孩子的现象。
这样的父母会在拒绝和让步之间动摇不定──但是好像哪种办法都不能使他们满意。
如果他们拒绝孩子的请求，他们会因为对孩子太严格或太不慷慨而立即感到后悔。
如果他们让步了，也会因为太容易让步而感到懊悔和自责。
这样的摇摆不定不但削弱了父母管教孩子的能力，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使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变味，从而使家长和子女间失去了存在于健康家庭中的某些幸福和相互尊重。
但是，用物质的东西来溺爱孩子并不能减轻父母的内疚感(因为父母从不会感到他们已经付出了足够多)，也不会使孩子们觉得自己得到了更多的爱(因为孩子真正想要的是父母的时间和对他们的注意)。
相反，给孩子们太多的东西可能是有害的。
在一定程度上，孩子们可能会变得贪婪、自私、忘恩负义，对他人的需要和感情变得麻木不仁，而且首先从对自己父母的态度开始。
给孩子们的东西太多会逐渐削弱他们对父母的尊敬。
事实上，孩子们已经开始感到父母的无限制的慷慨大方是不对的。
这种矛盾的结果可能是这些孩子会反过来提出更高的要求，并下意识地希望，如果他们逼得更紧一些，他们就能迫使父母对自己设立些限制。
另外，被宠坏的孩子也并不比那些没什么玩具的孩子在做游戏时被激发出更大的创造性。
由于有求必应，他们了解金钱价值的机会就比别人少，而且当他们的要求无法即刻得到满足时，他们也不知如何去应付。
我讨论这个问题的真正目的不是要告诉家长们应该给孩子们多少物质的东西才适当。
确切地讲，我的目的是帮助那些已经意识到自己也许是在宠坏孩子、但又不知道如何纠正这一做法的家长们。
有时你也许会对自己是否要对孩子提出的许多要求作出让步感到没有把握。
这并不意味着你不能改变。
首先，你应该设法弄清楚是什么东西使你让步，或者让你感到内疚。
然后，即使没能找出原因，你也应该开始作出果断的决定，试着对孩子的要求作出迅速明确的反应。
一旦你改变了以往的做法，你也不能指望马上有效果。
有时你肯定会摇摆不定。
关键是你要对逐渐的进步感到满足，要预见到并接受可能伴随这种改变而来的偶尔失误。
还有，即使你以更坚定、更自信的方式实施着你的决定，也不能指望你的孩子会马上作出反应。
在一段时间内，他们会继续对你施加曾经很有效的、老一套的压力。
但一旦他们知道不停的抱怨和争论再也不起作用时，他们最终会尊重你的决定。
这样做的结果是：你和你的孩子都会感到比以前更加开心。
三、Unit 6
在她人生最初的24年里，人们一直叫她戴比──一个和她的漂亮容貌和优雅举止不相配的名字。
“我的名字总是使我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厨子，”她抱怨道，
“我真的不想要戴比这个名字。”
一天，在填写一份出版工作职位的申请表时，这位小姐一时冲动，用她的中名林恩替换了她的名字戴比。
“这是我一生中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现在她对人这样说，
“一旦我不再称自己为戴比，我就感到好多了…… 而且其他人也开始更认真地对待我了。”
顺利地通过那次工作面试两年后，这位昔日的女服务员现在成了一位成功的杂志编辑。
朋友和同事们都叫她林恩。
当然，戴比(或林恩)的职业成就并不是改名带来的，但是这肯定给她带来了好处，虽说改名仅使她对自己的才能增加了一点点自信。
社会科学家认为你叫什么名字会影响你的生活。
从古至今，名字不仅被用来识别人，而且也被用来描述人。
《圣经》上说：人如其名。此外，《韦伯斯特大词典》也对名字作了如下的定义：表达某种特点的一个或几个字，这种特点被认为反映了某人或某事的本质，或描述了某人某事，常表示嘉许或不赞成的意思。
请好好注意这几个词：“嘉许或不赞成”。
不管是好是坏，诸如友好或拘谨、相貌平平或漂亮妩媚等特征已经在你的名字中有所暗示，甚至他人在见到你本人之前就已经知道你的这些特征了。
名字是与特定形象相关联的，任何一个被称为“相貌平常的简”或“普普通通的乔”的人都能证明这一点。
后面的那个名字特别使我烦恼，因为我也叫乔。有些人认为这个名字使我更适合于做一名棒球运动员而不是别的什么职业，比如说艺术评论家。
然而，尽管有此局限，我确实曾一度设法成为了一名艺术评论家。
即便如此，一家著名杂志一直拒绝把“乔”作为我的文章署名，而是用我名字的首字母 J. S. 来代替。
我怀疑，假如我的名字是比较文雅的阿瑟或艾德里安的话，我的名字早已完整地出现在杂志上了。
当然，有积极含义的名字对你是有好处的，甚至能促进你结交新朋友。
最新调查表明：美国男士认为苏珊是最有吸引力的女性名字，而女士则认为理查德和戴维是最有吸引力的男性名字。
我认识一位女士，她就拒绝了一次与一位叫哈里的男人见面，因为“这人的名字听上去没劲”。
可就在几天后的一个晚间聚会上，她走到我身边，催我把她介绍给一位气度不凡的男人;他们俩人整个晚上都在互送秋波。
“哦，”我说：“你指的是哈里呀。”
她听了后感到很尴尬。
虽然我们中大多数人会认为自己没有这样的偏见，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多多少少对名字产生过成见。
说实话，你碰到一个名叫奈杰尔的木匠会不会感到惊讶呢?或是一个叫伯莎的物理学家?抑或是一个叫梅尔的教皇?正如我的一位女性朋友在照看托儿所里四岁的儿童时所发现的那样，我们常常把由名字引起的固有想法加到他人身上。
“在托儿所里，有一次我想让一个很活跃的名叫朱利安的小男孩静静地坐下来看书，而把一个喜欢沉思、名叫罗里的孩子推出去打球。
因为他们的名字，我把他们的性格给搞混了!”
