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电影中父亲形象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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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电影中父亲形象的剖析

　　李安是一位华语电影导演、编剧、剪辑、制片人，出生于1954年10月23日，祖籍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成长于中国台湾省屏东县潮州镇。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李安电影中父亲形象的剖析，欢迎阅读。

李安电影中父亲形象的剖析

　　李安电影中父亲形象的剖析

　　李安“父亲三部曲”的动人之处在于他关照了现实，在父亲形象的塑造上融进了自己的感情经验，带有一定的自传性质，这一点在他的自传《十年一觉电影梦》中可以窥见。有人说：“李安本身就是中西方文化冲突的产物，浓厚的‘恋父情结’使他在影片中更多的传达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具有经典意义的价值观、伦理观的认同和皈依。”这便是对他创作动机最好的阐释。“父亲”已然成为李安电影作品中的文化符号，成为了他表达文化情结的符码。

　　一、《推手》中执着于自我表达的父亲形象

　　推手，顾名思义，是一种彼此制约、掌握平衡、刚柔相兼、别具一格的对抗运动。在李安自传《十年一觉电影梦》里这样写道：“在太极拳里，推手还有推卸之意，是一种训练‘诈炮’的运动，你骗他一下，然后把他推倒。”(《李安传：十年一觉电影梦》，张静蓓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88页)这似乎更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推手》中的父亲来到美国儿子家中养老，父老子养的孝道观念是中国人的道德烙印，中西文化的差异已初露端倪，中国父亲固有的强势、自尊、不甘妥协的性格便酝酿了矛盾的产生。本片中导演的高明之处在于充分的运用了中国古典叙事的美学风格和美学元素，使之节奏张弛有度。影片开场没有对话，通过镜头语言展示父亲与儿媳不同的生活方式，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美学效果，片中几处透过门窗的景深镜头，很好的展示了片中一家人的关系和家庭氛围，构图层次感强，远近有致，贴近生活。其中一处，通过窗户来分割画面，展示朱父与儿媳的生活状态，一边是抓着头发失去创作灵感的儿媳，另一边是休闲自在正在打太极拳的朱父，正如“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彼此水火不容，为下面的矛盾做好铺垫。透过窗户这一媒介来表现一种内在的联系，就好似中国诗歌里的“意象”，具有一种诉诸情感的作用。与儿子儿媳的矛盾迫使朱父离家出走，是对他性格的一种隐喻，表现出一个固执、强势、坚持于自我表达的形象，最后难免悲剧化，被警察带走关进了监狱。

　　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中国人可以长期隐忍，总喜欢拐弯抹角，害怕冲突的爆发。这与西方人化解矛盾的行为逻辑是不同的。正如朱父的儿子对美国的妻子说：“太极拳是爸逃避苦难现实的一种方式，他擅长太极推手，是在演练如何闪避人们”。所以朱父的脸永远是苦闷的、沧桑的。

　　在文化的传承上，儿子朱晓生对父亲喜欢的书法、戏曲不知所措，无关痛痒，这种表现与导演的感情是相通的。李安踏上留美学电影之路同样背弃了父亲寄寓的传承其教书育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愿望。所以从整体上而言，父亲的本尊心理、中西方的矛盾、两代人的代沟和文化继承上的没落，共同造成了《推手》中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困难和情感的隔阂。

　　二、《喜宴》中走上妥协之路的父亲形象

　　《喜宴》是具有挑战性的，它是同性恋题材与中国传统观念的一次交锋。代表西方同性恋文化的中国儿子高伟同和美国青年赛门和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高父、高母同时出现在一个家庭结构里，戏剧矛盾激烈。对于高伟同而言，他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又在西方文化中找到了自我存在的方式，在面对这样的双重文化纠葛中，他迷糊了。他的父母和文化传统中的孝顺意识不断的把他往回拉，但同赛门相处中得到的自我身份认同感又把他往外推，喜宴对他而言就像“金红色的怪兽”，绚烂而可怕。对于高父而言，儿子的离经叛道是一种深深的无奈和忧愁。儿子背负起了传统文化所赋予的责任和义务，在自我愧疚和尽孝的心理机制下维系了与顾威威的婚姻，实现了高老爷子抱孙子的愿望。影片最后高父在安检时高举的双手实则是一种隐喻，象征着对西方文化的妥协。

