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法官的自白美文摘抄

　　我说：“从一位退休了的老法官口中说出支持，在我这个作家听来，意义非同一般。”

一位法官的自白美文摘抄

　　他说：“我的态度，我是指生病以后的我，当然跟你一致，跟老百姓一致啰。司法改革这种事，自上而下比自下而上给力多了。好比推磨，谁的双手在磨柄上，谁才能使磨转得快。搭不上手的人，只能在旁边干着急。”

　　确切地说，他是一位三年前退休了的法官；一位文学爱好者。八十年代写诗；九十年代写；2000年后开始写；出过几部作品集，多为自费。

　　在他的散文年代，我收到了他的一部分打印稿，二十余篇。他在附信中强调他是一位省会市法官；强调写作是他的主要业余爱好；强调寄给我的稿件是他即将正式出版的第一部散文集的一部分——希望我能为之作序。

　　他的希望是以请求的文字表达的。

　　那年的我就已为各种年龄各种职业的人写过不少序了。十之八九的他们是业余作者，却还没有法官请我写过序——至今他仍是唯一请我写序的法官。

　　法官而爱好文学写作，我认为我太有义务予以鼓励了。而且认为，爱好文学写作，有助于法官更人性化地依法判案，从而成为好法官。我的想法其实毫无根据，但当年的我确乎就是天真地那么想的。

　　一位法官笔下能写些什么内容什么风格的散文呢？

　　我怀着挺大的好奇心认真地读了他的每一篇散文。那些散文写到了亲情、友情、乡情；没有一篇涉及爱情，连别人的爱情也未涉及。亦有数篇是写景的，咏物的，唯美而不染人间烟火。总之，那些散文像许多业余作者的散文一样，篇篇皆是写一己情愫或情绪、情调的——大学里喜欢写散文的女学子，十之八九便是那么一种写法。

　　然而他的文笔不错。字里行间流淌的自我感动，分明是真情呈现。从他的散文中我拼出了他当年的人生图形——小我两岁，农家子弟，恢复高考的次年考上了省里的大学，毕业后法院招书记员，于是穿上了法院制服，三年后成了法官。当年中国缺法官，学中文的大学生成为法官不是什么稀奇事。

　　我虔诚地为他的第一部散文集写了序……

　　在他的小说年代，我又收到了他的中短篇小说稿，请我再次作序。那也是他正式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这次他的请求，像是老朋友之间的请求了。

　　他的小说中有爱情了，而且写得颇大胆。当然，一看就是完全虚构的。也有各种欲望强烈的形形色色的他者了，但没有是法官的人物。

　　我也为他的小说集作了序。

　　这一次他在附信中留下了他家的电话。

　　我困惑地打电话问他——为什么笔下从没写到是法官的人物们的喜怒哀乐呢？散文属非虚构类文体，他不愿写不便写我理解。但小说是虚构类，是创作。他有生活，他熟悉是法官的人们，如果能写好一个是法官的人物多好啊！中国的小说作品中，特缺乏法官人物。

　　他在电话中说：不好写，太不好写了！万一同事们对号入座怎么办？万一领导问罪下来怎么办呢？我不能因为爱好写作就因小失大，自己砸自己的饭碗啊！……

　　听了他的话，换位思考，我也理解了。

　　他家的电话是自动存码的，于是他有了我家的电话号码。以后连续三四年，每逢春节，他都打电话拜年。后来，他的姓名在我头脑中渐无记忆了。

　　不久前的一日，我忽接到他的电话，说他人已在北京了，极想见我，语调很是亲近。

　　我试探地问：“你还在原单位工作吗？……”

　　他说：“我已经从法院退休了，被一家律师事务所聘去了，不必接案子。毕竟是老法官了呀，类似顾问的角色……”

　　我这才想起他是谁。

　　那几日北京雾霾严重。我说天气这么恶劣，你对北京又不熟，别折腾自己了吧。

　　他说他是来北京看病的，见我是他长久的心愿。

　　我问什么病？

　　他说是胰腺癌。

　　我说那你更不要来了呀，你的心愿我心领了。

　　他坚持想要见我一面。说北京有朋友，会开车送他。说特意给我带了一点儿地方特产，不送给我，不知拿那些东西怎么办才好……

　　我被感动了。

　　这是没法不被感动的。

　　像所有的癌症患者一样，他的脸很消瘦。头发刚染过不久，黑得失真。他在我家的木椅上坐得笔直，我想那是职业生涯养成的习惯。我自认为阅人无数，他使我觉得是一个坦诚和实在的人——

