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大的两篇励志文章
动辄挨骂是北大的另一种荣誉
鲁迅说“北大是常维新的”，现在则是“北大是常被骂的”——拆个楼要被骂，砍棵树要被骂，某教授骂了别人几句北大也跟着被骂……找遍中国，绝没有像北大这样让人总想逮着机会就骂的学校。所以，3月20日“青年话题”上有北大学生呼吁“谈北大精神，不要张口就是蔡元培”。但在我看来，“北大是常被骂的”与其说是一种悲哀，毋宁理解为一种荣誉——只有北大，只因北大，才能聚集如此之多的关注和期待，哪怕其中有些是负面的。
北大版“忍够体”海报中写着：你愿意有点破事就听到“北大已经不是过去的北大”了么？这话固然表达了北大人一种可以理解的情绪，但你真的愿意不管北大发生什么“破事”，都听不到哪怕只言片语的批评和质疑吗？如果哪一天不管我们自己还是社会，都失去了对北大“破事”的兴趣，那才更加可怕。
被骂是一种荣誉，首先是被自己人骂，这体现了北大人的自省与自尊。在2003年北大关于教师人事问题的新制度出台后，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曾指责其背后用意是让没留过洋的不能当北大教授：“按这样的改革，梁漱溟怎么办？沈从文怎么办？要是闻一多看到这样的规定，非勃然大怒不可。”
除了名教授的批评外，燕园学子也对北大有颇多反思。2011年“三角地”拆迁和道旁杨树被砍，不只有校外人士指责，更有校内学生叹息。考虑建设和维护成本以及校园发展自有其道理，但不能据此剥夺学生表达另一种观点和意向的权利，更不能否定这种异议的价值。刚入校时，国际关系学院的袁明副院长对我们说过，“大学就是有绿色的地方”。这话让我印象深刻，绿色是指大学的生机，而看得见的生机——树木，便是这绿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由砍树引发的批评和感叹，不能说全是无病呻吟。何况，北大从来不是一个只考虑现实利益的所在。
被外人骂，更体现了北大的特殊地位。社会舆论对北大有一种吹毛求疵的态度，在这个放大过程中，确实容易出现简单粗暴的'批评——比如把11年的10棵杨树升级为“古树”，把破旧不堪的25楼、26楼附会成与梁思成、林徽因有关的文物。但在我看来，这是一所“最高学府”应泰然处之的“骄傲的负担”和“善意的误会”。
北大之所以经常被骂不是北大了，盖因它在国人心中还是那一片圣地——你既然享受了这样的尊荣及相应的资源，为什么就不能被多骂几句？
那些追求精神独立、自由和人文关怀的人士，眼睛是盯着北大的，他们在自己的想象中也会以圣地的标准来苛责北大——这，就是完美。钱理群教授在《我的精神自传》中说，他知道北大这种地位实际是一个神话，但又不忍向其他青年学生打破这个神话，因为“一个民族，特别是处于困惑中的民族，是需要相对超越的一方‘净土’的；一个民族的年轻人，如果失去了‘梦乡’，连梦都不能做，那就太可悲、太危险了”。
“常被骂”的“荣誉”也与鲁迅所言“常维新”有关。在维新与破立的过程中，难免会被骂。一方面内部有争议，一方面外部有质疑，这是开拓者必须承受的负担与压力，利用得好，则将成为一种动力。不管我们以什么理由去质问，去争论——是历史还是精神，是蔡元培的北大还是胡适的北大，请都不要轻易否定“常被骂”中的正面意义。
北大不宜建“许愿墙”
未名湖畔慈济寺的基本属性是文物建筑，不是信仰载体。
近日，北京大学重新粉刷了校园内的慈济寺庙门，在四周立起了护栏，并竖立了保护文物的提示牌。因为事发北大，此事又引发公众关注，还进一步转化为“北大该不该建‘许愿墙’”的讨论。
慈济寺又称花神庙，始建于清乾隆三十四年，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以后重修的庙门是慈济寺仅存的建筑。2001年6月，包括花神庙在内的北大未名湖燕园建筑群被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令人惋惜的是，多年来，庙门墙体内外及屋顶几乎全被游客的涂鸦覆盖，且大多发的都是“考上北大”之类的宏愿，人称“高考许愿墙”。因未在文物周边竖牌提醒游人，对文物保护不力，受到公众批评后，北大才有了此番举动。
可让北大始料未及的是，文物保护尚未见到成效，指责学校败坏学子兴致的批评又接踵而至，“北大或许可以考虑再建个‘许愿墙’，让那些立志考上北大的学生在个不碍事的地方，去抒发豪情，表达心愿”。
动辄得咎，北大确为是非之地。但批评北大保护文物不力可以接受，建议北大建“许愿墙”则很难说是个好主意。且不说全国希望考上北大的学子何其多，任由其书写祈愿，建再大的墙面都不敷所用，最后只怕连屋顶瓦片都被掀开写满却仍难罢休，那又当如何？
平心而论，学子有考上北大的愿望不是坏事，校方和教师肯定乐见其成。但无论心中暗立誓愿抑或书之卧室墙上，以此为动力，好好学习，认真复习，都是十分个人的行为，不劳别人置喙。但把愿许于慈济寺的庙门上，显然具有与之不同的象征意义：将愿望“写进”北大是否就有了“考进”北大的魔力？涂鸦的学子没有明说，但按照中国传统文化，在庙里许愿的善男信女确实是这么信仰的。
固然，世界上许多国家中都有教会建立的大学，其中不乏国际名校，信神拜佛的大有人在，相信“许愿”魔力又有何大碍？这里涉及中国文化的知识传统。自古以来，中国“知书达理”之人坚持“子不语怪力乱神”，参透“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的道理，对民间迷信有西门豹治河，对皇帝信教有韩愈冒死反对唐宪宗迎佛骨。近代史上，西学东渐，中国人接受“德先生”和“赛先生”远比接纳宗教和神学来得普遍。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符号，北大象征着理性和实证的精神，学校可以对规范的信仰表示尊重，但不能以官方形式认可早在先秦时期就已饱受质疑的“民间信仰”。未名湖畔慈济寺的基本属性是文物建筑，不是信仰载体。在这层意义上，北大粉刷慈济寺庙门可以认为就是不允许两种属性发生混淆，设立护栏可以视为最高学府“卫护理性精神”的态度。既然如此，怎么可以在取消一座“许愿门”的同时，又建立一面“许愿墙”？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近年来，时有学者将当代中国所遭遇的各种“滑坡”问题归之于“缺乏宗教”，希冀在中国“重建”从来不曾存在过的宗教的主导地位。如此主张，作为学术观点，自可讨论；作为实践方案，则需慎重。在文化再造过程中，过于“削足适履”的负面效应最后往往不会仅限于文化范围，对此不可不察。说白了，北大不应建“许愿墙”就像北大不会要求学生在登记表上填写“星座”一样，无可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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