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州昼锦堂记原文及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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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州昼锦堂记原文及赏析

相州昼锦堂记原文及赏析1

　　原文：

　　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

　　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此一介之士，得志于当时，而意气之盛，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

　　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为时名卿。自公少时，已擢高科，登显仕。海内之士，闻下风而望余光者，盖亦有年矣。所谓将相而富贵，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穷厄之人，侥幸得志于一时，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以惊骇而夸耀之也。然则高牙大纛，不足为公荣；桓圭衮冕，不足为公贵。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

　　公在至和中，尝以武康之节，来治于相，乃作“昼锦”之堂于后圃。既又刻诗于石，以遗相人。其言以快恩仇、矜名誉为可薄，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何如，而其志岂易量哉！故能出入将相，勤劳王家，而夷险一节。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其丰功盛烈，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

　　余虽不获登公之堂，幸尝窃诵公之诗，乐公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也。于是乎书。

　　尚书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欧阳修记。

　　诗词赏析：

　　这是一篇应酬文字。是为相州韩琦所建的昼锦堂写的记。

　　文章主旨是赞誉韩琦身居显位，不炫耀富贵，反引为鉴戒，志在留清名于后世，显真人格于人间；同时贬斥了那些追求名利富贵，以衣锦还乡为荣的.庸俗之辈。

　　文章首先从人情之所荣，从古今之所同入笔，极写衣锦还乡的意气之盛，欲扬先抑，为下文预作铺垫。接着夸赞韩琦的所作所为，韩琦位极人臣，名重一时，却鄙弃那种炫耀富贵的庸俗作风；他回家兴建昼锦堂，是反其意而用之，其轻富贵的品格节操，其远大的志向，非一般夸荣显富者可比。作者表达了对韩琦的由衷赞美敬佩之情。

相州昼锦堂记原文及赏析2

　　古诗原文

　　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

　　余虽不获登公之堂，幸尝窃诵公之诗，乐公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也。于是乎书。

　　尚书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欧阳修记。

　　译文翻译

　　做官做到将相，富贵之后返回故乡，这从人情上说是光荣的，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啊。

　　大概士人在仕途不通的时候，困居乡里，那些平庸之辈甚至小孩，都能够轻视欺侮他。就像苏季子不被他的嫂嫂以礼相待，朱买臣被他的妻子嫌弃一样。可是一旦坐上四匹马拉的高大车子，旗帜在前面导引，而骑兵在后面簇拥，街道两旁的人们，一齐并肩接踵，一边瞻望一边称羡，而那些庸夫愚妇，恐惧奔跑，汗水淋漓，羞愧地跪在地上，面对车轮马足扬起的灰尘，十分后悔，暗自认罪。这么个小小的士人，在当世得志，那意气的壮盛，以前的人们就将他比作穿着锦绣衣裳的荣耀。

　　只有大丞相魏国公却不是如此，魏国公，是相州人士。先祖世代有美德，都是当时有名的大官。魏国公年轻时就已考取高等的科第，当了大官。全国的士人们，听闻他传下的风貌，仰望他余下的光彩，大概也有好多年了。所谓出将入相，富贵荣耀，都是魏国公平素就应有的。而不像那些困厄的士人，靠着侥幸得志于一时一事，出乎庸夫愚妇的意料之外，为了使他们害怕而夸耀自己。如此说来，高大的旗帜，不足以显示魏国公的光荣，玉圭官服，也不足以显示魏国公的富贵。只有用恩德施于百姓，使功勋延及国家，让这些都镌刻在金石之上，赞美的诗歌传播在四面八方，使荣耀传于后世而无穷无尽，这才是魏国公的大志所在，而士人们也把这些寄希望于他。难道只是为了夸耀一时，荣耀一乡吗？

　　魏国公在至和年间，曾经以武康节度使的身份来治理过相州，便在官府的后园建造了一座“昼锦堂”。后来又在石碑上刻诗，赠送给相州百姓。诗中认为，那种以计较恩仇为快事，以沽名钓誉而自豪的行为是可耻的。不把前人所夸耀的东西当作光荣，却以此为鉴戒。从中可见魏国公是怎样来看待富贵的，而他的志向难道能轻易地衡量吗？因此能够出将入相，辛勤劳苦地为皇家办事，而不论平安艰险气节始终如一。至于面临重大事件，决定重大问题，都能衣带齐整，执笏端正，不动声色，把天下国家置放得如泰山般的安稳，真可称得上是国家的重臣啊。他的丰功伟绩，因此而被铭刻在鼎彝之上，流传于弦歌之中，这是国家的光荣，而不是一乡一里的光荣啊。

