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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观后感
当品味完一部影视作品后，这次观看让你心中有什么感想呢？观后感就是把我们观看过程中的所思所想写下来的文章。可是观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茶馆》观后感，欢迎大家分享。
《茶馆》观后感1
《茶馆》是以北京一座茶馆为舞台,事实上，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以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和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崩溃前夕三个不同时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动向。《茶馆》是老舍最优秀的戏剧创作，正像曹禺先生所说，它是“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范例”。
老舍先生在《茶馆》中刻画的人物性格特点十分鲜明。每个不同的人物都代表了当时社会不同职业、阶级的不同群体。看似多达几十位的出场人物，却无一显得重复。王掌柜、常四爷、松二爷等等身世不同、个性显著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只需读过一次，就能把各种人物的性格特点深深刻在脑中。例如裕泰茶馆的王掌柜，正如卷首老舍先生予其的定位一般：精明、有些私心而心眼不坏。通览全文，在我眼中他作为一个掌柜，很圆滑又显得软弱，遇事就给钱、说好话。然而，在结局中他不忍看到茶馆被高官与小人夺取，默默地在后院自杀。这一情节，仿佛出乎了人们的意料，但仔细一想，又在情理之中，让人心酸不已。这么一个走着中庸之道的掌柜，却选择以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老舍先生通过一个人物，以其行为与性格的强烈反差，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悲哀，表达了作者对当时社会风气的`讽刺与不满。
《茶馆》里有些语言我特别喜欢。大傻杨的话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开幕办法。我从来没听过数来宝。我发觉了中国人跟美国人说话的法子很不一样，差别相当大!中国人是比较含蓄;他们常用客气话和婉转的话，这是中文最难学的地方!在《茶馆》看到了地道的中国人的说法，最好笑的是在第二幕，两个拜把子兄弟想娶一个太太，但是不好意思告诉刘麻子他们的奇怪要求，他们当然不直说出来，反而他们说，“这两个人穿一条裤子的交情……没人笑话俺们的交情。”刘麻子同意，“没人耻笑。”他们又说，“那你说这三个人的交情也没人耻笑吧?”我也很喜欢刘麻子的反应。“平常都说这小两口儿，小两口儿，谁听说过小三口儿的呢?”中文里真有微妙的意义!
在《茶馆》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老舍其作为一个语言大师的风范。《茶馆》中，十几个人物依次登台，却个个形象立体，性格鲜明，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写作语言的性格化，时代化，应人切景;老舍以笑写悲，寓庄于谐，以幽默风趣的语言辛辣地讽刺了那些于三个时代中光怪陆离的丑类;北京化的口语也是本剧一大特色，给穿梭于茶馆中的人物注入生命。
《茶馆》这三幕共占了五十年的时间，而老舍先生仅仅用一些个小人物怎么活着和怎么死的，来说明那些年代的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我想当你合上书本的一瞬，你会感觉到你和那些小人物一起度过了漫长艰辛的五十年。每个人物都扮演着自己的故事，同时又与各自所处时代密切关联。揭示了社会一角，展览了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性格生活。
《茶馆》观后感2
北京人艺又在红红火火地复排了。针对《茶馆》的赞词有很多，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新加坡戏剧家郭宝坤先生说的那一句：“《茶馆》是个奇迹。”他是在1992年那次研讨北京人艺创作道路的学术会议上说的。我听了为之一怔，因为我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在那个很难产生杰作的年代居然产生了杰作，这岂不是“奇迹”。
的确是这样，《茶馆》的初稿叫《秦氏三兄弟》，那是个配合普法宣传的应景之作。但第一幕老舍写了康梁变法的失败，戏是在一家茶馆里展开的。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看了本子之后向老舍坦诚提出修改意见，说全剧就是第一幕好，不如就照这个路子写下去。老舍欣然同意，扔掉了《秦氏三兄弟》，写出了《茶馆》。经过这一脱胎换骨的改写，剧本的第一幕更加大放异彩，曹禺说它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
看过《茶馆》的人都知道，除了第一幕外，三个老头重聚话沧桑的结尾，也是全剧的“华彩乐章”。这个精彩的结尾又是怎么出来的呢？主演王利发的于是之先生有一段回忆：
老舍先生的稿子几次读给我们听，现在我只记得有一稿最后落在茶馆说书上。说书人是革命者，以说书的面目宣传革命，不幸暴露，王掌柜掩护革命，救了说书人和听书人，自己饮弹牺牲。问我对剧本还有什么意见。我那时只有一点：我希望戏的最后有一小段‘几个老头话沧桑’的戏，然后王利发就拿着一个他常用的道具进屋上吊去了。我说得不大气足，老舍先生“嗯嗯”两声就没别的了。我也觉得弄不好也是一种老套子，也随他说点别的就告辞了。不料几天以后，先生写出来了，不是一小段，而全是王利发、秦二爷、常四爷三位一生的掏心的话，是他们最后的倾诉，又说出了他们迟到的顿悟。
回顾老舍先生创作《茶馆》的前前后后，总有一股暖流在我心里回旋。我觉得，老舍从善如愿地接纳北京人艺艺术家们建议的过程，也是他摆脱时尚回归自我的过程。这个过程体现了老舍的大家风范。
《茶馆》1958年3月29日首演，得到了戏剧界同仁的`广泛好评。但演了四十七场后被迫停演了。什么原因？于是之又有一段珍贵的回忆：
这一天（7月10日）文化部一位领导人来剧院，召开党组扩大会。他要谈谈“关天剧院艺术创作的倾向问题”。他的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批评院领导在组织创作和演出中“不是政治挂帅，而是专家挂帅”，“不大注意政治，不大注意内容，过多地追求形式”。他说：“《茶馆》第一幕为什么搞得那么红火热闹？第二幕逮学生为什么不让群众多一些并显示出反抗的力量？”（见《演员于是之》第150页）
现在来读1958年这位文化部领导的这一席训词真有隔世之感，但这也恰好印证了“《茶馆》是个奇迹”此话不谬。
当年给《秦氏三兄弟》稿本提修改意见的，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几位“不是政治挂帅”而是“艺术至上”的艺术家。这是《茶馆》之大幸，中国戏剧之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