很明显，这样的偏见也会影响课堂成绩。
在一项由圣迭戈州立大学的赫伯特·哈拉里及乔治亚州立大学的约翰·麦克戴维主持的研究中发现，教师总是给署名为埃尔默和休伯特的作文打较低的分数，但当把这两篇作文的署名改为迈克尔和戴维时，老师给的分数就要高些。但是教师的偏见不是造成课堂成绩差别的唯一原因。
坦普尔大学的托马斯·V·布塞博士和路易莎·瑟拉里达里安发现：那些名叫琳达、黛安、芭芭拉、卡罗尔及辛迪之类的女孩们在评分较客观的智力测验和学业成绩测验中的表现比那些名字不太有吸引力的女孩要好。
(一个与之相关的研究表明：女孩受同伴欢迎的程度也与她们的名字受欢迎的程度有关系，虽然对男孩来说这种关系不太明显。)
虽然你父母很可能想让你的名字伴随你一辈子，但记住，他们选这个名字的时候几乎还没有见到你呢。而且，他们在选名字时所看重的希望和梦想也许并不符合你的希望和梦想。
如果你的名字看上去已不再适合你，不要苦恼;你不必一辈子用这个名字。
影星们就经常改名，下点决心，你也可以这样做。
人们通常批评说：社会学研究不遗余力去证明的只是一些大多数有常识的人都已经知道的东西。
我并不想明确表示支持或反对此类批评，只是想描述一次社会学考察活动，这次活动似乎也证明了人们的上述说法──但对于我和我的一位同学(也许还有那些看到这篇报道的人)而言，这次活动使一个人人皆知的观点变得真真切切了。
在本地一所大学放春假期间，我和朋友到市中心去购物。
但是我们首先把自己打扮得几乎连朋友甚至家人都认不出来。
我们穿上了与天气稍稍不配的衣服，虽很干净但没有熨过。很明显，大多数到这个地区来的游客都不会穿这种式样的衣服。
我们提着塑料袋，里面装着杂七杂八的物品。
我俩都有点衣冠不整。
我的朋友在T恤衫外面套了一件褪了色的全棉衬衣，还在运动裤外面套了一条皱巴巴的裙子。
我戴着一顶羊毛帽子把头发掩盖住，穿着一件老式的外套，并戴一副夹着遮阳镜片的眼镜。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看上去像漂泊街头的人，以观察别人对我们会有何不同反应——贫穷的外表是否会招致别人对我们的歧视。
我们也准备做出一些稍微有点不正常的行为，以表明我们精神上有点问题，但看上去又不是神经很不正常或对他人具有危险性。
结果证明：我们无须夸张做作，人们单凭我们的穿着就叫我们离开或不理睬我们。
我们 (把汽车停在铁路附近以后) 的第一个停留地点是由一家本地慈善团体经营的廉价商店。在店里我们彬彬有礼地请求使用洗手间，但却被拒绝了。
接着我们走进了一家大旅馆的大堂，打听咖啡厅和洗手间在哪里。
门卫说：“你们得上20楼。”
我们的演技还达不到上高档餐厅一试身手的水平，所以我们在底楼兜了一圈就走了。
离开那里后，我们就去了一家旧货商店，在那里我们多多少少和顾客融为一体了。然后我们又到了几家高档商店，吃午饭的时候又去了几家咖啡馆。
这一段时间我们饱受歧视。
我们遇到了一些孩子，他们盯着我们看，对我们指指点点，而且还放声大笑;成年人用充满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们。
商店营业员紧紧地跟着我们，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
在一家快餐店，一个帮工赶紧走到收银员的身边。他们收下了我两美元的支票，连身份证也没看。好像用这个代价把我们赶出门是很合算的。
在一个入口处，一名营业员用身体挡住了大门，显然是想打消我们进去的念头。
我们身上有些钱，可买些小东西，而且除了穿低档衣服外，我们没有在上述任何情况下做过任何吸引他人注意力的事：我们仅仅是以我们习惯的方式静静地购物。
在一个饭店里，我们点了法式小面包，另加两杯特制咖啡，这确实暴露了我们的身份：这也许与女流浪者的身份太不相称。
在所有其他地方，我们受到嘲弄、被人模仿、遭遇怀疑及无礼的目光。
我们了解到什么呢? 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所预料到的、人所共知的东西：人们以貌取人。
仅仅是外表寒酸就会招来歧视，同时在很多场合，我们大多数人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交礼仪也不复存在了。
因为我们缺少在文化上可被认同的属于这个环境的标志，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成了物品，缺少了做人所固有的尊严。
然而，还有一件让人感到吃惊的事──更准确地讲，是让人感到震惊的事。
在我先前提到过的那家商店门口，就是有位营业员──见到我们就明显地堵住大门的那家商店，这种令人震惊的事表现得最为突出。
那时我刚注意到这个地方，转向我的同伴，对她说：“我从未见过这家商店。咱们进去吧。”
她居然惊慌地看着我说：“你不是真地想进去吧?”
我知道她的意思，我也理解她的感受。
这不是我们该去的地方。
没过几小时， 我们发觉自己正在接受并适应着那些我们遇到的人所普遍持有的肤浅看法和偏见;我们也对自己进行了归类。
毫无疑问，这是值得学习的一课，对社会学家来说也许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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