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宫廷礼仪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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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宫廷礼仪常识

明朝宫廷礼仪常识1

　　1.女医谈允贤

明朝宫廷礼仪常识

　　前段时间的热播剧《女医明妃传》，说的是关于明代无锡女名医谈允贤的故事。当然这里边的事儿，有很多是不符合史实的，比如谈允贤和明英宗、明代宗两兄弟以及瓦剌太师也先的四角关系。据中国医学史学者郑金生先生考证，谈允贤的生卒年是1461年-1556年;也先死于1454年，此时谈允贤还未出生;明代宗朱祁钰死于1457年，享年29岁，这个时候谈允贤也还没出生;明英宗朱祁镇死于1464年，享年37岁，此时的谈允贤只有3岁。你们说，这个四角恋爱算怎么回事?

　　既然如此，女医谈允贤和代宗朱祁钰的第二任皇后杭氏，那更是八杆子也打不着。不过呢，原作作者和剧本编剧也是没有办法，但凡背景设在古代的故事，不和宫闱秘事扯上点关系，不上演霸道皇帝的戏码，就没人看。

　　历史上真实的谈允贤，无锡人士，父谈纲，是成化五年进士，曾任南京刑部主事。祖父谈复、祖母茹氏皆善医，特别是祖母，在谈氏自小学医的过程中起到了言传身教的作用。五百多年前的官宦人家，能让女孩儿从小“弃女红，习医学”，真是了不起。谈允贤50岁时著有《女医杂言》，由其子杨濂抄写刊印。因为夫家姓杨，谈氏也被称为杨孺人或杨谈允贤，后来她在95岁的高寿之年去世。

　　中国古代的医学著作，有些是讲腑脏功能、经络脉象、病因病理等基础理论，比如《难经》;有些是集理、法、方、药于一体，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著作，比如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有些以记载和论述方剂为主，兼具基础理论和临床经验，比如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即收录了五千多个药方。而医案专著在明代以前的医书中是不多见的，有关专科医案的著述，更是少之又少。所谓医案，是中医治病时对有关病例的病情症状、诊治过程、处方用药等所做的关联记录，一个医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算是一份病史介绍了。《女医杂言》便是妇科专门医案著作, 共收载病案31例，也是中国医案发展史上较早成书的专科医案著述。

　　女性医务工作者从业，古已有之。汉、唐两代官办太医署就有女医，她们熟悉医典、医方，可以按脉诊疾、用药治病，比如毒杀汉宣帝许皇后的淳于衍就是隶属于太医署的女医。有些女医出自官宦或书香之家，家族医学渊源深厚，有的熟谙医典，有的临床经验丰富，但诊病范围多限于士宦阶层内部，比如宋代的冯氏、明代昆山徐氏、歙县蒋氏、方氏、无锡陆氏、清代的闵姊、王恒其、顾德华、冯衢、晚清的曾懿。也有在底层民间游走于户外的从事健康护理的女性，比如医婆、药婆、稳婆。但古代女性医务工作者中，最为有名的便是汉代义妁、晋代鲍姑、宋代张小娘子和明代谈允贤，人们把这四位女性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女名医，然而只有谈允贤有著作流传。

　　想来古代女性着实可怜，纵有才华，取得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就，在今人眼里，感兴趣的也只是她们的花边情事，若没有帝王将相的衬托，她们的故事便乏人问津，就连名字也要被埋没。

　　2.明朝女官

　　《女医明妃传》剧中说，谈允贤曾经入宫做过六品司药女官。事情是虚构的，官职则确实存在。这就要从明朝宫廷的女官制度讲起了。

　　中国古代宫廷中有品级的女性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帝王的嫔妃，另一部分则是处理后宫日常事务的女官。把嫔妃与专职女官区分开来的做法，始于北魏孝文帝;隋唐时朝已有稳定的`女官体系，下设六局二十四司;到了明代，女官便是服务于宫廷的女性管理人员的统称，其地位低于嫔妃而高于普通宫女。

　　明代的女官制度承袭自唐宋，但与唐宋女官仍有承御的职责而可能成为嫔妃不同，明代女官是独立于嫔妃之外的系统。所以清朝的学者屈大均和黄百家谓之“是皆宫中之职，左右后妃以供事者，皆非进御于王者也”，“盖与妃嫔判然不同也”。

