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列传读后感
当认真看完一本名著后，相信你一定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收获，是时候抽出时间写写读后感了。你想知道读后感怎么写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屈原列传读后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屈原列传读后感1
回顾历代王朝的兴衰，总是令人叹息而无奈的。战国后期，秦国在诸侯争霸中愈显锋芒，开始吞并六国。在激烈的秦楚之争中楚国节节败退，步步堪忧。然而楚国之内，楚王昏庸，吏治腐败，忧患意识淡薄。此时，楚国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面对国家危亡，极力劝谏以拯救摇摇欲坠的楚国，然而哪知那昏庸的国君“亲小人，远贤臣”，他处处受排挤，脱离了楚国权力中心，心忧天下却只能心痛无奈地被放逐。他，就是屈原。
屈原所在的时期是古代社会大变革的战国中后期，此时各诸侯国的兼并战争十分激烈，而楚国是左右当时局势的两个重心，“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最初，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他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激烈的秦楚之争中，作为爱国文人，屈原固然有他不可逃避的历史使命，即尽自己所能保卫国家，守护家园。他爱楚国，爱楚国的人民，爱得深沉。他屈原的诗表露着他的一片真诚，他的实际生活也表明他的言行一致。他在政场上失意了二十几年，颠沛流离，却从来不曾离开他的祖国。他热爱楚国，热爱楚国的人民，甚至到了最后宁可溺死在楚国也不离开。屈原的爱国情怀与政治思想在其文学作品中尤以《离骚》表现得最为突出。
屈原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他在乎的是国家的倾覆而不是个人的得失，正因为有这样强烈的责任感，屈原才不回避斗争，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屡次直谏。伴君如伴虎，当时的游说之士都要当心“无婴人主之逆鳞”，而屈原则不然，他正道直行，用他所坚持的标准来衡量，提出“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直接批评楚王“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悟”。屈原在《离骚》中还提到“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馋而齌怒”，“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他痛斥楚王朝政昏乱，颠倒是非，高喊“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种事实高于人情的态度确实大有悖于中庸之道，然而这种至死不渝的坚定信念正是屈原的可贵之处。
屈原还提出了著名的“美政”思想。《离骚》中提到：“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可见“美政”是屈原的向往，也是他的政治原则。以“美”形容可施于他人的言行，见《老子》六十二章：“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在《荀子儒效》篇中也有“美政”一词，所谓“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则美俗”，其意为使其政美。屈原则以“美政”为一个完整的概念。美与善是通用的，这里不用善政而用美政，是强调了程度上的区别，美之较善意味着更高的追求，“美政”便是一种理想的政治。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美政”思想极力抨击旧贵族腐败集团，损害了其利益，屈原便不可避免地遭受了奸臣小人的诬陷，加之，楚王日渐昏庸，听信谗言，疏远屈原，种种不利导致了屈原被逐出郢都，流放汉北。
尽管命途多舛，在政治道路上受尽挫折痛苦，他对楚国的热爱却从不曾减弱半分，重重压抑与无奈终于使他承受不住。汨罗江边，江面异常平静，他轻拂衣襟，泪湿青衫，投入冰冷的江水，那么决绝，带着对楚国的赤子之心，与无能为力的痛楚无奈。他终于是选择了逃离。不，这决不是逃离！他只是以另一种方式，以死亡，对朝政的腐败昏乱表示无声却铿锵有力的抗议！
屈原的一生是悲剧的，他怀才不遇，遭人陷害，热爱楚国却只能眼睁睁看它沦陷。也许这也正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共同命运。但同时他又是伟大的，他是一位行动者，也许他的离去并没有带来楚国朝野的醒悟，也没有改变楚国被吞并的命运，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所表现出来的忠贞与高洁，由古至今，一直震撼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灵。
屈原列传读后感2
放假以来，一直在读《史记》。近日，读到了《屈原贾生列传》，记载的是我国古代两位国家重臣、名臣，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中央级别的高官，同时都是文学史上的名家，一个是战国时代楚国的左徒、三闾大夫，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另一个就是东汉文帝朝的博士太中大夫长沙王太傅太子太傅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也有表述为散文学家）贾谊。
关于这两个人，很多年前就接触过他们的一些作品，如屈原的《国殇》《离骚》，贾谊的《过秦论》等，但从来没把这两个人往一起联系过。因为前一个生活在战国末期，后一个生活在汉文帝时代，两人相差一百三四十岁，而且一个是浪漫主义诗人，另一个是散文家，所以感觉很难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这几天读到《史记》中的这一部分，发现司马迁居然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列传，颇感费解怎么会把他们俩放到一起呢？于是查一查是否有人对此有过论述，可惜没有找到，便凭着个人认识进行一些浅薄的论证，抛砖引玉，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
一、两个人都是大知识分子，都做过太傅，都曾经位高权重。