　　我虽然没有获得登上昼锦堂的机会，却荣幸地曾经私下诵读了他的诗歌，为他的大志实现而高兴，并且乐于向天下宣传叙述，于是写了这篇文章。

　　尚书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欧阳修记。

　　注释解释

　　(1)相州：今河南安阳市。困厄：困苦，苦难。

　　(2)易：轻视。

　　(3)季子：见卷四《苏秦以连横说秦》。买臣：朱买臣，西汉人，先贫后贵。妻改嫁，望复婚，被拒。

　　(4)旄：竿顶用旄牛尾作为装饰的旗。

　　(5)骈：并列。咨嗟：赞叹。

　　(6)魏国公：指韩琦，北宋大臣，执政多年，并曾与范仲淹帅兵同抗西夏，世称“韩范”。

　　(7)牙：牙旗。纛：音道，仪仗队的大旗。

　　(8)大纛：古代军队或仪仗队的大旗。

　　(9)桓圭：古代三公所执玉圭。衮裳：帝王和三公礼服。

　　(10)昼锦：项羽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韩琦以宰相回乡任官，极感荣耀，故名。

　　(11)绅：官服上的大带。笏：音户，大臣上朝时所执的手版，以便记事。

　　(12)彝鼎：古代祭器，可刻铭文。

　　创作背景

　　写作此文时，韩琦任丞相，欧阳修在翰林院供职。魏国公韩琦是以武康节度使回老家任职，是富贵而归故乡。但他志向远大，轻富贵，不以昼锦为荣，并刻诗言志。欧阳修对此十分推崇。因此，欧阳修“乐公（指韩琦）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也”，写了这篇文章。

　　诗文赏析

　　《相州昼锦堂记》是一篇记事散文。文章名为昼锦堂记，实际上主要写了魏国公韩琦非凡的志向和功绩，赞扬了他“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的远大理想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的丰功伟业。

　　文章先写了古往今来对官至将相、富贵还乡的看法，然后以苏秦（季子）、朱买臣为例，说明读书人穷困时，连庸人孺子都可以轻侮他，一旦他成了达官显贵，那些庸夫愚妇一而俯首请罪，一面懊悔嗟叹，而春风得意的一介之士则趾高气昂。这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衣锦还乡。然后，作者笔锋一转，写“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一句话，“收拾前文，振起下意”。作者简要介绍了魏国公的身世经历之后，着重说明了做将相，得富贵，都是他早就应当有的；而且作为仪仗的大旗和三公的命圭，礼服都不足以显示他的荣耀和显赫；只有恩及百姓，功在国家，并名垂青史、光照后代，才是他的志向。然后，作者介绍了相州昼锦堂的来历，由昼锦堂的石碑上的诗又谈到魏国公对富贵的态度和他的志向，并描述了他为官从政的不凡表现。因而赞叹道：魏国公的丰功伟绩，被刻于钟鼎，谱进乐章，乃国家之光荣，不单是乡里的荣耀啊。最后作者表明了写作此文的动机。

　　为了突出魏国公的超凡脱俗，反映他高远的'抱负，欧阳修主要采取了对比的写作方法。官至将相，衣锦还乡，是一般读书人所追求的，也是常人所羡慕和赞叹的。作者先对此渲染一番，然后写“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对比十分强烈；什么将相富贵，是他早就应该有的；他不象侥幸得志的人，在庸俗的世人面前自夸炫耀；常人引为荣耀的作为仪仗的大旗，不足以表现他的荣耀，常人所追求的三公的命圭和礼服，不足以显示他的显赫；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等等。这些文字都是在进行对比。通过大量、反复的对比，利用对比所产生的强烈反差，表现出魏国公的出类拔萃，使这个确比一般的封建士大夫高出一筹的鲜明形象屹立在了读者面前。

　　文章结构精巧，连接自然。以议论开始，在对比当中推出“主人公”，从写主人公的简要经历和志向，又自然引出相州昼锦堂，从写昼锦堂处石碑上的诗，又自然进入对魏国公的描写。名为记物，实则写人；写人与记物融为一体。通篇浑然天成，确无雕琢的痕迹。