　　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年间定立“宫官女职之制"，设尚宫、尚仪、尚服、尚寝、尚食、尚功六局，另设有宫正司，分别掌管文书物品、礼仪起居、服饰仪仗、膳食方药、燕寝灯烛、女红裁制、责罚戒令等宫廷事物。六局中每局最高一级的“尚”字女官两人，正五品(宫正司与六尚局同级，最高级女官司正也为正五品);每局各设四司，掌司具体事宜，每司分设“司”、“典”、“掌”三职，司为正六品，典、掌官品依次递降，典为正七品、掌为正八品，另设有女史数人。

　　以尚食局为例，“尚食二人，秩正五品，掌膳羞品齐之数。凡以饮食进御，尚食先尝之。”尚食局下分领四司，其中司药掌医方药物，设司药二人，秩正六品;典药二人，秩正七品;掌药二人，秩正八品;还设有女史四人，掌执文书。因此，电视剧中所说的六品司药女官，是隶属于尚食局的。

　　明朝初期，成为女官的首要条件是出身于民间良家，其次是识文断字，第三是身体健康，相貌倒是次要的，以年过二十的成年女子为主。根据《大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九年……其在京军民之家有女子及无夫妇人能写能算者，不论贫富丑陋，许皆进用”。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役登基后，曾清宫三日，宫人、内官和六局女官都被杀的差不多了，重新采选女官的标准还是依照洪武旧制，于是《明太宗实录》里有“旧制选民间识字妇女充之，今六尚俱未有人尔”的记载。

　　由此可以看出，明代女官制度确实是独立于妃嫔体系之外的，最起码在建立之初，明朝君主的主观意愿是这样的。因为年过二十的女子大多早已婚嫁，不符合采选嫔妃的标准，加之对外貌没有特别的要求。有个别由宫人或女官承御而成为嫔妃的，也只是特例，比之唐宋的概率要低很多了，比如明宪宗朱见深的贵妃万氏和明孝宗朱祐樘生母纪氏(她俩还是情敌)，一个是服侍太后和太子的宫女，另一个是低阶女官——女史。

　　从宫人到贵妃，这段相差十九岁的姐弟恋是另外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了。

　　到了明朝中后期，女官的采选标准就不一样了，年龄标准越来越低，从未婚年轻女子和无夫妇人都有，到自嘉靖以来，以8-16岁的少女为主;识不识字也都无所谓了，入宫以后可以再教育;女官和普通宫女采选的标准越来越混淆。明朝后期采选的这一批又一批的少女，到底有多少可以成为女官，又有多少以供淫乐役使，这个就说不清楚了。

　　从整体上看，对明朝女官们有着直接影响的人当属皇后和皇太后们。后宫有贤德公正的皇后坐镇，女官们一般就有充分发挥才能的机会，女官制度的正常运作也有了保障。关于明朝女官最帅、最空前绝后的记载是正统年间，张太皇太后令女官佩刀剑侍立，并把刀架在当权太监王振的脖子上，见于《罪惟录》：

　　“……女官左右侍杂佩刀剑……顷召振，振至，太后改色曰：汝侍皇帝不律多。赐汝死。女官竟进刃及振颈，上跪请，五臣皆跪。太后曰：此辈自古多误人国，皇帝幼，乌知之，兹以皇帝故宽汝，行不赦矣。”

　　但是这段话的真实性还无法佐证。按你胃(不是错字，anyway)，张太皇太后有生之年，王振不敢放肆，女官们的日子想来是好过的。

　　明朝中后期的皇后们，地位大不如前，或有宠妃在皇帝默许之下频频挑战其权威;或有乳母宦官勾结迫害，本就来自民间无权无势的皇后们，若不受皇帝重视，自身尚且难保，哪里来的实力支持女官制度的运作。说到底，皇后、嫔妃、女官、宫女，后宫所有女子的身家性命，无不系于皇帝一人的身上。

　　明朝女官的结局一般有两种，放归和卒于宫中。明朝前期放归的概率大些，一般服务个五到十年，或年届五十，就可以回家了;越到后期放归的概率就越小，有才华或品级高能力强的女官，越不容易放出宫，运气好的，以年纪大了干不动了为由，上书“乞归”，就可以回家了，运气不好的，就在宫里熬到死。还有个别特例，明明已经回家了，还要再召回，重新服务于宫廷。