屈原被司马迁描述成 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左徒是楚国的大夫，我理解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同时左徒还是太傅，就是太子的老师。从这段描写看，屈原博闻，而且善于治乱辞令，还负责图议国事号令应对诸侯。可以看出屈原负责国家公安司法外交商议国事发布命令等，在楚国怀王时期他真是学识最渊博的知识分子，而且是位置最高、权力最大的一位重臣。
贾谊被司马迁描述成贾生名谊，洛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博士就是在朝中侍候在皇帝身边、随时准备接受帝王咨询问题的官员。还有乃拜谊为梁怀王太傅。太傅就是太子的老师。梁怀王虽然没有立为太子，但从班固在《汉书》记载梁怀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诗》《书》，帝爱之，异于他子。可见，汉文帝对这个小儿子是很偏爱的，如不是梁王坠马早亡，历史会怎样书写还真就难说了。贾谊能先做皇帝博士，后入选太傅，可见贾谊不仅是通晓诸子百家的少年才俊，而且也曾经是很受汉文帝的信任和重用的，是皇帝的智囊团中的'重量级人物。
二、这两个人有着相同的政治理想。
屈原为楚国能在七国中称雄争霸，不被强秦所灭，治国主张章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保障民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致力于改革和法制建设。
贾谊在汉文帝朝中央政府工作期间，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其实也是致力于变法，改良治国制度。
三、两个人有着相同的人生遭遇。
两人都由被重用到受到排挤、没有同志知音，最终被弄臣陷害失宠而流放，而且都流放到了长沙。屈原流放了十多年后听到颖都被秦军攻破的消息，写下了有名的《怀沙赋》，然后怀石投江而死，这成了他生命的绝笔。贾谊流放到长沙后，路过屈原投江的地方，触景生情，写下了著名的《吊屈原赋》和《鹏鸟赋》，三年后被召回国都，不久因梁怀王坠马而亡，便郁郁而终，这也成为生命的绝唱。
司马迁正是读到了贾谊的《吊屈原赋》和《鹏鸟赋》，才对屈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联想到李陵兵败投降匈奴、自己因言获罪、惨遭宫刑生不如死的人生遭遇，感觉和他们二人非常相似，便对他们有了更深刻的同情，尤其在屈原的描写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应该是司马迁自己的影子。
这就是读《屈原贾生列传》后，在司马迁把屈原与贾谊放一起列传这个问题上我个人的一点思考，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
屈原列传读后感3
早春三月，天气还是那么寒冷，闲暇之际读屈子列传。虽斯人已远，但感其遭遇，依然心中郁结难释。仿佛看到一个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披发老人行走在汨罗江畔，对着滔滔江水，泪水长流。家国仍在，可惜报国无门。
江边的渔夫见到屈原后两人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渔夫问：“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答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於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读完两人的对话，深感屈原人性的高洁，不随波逐流。宁可葬于鱼腹，也不能蒙世俗之温蠖。像这样的境界是多少人永远也达不到的高度，但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性格注定了屈原的悲剧。这个悲剧的屈原个人性格造成的吗？我看未必。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血缘上与楚国国君不可谓不亲；居楚国三闾大夫、左徒高位，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地位不可谓不显赫。可以说屈原至少已经具备了实现他政治理想的前提条件，比起那些苦于谋求进身之阶的普通士大夫强千百倍。古往今来，太多的人一直在思索报效朝廷，但苦于无门、还有人长期延滞于卑微下僚的地位，终身饱受劳碌之苦，蹉跎一生。屈原的身世对于他个人是他的幸运，对于楚国来讲也是楚国的幸运。
但命运无常，小人难测。上官大夫妒贤嫉能，在楚王面前诽谤屈原，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楚王听之开始疏远屈原。后来秦欲伐齐，齐与楚为同盟，秦派张仪以小惠离间齐楚，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楚王没有得到张仪许诺的六百里土地，一怒之下，怀王大肆兴师伐秦又遭惨败，楚国上下蒙受了奇耻大辱。屈原虽然被放逐，但依然睠顾楚国，系心怀王，希望怀王能幡然悔悟，召回自己，但怀王终不悔悟，后多次听上官、郑袖等人的谗言，一次次做出失败的决策。太史公曾论到，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於郑袖，外欺於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为天下笑。怀王见欺，可怜又可恨。
自古士大夫饱读诗书，期待有一天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致君尧舜，天下大治。他们遵循着一条修身齐家平天下的道路，担负着社会理想的实现和国家秩序的稳定。中国古代的文人承担着道义和对社会的责任，但他们又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往往需要依附政治势力或统治阶级去实现所谓的道和义。屈原的悲剧是注定的，因为他没有遇到一个贤明的君主。伊尹碰到了知错就改的太甲能中兴殷商；姜子牙遇到礼贤下士的文王，开大周八百年之基业；魏征与太宗同时，才可以共创贞观盛世。所以贤臣治国还赖有贤君，贤君能听采纳忠言，贤臣才能开一个太平世界。
自古壮志难酬是士人的最大悲剧，多少人在这条为国为民的道路上白了少年头，以后悲剧收场。是个人悲剧，也是时代悲剧，更是制度的悲剧。古代政治制度以皇权为核心，一切政治目标的实现都有赖于皇帝的首肯。一个昏庸的皇帝足以让所有的贤臣在政治舞台上黯然失色。偌大的'皇权也是有皇帝一人来行使，他也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人，容易被小人左右，也有自己的性格弱点。为什么有的贤臣说的话，皇帝就是听不进去，小人一番鼓噪就言听计从呢？一些品德高尚的人不一定能有让人信服的例子来说教，一些华而不实的大道理说教然而让人生厌。但一些小人能揣摩上意，一下子就说到了皇帝的心里，自然就会大受重用了。
屈原被疏远与其说是小人的谗言，不如说怀王担心其功高震主。屈原的悲剧归根到底是制度的悲剧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