　　文章语言婉转流畅，叙事简洁，议论精辟，十分生动传神。例如，文章没有实写魏国公如何处理具体政务，只是简单地写他“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笔墨很少，却把魏国公的性格特征和封建政治家的风度表现得淋漓尽致。文章文字虽简，但内涵丰富，富有感情。通过对魏国公的反复赞叹，充分表达了作者对魏国公的敬佩之情，也表现了作者对为官从政的理解，寄托了作者本人的追求。

　　作者在遣词造句时，十分注意语气声调的变化，使文章富有生气，加强了文章的感染力。据说，就在《相州昼锦堂记》完稿送出数日之后，他又专门派人另送一稿给韩琦，声明前稿有疵，可换此本。韩琦再三核对，只发现文章开头“仕宦”、“富贵”之下，各添了一个“而”字，从而增加了抑扬顿挫之感，与文意更加协调，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此事为历代所传诵，成为文字不厌千回改的佳语。又如，“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和“而其志岂易量哉”两句，采用了反问的句式，通过反问的语气，使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更加突出。“可谓社稷之臣矣”一句，通过感叹句的形式，充分表现了作者对魏国公的衷心赞叹。

　　欧阳修作为北宋诗新运动的领袖，主张兴复古道，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反对浮华的文风。在文和道的关系上，既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也不忽视文采对表现道的重要作用。《相州昼锦堂记》篇幅不长，但内容充实，叙事简洁有法，议论精辟有力，章法曲折变化，语言自然流畅，充分表现了作者的文风，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政治见解。

相州昼锦堂记原文及赏析3

　　一、原文

　　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盖士方穷时，困厄间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此一介之士得志当时，而意气之盛，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

　　惟大丞相卫国公则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为时名卿。自公少时，已擢高科、登显仕，海内之士闻下风而望馀光者，盖亦有年矣。所谓将相而富贵，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穷厄之人侥幸得志于一时，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以惊骇而夸耀之也。然则高牙大纛不足方公荣，桓圭衮冕不足为公贵; 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

　　公在至和中，尝以武康之节来治于相，乃作昼锦之堂于后圃。既，又刻诗于石以遗相人。其言以快恩仇、矜名誉为可薄，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如何，而其志岂易量哉! 故能出入将相，勤劳王家，而夷险一节。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气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 其丰功盛烈，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

　　余虽不获登公之堂，幸尝窃诵公之诗，乐公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也，于是乎书。尚书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欧阳修记。

　　二、赏析

　　本文是为韩琦在相州任地方长官修昼锦堂而作。韩琦是位以天下为己任，出将人相，治国安邦的著名政治家，是欧阳修政治上的志同道合者。作者高度评价了韩琦超世拔俗的才能和功德，嘲讽那种“夸一时而荣一乡”的名利之徒。

　　全文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写炫耀荣华富贵的社会习俗，以为后面对韩琦的赞扬铺上级石。文章评说了“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这是古今社会的人之常情。读书人没有谋到出路，没有跻身仕途，在“困厄闾里”之时，总是被世人所轻辱，象苏秦(季子)和朱买臣那样的名人，早先也难免为嫂子所轻漫，为妻子所抛弃。而当他们做了大官，“高车驷马，旗旌导前而骑卒拥后”地衣锦还乡之时，世人就会惊骇、欣羡、敬慕了。一般读书人当然是以此为荣的。这一部分从一个侧面概括了封建社会里的道德观念。

　　第二部分，赞颂韩琦以夸耀为戒，以功德为志的美德。韩琦出身于名门世家，20岁即中进士，他历任要职，曾几次出任陕西招讨安抚使，抵御西夏入侵，与范仲淹一起成为西北名将。他在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累封义、卫、魏三国公。多次参与执政，和富弼一起，称为一代贤相，又曾多次任相州知州、武康军节度使，文中所说“自公少时，已擢高科，登显仕，海内之仕闻下风而望余光者，盖有年矣”，就是对他这些业绩的概括。这在一般人看来，确实是荣耀一世的了，但是韩琦却不认为“高牙大纛”(高大的旗幡，气派的仪仗)是荣耀的事，他不把“桓圭衮裳”(华美的圭璧，公侯的礼服)看得多么高贵，文中说他认为“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对后世产生有益的影响，才是自己所希望追求的。作者认为，对韩琦这样卓越的人物来说，这也正是广大士者对他的合理期望，这一部分极写韩琦超世拔俗的志向与品德。