明朝宫廷礼仪常识2

　　中国古代的饮食文化,虽有传流的共性,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也有其传存的个性。从元、明、清比较起来看,明代更多地保留了汉人的风俗习惯。在明朝宫廷中,皇室、内臣及其宫眷生活阔绰奢侈是民间不能相比的。在宫廷有自己的饮食习俗和特色,本文仅按月份来谈谈明宫饮食的若干习俗。

　　明代的宫廷饮食机构可分外廷和内廷两大系统，外廷饮食机构是国家官署的一部分，负责以国家或朝廷的名义举办的各种祭祀、宴饮的饮食;内廷饮食机构属宫内机构的一部分，主要负责皇帝御膳的制作。明代宫廷饮食具有食物原料极其广博、重视饮食养生保健、喜食时新果品肴馔、经常禁屠用斋食素、前期尚俭后期奢靡五大特点。

　　明代宫廷生活主要是指帝后及其家族的生活，明代帝后的饮食文化活动是极尽豪华奢侈的，按照明初统治者的规定，它是礼的典型体现。明代帝后的饮食文化活动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帝后及其家族的节令饮食文化活动;二是统治阶级为了特殊的政治需要和目的而举行的筵宴活动。

　　二者既互有联系，又互有区别，前者是帝后家族本身为满足生理需求、文化需求而进行的饮食文化活动;而后者则主要是为了满足其政治需求，并以此为主要目的而进行的饮食文化活动，其参加者不但是帝后及其家族成员，而且还包括统治阶级内的诸多官员，其筵宴的规模大小、参加的成员均有严格的等级限定。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宫廷的筵宴与帝后的年节饮膳，既因宫中政治、经济条件无比优越，皇权的至高无上、皇家的富贵显赫，从而使得这些宫中筵宴华贵、典雅、庄重、等级森严，且礼仪繁缛;更因其政治色彩浓烈，故宫筵参加者们的政治食欲，远远大于其生理食欲的需求。

　　宫廷帝后及其家族的节令饮膳活动首先，由于帝后及其家族是统治阶级中的最高层，享有各种封建特权，因此，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合理与合法占有者、支配着，可以竭尽享用，奢侈浪费亦在所不惜。其次，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后，北京便成为明朝的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统治中心，每年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各种时鲜饮食食品汇萃京都，进贡皇宫，从而使得统治阶级得以赁薄他们手中所拥有的权力，来满足他们奢侈靡烂的生活需要，可以随时将各地的名特时鲜食品调解皇宫内院，供他们享用挥霍。

　　再次，正由于明代帝后家族具备以上特权，所以他们可以利用宫中从全国各地征召来的名厨高手，将各种时鲜节令物品加工成美味佳肴，随意尽情享用。

　　而许许多多的节令应时食品大都具有延年益寿、补气养精的食疗功能，因此，他们也特别注意对节令时鲜食品的摄入，以补养身体。虽然伴随各种节令时鲜食品的享用，宫中也举行节日的庆祝娱乐活动并且节庆的许多内容与民间年节时民人的活动有诸多雷同;但由于这是宫中处于统治阶级的最高层次的成员的活动，故有其特定的文化氛围，也有其特殊的用意与目的，因而对民间节庆的.饮食文化活动有着直接、间接的影响。

　　明朝的思想

　　哲学思想上，王阳明继承陆九渊的“心学”并发扬光大，他的思想强调“致良知”及“知行合一”，肯定人的主体性地位，将“人”的主动性放在学说的重心。而王阳明的弟子王艮更进一部的强化此方面的论述，提出“百姓日用即道”，肯定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意义，而李贽则更肯定“人欲”的价值，认为人的道德观念系源自于对日常生活的需求，表现追求个体价值的思想。因西学东渐使科学精神与实学风尚也开始流行。明末伴随着朝代的更替与异族的侵略，哲学家开始更多思考现实问题与政治改良，如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

　　晚明书院的兴盛冲击了官学的地位，许多知识分子利用在书院讲学之际借机批评时政，如曾讲学于东林书院的顾宪成及高攀龙，就常讽刺时政，也使东林书院成为与当权派对抗的中心，进而导致东林党争。当时学者也会借用寺庙周边的空地举行“讲会”，倡导新的思想价值与人生观。

　　明代书院的自由探讨辩论学风，是当时最开明进步的学术交融方式，在古老的中国书院里，不同流派的思想可以在此平等交流。明朝人视学阀为耻，将以权力压制民意视为卑劣，即使是高高在上的皇帝，权倾朝野的大首辅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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