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春光乍泄》的人物形象
王家卫电影的一个显著特色即是对影片人物及其形象的准确定位与刻意经营。他的影片并不致力于每个人物的社会身份塑造，在他的作品中，身份只是作为人物生存的一个符号，一个载体。他更关注的是通过一个个故事情节以无限夸张的方式将人物的感情和情绪表现出来。虽然，王家卫在选取人物生活的空间和故事发展脉络时，常给人一种压抑和悲观的感受，但他的人物都生活在最真实的环境中，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思考方式“活在当下”。他影片中的人物多半对未来比较茫然，对生命非常悲观，却有着对生活无比的激情与期盼。然而，他们对生活的激情和热爱却无法通过合理的方式给表现出来，或多或少都存在感情表达的障碍，他们既渴望美好的生活，同时又害怕被生活所伤害。当然，很多其他导演的影片也在表现这种后现代影像中的人物，但唯独王家卫能非常准确地把握这些人物情感的微妙状态，由此形成的韵味正是王家卫电影的动人之处。
一、偏执和自我——后现代主义个体的焦虑与失衡
王家卫影片中塑造的人物往往有着一定的病态心理，最典型的性格特征就是偏执和自我，他们常常过分自负，固执地追求着不合实际的个人欲望。过分的警惕，过分的自我保护，让他们更加多疑、嫉妒。光从“恋物”这件事来看，在角色的性格设定上就无可避免地填“偏执”这一项。追逐、纠缠、偷窥、潜入、僭越，剧中人许许多多怪异难解的行为，正可以解释成一种与他人接触、沟通的偏执。可能是求爱，可能是仇杀，可能是一种无以名状的迷恋，在片中都被放大成一种夸张的、专注的张致，在拥挤的小岛上彼此骚动、磨蹭着。这些人物都是处于社会底层，被人轻视忽略的店员、舞女、太妹(《阿飞正传》《堕落天使》等);没有固定位置、终日漂流的“阿飞”，巡警(《阿飞正传》《重庆森林》);以杀人为职业，拒绝感情交流的冷血杀手(《堕落天使》《东邪西毒》等)。而他们的机遇与情绪，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偏好被排斥于主流正当行业之外的职业设定，这些不容于法的边缘行业，往往能彰显更深刻的心理状态。这些人物因其与社会、家庭的疏离而凸显出其边缘人状态，同时又由于这一社会、家庭关系的缺失，使他们潜意识中渴慕着情感与抚慰，但这种渴慕由于人物之间的拒绝否定而受到阻碍与遏制。
王家卫电影中的人物常常过分自我，以自我为中心，对自己的价值观过分地坚持，不愿意向别人表述自己的感受。无时无刻不处在一种清醒而痛苦的自觉中，他们极度地感觉自己的存在。他们以动物的本能在文明社会中生存，只依靠和相信自己的经验，以至于完全无法与他人沟通，偏偏他们一生中最大的渴望却往往来自他人的一点温暖、一点肯定。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说，“压抑是文明不可逆转的代价”，现代都市中，自我不能够真实地感受到在时间上的连续流畅，从而导致存在性不安的生存状态产生，引发对可靠和实在的疑虑，对自己和他人的现实性与统一性的焦虑。
二、孤独与飘零——钢筋丛林中边缘化的孤独者
王家卫电影中的人物是渴望着幸福的，他们在不同的时空中游走，目的都是为了寻找自己心中的幸福。然而，这样的幸福在影片中却是无法达到的，于是，这些人只能在寻找幸福的道路上飘零消逝，感知着世间的无限孤独。他们往往对自身存在的现实有着强烈的不融合，感觉不到与他人相处的自在和欢悦。他们试图缝合作为动物性的生存与作为人类精神生活之间的缝隙，他们努力找寻生存的希望，却又在寻找的失落中逃避现实，拒绝融合和妥协。R.D.莱恩在《分裂的自我——对健全与疯狂的生存论研究》中说：“当自我一旦陷入到与他人即外部世界的恶性循环中，一切都变得越来越不真实，越来越没有生命。爱无法实现，恐惧取而代之，无法接近真实性和生动性，淤泥在一个再也走不动的地方。”僵死的危机感始终压迫着迷路者，在丛林中不断加快速度，扭转前进方向。
王家卫电影镜头下的人物大多没有固定的工作，流离失所，强化了边缘人/异乡人的身份，也进一步导致情感的动荡和心灵的孤独。他们游走在都市中，却又游离于都市之外。这些社会边缘角色由于漂泊迷离，在潜意识里更渴望感情的慰藉。然而由于现实社会的冷漠，使他们一次又一次受到打击。《春光乍泻》里的人物沿袭了这一模式，无论是何宝荣抑或是黎耀辉，他们都生活于社会的底层，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也没有家庭温暖的慰藉，总是孤独地游荡在都市之中。影片中的主人公之一黎耀辉，具有责任感、冷静与理智，但是面对感情的浪潮冲击，依然不可逃脱人物性格自我与偏激的命运。一方面他无微不至地关怀阿荣，竭力维持与阿荣的恋人关系;另一方面他又无法完全走出自我封闭的内心世界，与阿荣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他对阿荣有很强的占有欲，却又不肯完全放下自我。同时，职业上的不稳定甚至缺失、社会地位的低下，不仅强化着他们作为边缘人、异乡者的身份，生存空间的逼仄以及环境的不稳定又直接影响着他们精神走向偏激和自我，孤僻与冷漠，并进一步导致他们之间情感关系的起伏动荡。