　　而影片中那场带有文化奇观效果的喜宴仍深含着两代人不同的婚姻观。父亲毕竟还是中国的父亲，对他而言喜宴就是一场代表面子、接受恭维的游戏。

　　在文化的传承上，高伟同在美国文化的熏陶下已淡薄了文化传承的意识，但较之《推手》已有所进步，“《喜宴》中的父亲已逐渐学会了妥协和变通，从对抗走向了对话。”(《当代港台电影研究》，孙慰川著，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年版，222页)

　　李安电影中父亲的形象

　　约束与自由：人性的束缚与释放

　　李安电影中的人物散发着被“约束”的感觉，纵观“家庭三部曲”，可以看出这种“约束”的产生来源于“父权”、传统伦理道德对人性本能和欲望的束缚，而这种束缚也贯穿了整部影片。拉康说过，“欲望受到挫折，会产生最初的压抑，欲望主体不得不屈从于他人的欲望而压抑了自己的欲望。”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家庭之中父子的关系被设定为“父为子纲”，意思就是说儿子要无条件地服从于父亲，儿子属于父亲的私人物品，父亲可以对其进行一切“处置”，而且儿子也要担负起为家族传宗接代的责任。

　　李安的父亲就是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的人，对于李安来说，父亲不仅仅是一种身份，更象征着权威和地位。同时父亲也是压力、自尊、荣誉的来源，是过去封建父系社会的一个文化代表。我们可以在父辈身上看到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同时也深深影响和改变着下一代人。

　　一方面，年轻人以自我实现与之抗逆，另一方面，又因未能传承而深感愧疚，这种矛盾的心情不仅是影片中子辈的感受，也是导演对传统文化在台湾产生质变的感受。

　　李安的电影《推手》中，对于父亲和媳妇之间的冲突，朱晓生在父亲面前从不敢提及，直到最后父亲搬出去住，朱晓生内心更多的是对父亲没能好好尽孝的愧疚，以此也说明了他始终活在“父权”的束缚下。

　　《喜宴》中的高伟同，面对自我追求与父亲的意愿、传统文化中的家庭伦理相违背之时，克制自我，违心地配合父母的一切要求，这无不展现了他对父权的顺从与畏惧。还有婚宴时李安亲口说出的那句“这就是中国几百年性压抑的结果”，同样传达着传统伦理思想对人性的束缚。

　　影片《饮食男女》，以父亲为核心的家庭中，父亲更是家庭中传统伦理的规范者，是保守和压抑的代表。家中三个女儿在生活中的行为也体现着她们对父权的维护和遵从，例如不敢指出父亲做的饭菜没味道。

　　同时她们又渴望自我的自由，所以她们一直在父权和自我情感追求之间苦苦挣扎。长期的压抑会将潜意识中的攻击本能发挥出来，对自己或他人造成伤害。向外攻击则毁灭他人，向内攻击则自我伤害或自我毁灭。

　　但是压抑是李安电影的表象，他实则追求的是一种近似于道家的“自由”的人生状态，一种“天人合一”的和谐自然的关系。庄子指出“人们之所以不能自由，是由于心灵受到各种各样的束缚，即有‘桎梏’。

　　这种追求使得李安在电影的呈现上从传统文化和封建伦理中跳脱出来，向着人性的解放和人格的独立与自由发展。“家庭三部曲”中父亲形象的淡化就是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的表达。影片《推手》中，父亲的强势贯彻始终。

　　到了《喜宴》中父亲虽然是退休的将军，但是年迈的他身体出了状况还经常打瞌睡。最后的《饮食男女》中，父亲则成了在家照顾三个女儿的形象，更是主动突破传统伦理思想，宣布与女儿的同学结婚，“父权”彻底坍塌，家庭也随之瓦解。