　　他指着两个礼品盒说：“过期十几天了。是让儿子买的，估计买时没仔细看。那我也得拎来，没有物证，心意无凭呀。还是朋友发现的，吃的东西最要讲认真二字，变质了就扔哈，反正一盒才百八十元。”

　　他说自己一向身体蛮好的，是到了律师事务所之后，在一次答谢体检中才查出癌症的。

　　我问什么是答谢体检？

　　他说在一桩医患纠纷的官司中，他们律师事务所为医院打赢了官司，院长一高兴，就批示为他们全所律师在本医院进行了一次相当全面的免费体检。

　　“你看，事情竟成了这样！所里待我不薄，每月一万元给我开着，我还兼着一家私企的法律顾问，我在我们那儿是令人羡慕的。现在，我幸福指数很高的晚年发生了恶性突变……”

　　他的苦笑令我心生怜悯。

　　为了避免和他谈他的病，我转移话题，问他当年是一名中文学子，而且当年中文学子毕业后找工作挺容易，为什么会应聘去到法院当书记员？

　　他说当年谈好的，最长三年后就会转为法官。当然，转前要进修。

　　我张张嘴，将到了唇边的话咽回去了。

　　他问：“你想问我后不后悔是吧？”

　　我点头。

　　他说：“从没后悔过。如果我当年去到了什么出版社、杂志社，那现在才会后悔莫及。”

　　我说：“的'确，现在出版社杂志社的日子都不好过，你当年很有远见。”

　　他说：“倒也不是有远见，是与当年许多中文学子们的想法不同。我是农家子弟，我们农村人，最不待见搞文的了。省里的这个工作组那个工作组下到农村去考察、调研，也有主管和出版的干部带队的时候，那下边的接待可就随便多了。但如果工作组里有公检法的人，还不必是带队的，接待可就大不一样了，哪一级也不敢怠慢。只那一身制服，先就使人敬畏三分。没敬也必有畏。当年我到了法院，第一次回农村探家，全村人一听说我在法院工作了，没有不夸我出息了的。我成为法官以后，虽然只不过是区法院的法官，再探家可就很有点儿衣锦还乡的意味了，村里的镇里的干部，主动来认识我。调到中级人民法院后，当法官的时间长了，有点儿老资格了，人脉广了，每次回家，县里的干部也得拿我当成人物，有的还派司机将车开到我家门口供我调遣呢！自从我成了法官，我家在当地就没再受过一次窝囊气。就拿拆迁这件事来说吧，开发商亲自登我家门，嘱咐说你家可千万别跟着闹。你家一跟着闹，事情复杂了。只要你家人不卷进去闹，一切单说，好说，肯定亏待不了你家的。我弟要在县城里摆个固定菜摊，我在省城几通电话打到县里，事情就搞定了。即使我退休以后，不论在省城还是在家乡，初次见面的人一听我说是从法院退休的，差不多都立刻来一句‘以后请多关照’。当然，我接触的人民多官少。是官的，也是些小官。‘法官’二字在民间太有含金量了。退休的老法官，含金量仍在。你可能不太了解，‘公检法’三字，是指三方面机构，但在法律常识蒙昧的地区，特别是农村，‘公检法’就是一家人。许多农村人根本不明白检察院是干什么的，却往往有这么一种错误理解——法官等于是穿法官服的公安人员似的，只要法院通知抓谁，那公安局是肯定照办的。我成了法官，我的小家，我农村的大家庭，都受益多多。我怎么会后悔呢？我一生最庆幸的就是这件事了！”

　　我说：“只要法院通知抓谁，放谁，公安局肯定照办，连我也是这么想的呀。”