人物不停地游走，一方面是职业设定使然(空姐、警察、杀手等)，另一方面则在这些具体存在的距离之间，预留了到处“独善其身”的可能。流动、疏离、不安定，贪婪地想要获取对方的情感，却又在一场一场的出走与错位中，本能地错过或者逃避。就如外景拉到阿根廷的《春光乍泄》，男主角们在一站接着一站的旅程里分合、相遇与离别，最后在台湾的辽宁街夜市作终。似乎失去了什么，却也坚强健康地一如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也就因为这些特质的共存，在王家卫的电影里，人物能够存活，活在影迷的心目中。
这一系列的行为表现，都折射出了其作为后现代社会的个体所存在的焦虑及不安全感，从而导致心理的偏激和消极。三、拒绝与追寻——畸形情感的真实性批判
王家卫在他的其他影片中通过多种方式大量地塑造了异性之间的单恋、错恋，给我们展示了都市男女情爱的漂浮与龌龊。与之相比，《春光乍泄》中的同性之恋通常是不被接受，受大众文化所鄙弃的。然而，王家卫却从中发现了现代情感中的一丝真实。他以异常冷静的态度执著地展现了现代社会畸形恋爱中的真实部分，为都市情爱勾勒出一线阳光。
《春光乍泄》中对流浪者的塑造，大概是王家卫电影一直诉求的人物本质所在，即拒绝与寻找。故事建立在两个浪人流落的阿根廷。虽然镜头远离香港，但反过来来说，依然逃脱不了香港背景的痕迹。反映了一个香港现实社会以外的空间沙漠——阿根廷，讲述的都是无法抓住自己生存根源的浪人如何在现代都市丛林中想挣脱无形的牢笼却又不得解脱。
王家卫在《春光乍泄》中以一些温馨感人的细节勾画，展现了何宝荣以“女性”所特有的温柔关心着李耀辉，从而使得两人之间的感情变得深刻而富有诗意。片中的黎耀辉是一个笃定、冷静的人，而何宝荣则较为柔弱一些，具有浓郁的女性色彩。有人认为“王家卫的系列电影更像是《阿飞正传》的续篇”，而何宝荣正是一个女性化的旭仔。《阿飞正传》中旭仔偏激、自我，自命为一只“无脚鸟”，因为没有脚，必须不停地飞，直到力竭而死。《春光乍泄》中，黎耀辉与何宝荣在修葺屋顶时，黎耀辉埋头修整，而何宝荣却仰望蓝天，似乎振翅欲飞。暖巢可以变成牢笼，情爱何尝不是束缚。何宝荣有着飞翔的`高傲，却又柔弱、低下。他攀附于其他同性恋者，以此获得生理、心理的欲求以及生存的需要。他和黎耀辉分手后，肆无忌惮地游戏于各大酒吧之中，在街角狂妄地抽烟，与不同的男人疯狂地亲吻、拥抱。他迷乱地抓住身边经过的每一个男人，试图慰藉自己寂寞空虚的心灵。然而，他无法在这种淫中找到一丝的寄托，他对情感真实的渴望依旧只能投射到黎耀辉的身上。在酒吧遇见黎耀辉之后，他有意与之“从头来过”，甚至在得知阿辉缺钱后，偷表送给阿辉而被殴打至头破血流。同居后，阿辉每日工作养家，照顾双手受伤的阿荣，还用酒瓶怒砸与阿荣发生过关系的外国人。深夜里，两人在厨房相拥起舞，这些都给我们勾勒出一幅幅真挚的都市情爱图。
然而，在这一幅幅真挚的画面背后，却隐藏着更深的绝望。究其原因，一方面来自这段恋情本身的畸形;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同性恋者天生社会角色的矛盾性。王家卫运用光影手法灵动地给我们展现出这一矛盾个体的冲突与纠结。
每一个同性恋者的内心都有着男性性格和女性性格的矛盾。影片中，何宝荣和黎耀辉重归于好时，阿荣因为受伤，生活不能自理。此时他渴求一份来自爱人的照顾和疼爱，其温顺、体贴的女性特征被放大展现出来。由此，与阿辉的责任、沉着正好形成了性格的互补，从而达到了两者的完美协调。然而，阿荣手伤逐渐痊愈，他内心的男性性格被一步步唤醒。他无法忍受整天闷在家里，向往外面花花世界的生活。于是，他在屋内翻找东西，深夜外出买烟，无端地猜疑，至此两人关系恶化。最后，当阿荣找回护照，也就宣布了两人最终的分手。然而，两人的分手并不是彼此感情的完结，他们陷入了相思的痛苦之中难以自拔，但他们谁也没有妥协，谁也不愿率先联系对方，彼此都把以前的温存作为自己慢慢咀嚼的、虚化的幸福。究其原因，这正是同性恋者内心矛盾结合体的必然冲突。王家卫在描述故事时，摆脱了以往的主观现实主义色彩，把两人的性格矛盾、同性恋者自身的双重性格矛盾、同性恋情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矛盾置于真实的生活环境中冲突、激化。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王家卫在这部片子中进行了较大的变异：故事虽然依旧发生在都市，但主人公不再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影片人物大为减少，性格也更为理智，更为主动地追求情感;影片中的主人公不再是生活在主观臆造的世界之中，而接了地气，回归到现实生活的琐碎之中。由此可见，王家卫影片风格经过种种变异之后，终于确定在常规电影的边缘，把他个人信仰迷失、孤独无助的情感通过影片寄予现实的芸芸众生之中，以此结束现代人情感陷落后的失重般飞翔、浴火中的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