　　李安的电影表面在讲制约和束缚，实则想传达对自由的向往以及追求一种和谐自然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讲求隐忍、克制与礼节，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的本性和欲望是相违背的。

　　道家思想则讲求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们长期生活在儒家文化的制约和束缚当中，开始渴求道家思想的放松与释放，追寻其天人合一的和谐关系。李安正是通过影片传达出了束缚的人性对自由与释放的追求与渴望。

　　吸收与糟粕：传统文化的改观与调和

　　在李安传《十年一觉电影梦》中，李安说过这样一句话：“面对不能尽孝，以及传统与现实间的种种矛盾,我有话想说。”如此可见，传统文化中的伦理思想在李安心中的分量之重，也可以了解到他的电影为什么要这样拍，这其中有他对孝道、传统与现实的思考，同时也传达出了对传统文化在当下社会中的反思。

　　父辈是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一代人，他们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家庭伦理观念，对子辈有着严格的要求与期望，希望儿子能够按照自己为其铺好的道路走下去，这也是父辈一代人口中常说的“为你好”。

　　如果子辈违背了父辈的意愿，那么将会背负上“不孝”的罪名。就像《推手》中的朱晓生，明明对父亲充满了孝心，可是最终和父亲之间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冲突。我们能看到到父亲的凄凉，同样也能感受到朱晓生不能尽孝的愧疚。

　　在社会高速发展、新生事物的出现、文化以及价值观念突变的当下，子辈的选择与父辈的期望之间产生了冲突，那么这是谁的错，这其中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子辈在现代文化的影响下，都渴望“高飞”，渴望外面的世界，渴望脱离“父权”的掌控。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一种西方情结，认为远大梦想的实现只有在离家遥远的西方国家才能实现。这在李安的“三部曲”中的前两部《推手》、《喜宴》都有直接的表现，而在三部曲的终作《饮食男女》中，从三个女儿身上透着的西方和现代文化的气息，最受父亲疼爱的二女儿的准备出国工作中都得到了印证。

　　那么，此时古训的“父母在，不远游”在这个时代还适用吗？是子辈都犯错了吗？儒家文化传承千年，固然有它值得遵循和合理的一面，那么当下，我们是否还要完完全全地遵循？我们是否应该随着社会和文化的进步对传统文化进行取舍，选择吸收它好的优秀的一面，舍弃掉其糟粕之处。

　　在此基础之上融合进现代文明和社会文化精神，将两者进行融合，形成当下社会所应遵循的新伦理观和文化价值观。回归到我们一直探讨的问题，父辈与子辈之间的摩擦和冲突，是否能够因传统文化和伦理的改观而调和？

　　再者另一个问题是，在家庭的冲突之后，都是一方的妥协，这是最好的结果吗？归结上述问题，其实我们都能在李安的电影中找到答案。在当下，每个人都向往自由与独立，抵触束缚自己的规则与事物，那么这时候，传统伦理中的“父权”文化就显得很不合时宜。

　　如果当下社会中的子辈仍然固守着传统伦理的“父权”，那么社会中最具有发言权、和决定权以及支撑社会发展的一代人将是父辈，可是纵观如今的社会，新兴科技、创新创业以及一切高质量人才，都是子辈。世界在改变，社会在进步，有些东西也需要跟着时代的发展而改观。

　　中国传统五千年，它的存在必然有它的价值，这当中有许多值得当下的我们学习的地方，而对于这些精华部分，我们要吸收、要融合。就像李安说的：我之所以怀念过去的伦理，是因为旧秩序曾经提供我们安全感，也因为过去的教养形成我人格的一部分。

　　传统伦理是中国人的根，是中国人的“特色”。它带给我们安全感，帮助我们界定文化和价值观，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丢弃掉它，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传统伦理中不合时宜的部分也需要跟着改变，这样才能顺应时代变迁和发展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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