　　他说：“连你都是这么想的，证明中国人太缺乏司法常识了。法院的案件分民事与刑事两大类嘛。涉及刑事犯罪，法院与公安部门是相沟通、配合的关系。但这并不等于谁听谁的关系。有时公安部门将犯罪嫌疑人的罪证书通过检察院送到法院，要求判刑或重判，法院看后认为证据不足，是可以驳回的嘛。有时法院审过一桩案子，要求公安配合抓人，如果公安方面认为性质不够是刑事的而仍是民事的，那也可以说明公安方面的看法嘛。这些关系太专业了，因人因事而异，不是几句话说得清楚的，我可不在你家里给你上普法课，换个话题，换个话题！……”

　　我以请求的口吻说：“我能和一位退休的老法官面对面请教些问题的机会太少了，这是第一次。你来都来了，就满足我的愿望，给我补补课吧。”

　　他笑了。不再是苦笑。笑得蛮灿烂。那灿烂的笑出现在他消瘦的脸上，像黑白电影闪回了几秒钟的彩色片断。

　　我问他当的是民庭法官还是刑庭法官？

　　他说基本当的是民庭法官。有一个时期转到了刑庭，才一年多就强烈要求回到民庭了。

　　我问为什么？

　　他矜持地笑，不想回答的样子。

　　我说：“这也不是不便回答的问题呀。”

　　他说：“还真挺不便回答的。不过呢，我都这样了，跟你实话实说也无妨。当民庭法官，好处多一些，收了关照钱，犯错误的几率也小。错也错不到哪儿去。刑庭法官就不同了，每有公安与检察院两方面介入，法官想起到关照作用很难的。非要关照的话，一旦东窗事发，那可就是大错误了。所以刑庭法官要比民庭法官谨慎得多。”

　　“民庭都是些一个巴掌拍不响的案子，审了一辈子就不烦？”

　　“怎么不烦啊！有时候太烦了！但即使是民事纠纷，闹到了法庭上，谁都想把官司打赢了。一个巴掌拍不响，那也有谁先举起巴掌的责任区分吧？各打五十大板只不过是种说法，打你四十五，打他五十五，意味着你赢了。心理上的赢也是赢啊。就算他占的理事实上多几分，但判决书的用词只要稍微往有利于你那边关照一下，他多占的那几分理就似有似无了。一般老百姓之间的官司，给法官塞钱的其实不多。他们在法律上争的往往是一口气。身为法官，关照哪一方点儿，也无非就是人情关照。比如本来你该道歉的事，我判个双方互相道歉，你心里最清楚那就是在面子上关照你了。哪怕你是卖鱼卖肉的，过后不送几条鱼几斤肉给我，那你太不懂事了吧？人情关照起码获得到感激。别人对法官的感激之心，某些时候对法官也是有用的啊。

　　但如果一般老百姓和官员的老板的名人的三亲六戚，或者直接和他们本人打起了官司，那么是官员的是老板的是名人的，如果想要获得法官的关照，暗地里必得意思意思吧？大点儿的官儿不太会直接和老百姓打起官司来，和老百姓打起官司来的经常是他们的三亲六戚。他们也不太会塞钱给法官，那双方都会不好意思。但他们如果托人捎话甚至亲自给法官打电话，面子总是要给的呀。给了大点儿的官儿面子，对方欠了你人情，那人情是有含金量的吧？如果是老板或老板们的三亲六戚被老百姓告上了法庭，不出点儿血的话，法官又干吗非予以关照呢？法官对惹上官司的老板们，一般是外冷内热的。为什么呢？因为即使他们被判刑了，出狱后可能还是老板，还是有钱人。关照他们是划得来的。如果是名人，尤其文艺界名人被老百姓告上了法庭，那几乎是每一位法官都乐于审的。那对于我们是很快乐的事。这样的事其实也不多，但主审法官确实会有快感。这时名人就要加倍小心了，如果给法官的印象不好，即使有理，往往也会被法官审得很屈辱。所以名人为了那点儿面子，往往也会托人过话‘人情后补’。即使有这四个字在先，法官肯不肯关照，那也两说。确实有那类法官，会给官员面子，也愿意给有钱人面子，就是偏不给名人面子，还要通过名人官司自己也出名。名人惹上了官司碰上了那样的法官，那就只能怨自己倒霉了。”

　　“可是，法官关照一方，官司的另一方服吗？”