　　第三部分，写昼锦堂建堂的经过，盛赞韩琦的功业，并交待写作的本意。文章说韩琦以武康节度使的身份任相州知州(仁宗至和二年)时，在州衙后园中建造了昼锦堂，又在石碑上刻诗明志，刻在石碑上的《昼锦堂》诗中，表达了“以快恩仇、矜名誉为可薄”，“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的思想。文中说，正是因为他有此大志，“故能出入将相，勤劳王家，而夷险一节”，而且能够“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气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建立了丰功伟业。作者认为有韩琦这样的人物是国家的光荣。作者正是诵读了韩琦的《昼锦堂》诗，崇敬于韩琦的高尚品德，而写了这篇文章。这一部分写了堂，实则更多地写了堂之主人的功业。

　　本文是一篇议论为主的“记”文。本文记叙性的内容仅限于第三部分中的一些情况的交待，主体内容是对韩琦这个人物的评论和赞颂，这篇文章几乎可以同昼锦堂一起看作是韩琦的功德坊和纪念碑。

　　本文在写法上颇有特色，最突出的是文章高论宏裁，雄驾古今。开头写“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破空而来，造成一种强大的气势，使文章有很高的起点。文章既不从昼锦堂写起，也不从韩琦的为人和功德写起，而是把视野投向社会，对封建社会里古今皆同的社会观念进行概括和议论。项羽自称霸王，在人函谷，烧阿房、逐义帝、决心东归彭城时，有人曾加以劝阻，但他认为“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坚决东归彭城。项羽的这种心态和行为，当时就被人讥为“沐猴而冠”了，但是高官显爵，衣锦还乡，在封建社会里仍然一直为士人乃至整个社会舆论认为是荣耀的事。文章开头的议论是对这种情况的准确概括。接着写苏秦，朱实臣前后际遇的巨大悬殊，就是明证。然而杰出的`人物，社会英才，却往往是能突破世俗观念，果然“惟大丞相卫国公则不然”，这力转乾坤的句子，使韩琦这个人超出了常人常士的心胸，处在对社会观念超世拔俗的地位，这样，文章就在很大的伦理背景和很高的道德观点上来评价韩琦这个人物了。

　　再者，本文在材料的安排上，表现出一种回宾为主，主宾相映的特点，因而文气曲折回环，雄浑激荡。就文章题目的规定来说，《相州昼锦堂记》，一般而论昼锦堂显然是主要的写作对象和内容，而这堂是谁所建，一般可以只作宾陪性的内容处理，但是本文在写“堂”与人的关系上，表现出了“回宾为主”的特点，作者甚至没有象《醉翁亭记》那样勾画建筑物的环境与轮廓，更没有描绘昼锦堂的姿态和神韵，而是把昼锦堂的主人作为写作的主体内容。写韩琦在观念上具有超世拔俗的见解，他摈弃了高官显爵、荣宗耀祖的世俗观念，他不以“高牙大纛”为荣耀，不以“桓圭衮裳”为宝贵，他一心追求的是“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 写韩琦对于国家的卓著功业，说他“出入将相，勤劳王家，而夷险一节”; 写韩琦卓越的才能，说他“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气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文章极力称颂韩琦是“社稷之臣”，他的功业是“邦家之光”，远不只是“闾里之荣”。这样看来，相州昼锦堂，在行文中退居到宾陪的地位了，它只是引发作者评论、议论的引信。作者这样处理，无疑是成功的，因为文章的写作，意营心造的因素很大，相关的事物之间，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就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不同关系，主宾地位可以发生一定的变化，至于从哪个角度去写，那是“文术多门，各适所好”的。王夫之就指出过“俗以比为宾，以赋为主，以反为宾，以正为主，皆塾师赚童子死法耳”(《夕堂永日绪论》)。再者，“不获登公之堂”，当然对昼锦堂难有具体的认识，作者是敬慕于韩琦的人品、才能、业绩，受到韩琦《昼锦堂》诗的启发，因为“乐公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才写成了这篇文章的。本文这样的立题、命意、取势和运笔，确实表现出大家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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