　　“那就看法官水平了呀。比如吧，张三李四是邻居，张三一向总欺负李四，哪天把李四惹火了，发狠打伤了张三，张三成了原告，还托上了关系，表达了物质性的‘意思’。这种情况下，收了好处的法官往往会这么判，当庭告知李四，我现在审的就是你打了张三。你打了没有呢？确实打了。打人犯法，我要依法判你伤害罪。至于张三一向欺负你，那是另案。另案等你把张三告上法庭再说吧。法官将一桩案子分成两部分来判，是种智慧，并不犯错，而且判起来还简单顺利。如果李四也‘意思’到了，那么法官会暗中关照李四，你可以反诉。如果李四既没有意思到，又缺乏法律常识，那么法官都不提醒你有反诉的权利。当然，这都是从前的内幕，现在有律师这一行，以上做法基本行不通了。你别急，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想说我们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是吧？这确实是难以否认的现象，但也确实主要是从前的现象。现在，特别是在大城市，基本上不太可能了。一方面是由于判案透明度加强了，另一方面是由于律师这一行太发达了，把从前我们法官的油水截流了。但是中国的法律留给法官的判决空间至今还是蛮大的，死缓和死刑这是多大的差别？10年刑期和五六年刑期差别也不小啊！海里的章鱼有种本事，也可以说太能耐了！十七八公斤的章鱼，那多大个儿呀，但是它能从直径一寸多点儿的洞口钻入钻出。中国的法官们犯事，往往正是因为对自己类似章鱼的能耐太自信了！”

　　“现在，中央加大推行司法改革的力度，对法官们会造成压力吗？”

　　“太会了呀！不瞒你说，不少法官都想脱下法官服去当律师了。有人二意思思的，在乎的基本就剩一条了，当法官毕竟捧的是金边铁饭碗。铁饭碗就不能不在乎了，何况还镶道金边呢！你看现在，又是责任制，又要出台什么引咎辞职、罢免制的，今后法官这只金边铁饭碗肯定不好捧了。还想徇私枉法的话，风险系数高了呀，章鱼本事曝光，不但碗掉了，人也栽了，那不就完了？”

　　我忍不住也直人快语地说：“听你这话的意思，好像还挺怀旧嘛！”

　　“哈哈哈哈……”

　　他放声大笑。

　　一个患了癌症的人居然能那么响亮地笑，使我着实吃了一惊。

　　他笑罢，表情极其庄重地说：“我不是怀旧，我是庆幸。司法改革力度加大了，步伐加快了，我不也退休了嘛！再怎么改，一点儿不关我的事儿了呀！咱俩都聊到这份上了，我干脆再坦率一点儿说，我当年判过的一些案子，也是经不起拿到阳光底下晒的呀！所幸都成往事了，而且咱也不是个贪人，从没狮子张大口过。收过钱物那是不假。一次收钱不多，答谢我一位民事法官的东西，那也不会贵重到哪儿去。某天我走人了，我的三亲六戚说不定也有惹上官司的时候。人不惹官司，官司还惹人呢！这是对谁都很可能的事。那时我也没法在另一个世界罩着他们了呀！所以呢，司法改革既然对老百姓有益，今后对我的三亲六戚也有益，他们也都是普通百姓嘛！”

　　我说：“那么，你很支持啰？”

　　他问：“我说支持，有什么意义吗？”

　　我说：“从一位退休了的老法官口中说出支持，在我这个作家听来，意义非同一般。”

　　我说：“你比喻得挺形象。”

　　“毕竟咱也是文学写作爱好者呀！”——他孩子般地笑了。

　　那时他的样子很可爱。

　　他又问：“知道我为什么跟你说了这么多做过法官的人不该说的话吗？”

　　我反问：“为什么？”

　　他真诚地说：“一，因为我拎来的礼品过期了，我要挽回尴尬。二，因为我看出了你希望我跟你说说。三，你当年问我，为什么不写写司法界的事，我一直希望有机会当面告诉你，那些事的确不该是我来写的。现在我了此愿了。”

　　我也真诚地说：“在北京有了什么困难，只要是我力所能及……”

　　他打断地说：“停。点到为止，我谢了。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我麻烦不到你。怎么说我也是在省会城市当了三十多年法官的人，在北京那还是交下了几位朋友的，他们都欠我人情，也都愿意还我人情。”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