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
一、高度认识“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意义
“一带一路”建设是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把握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对外开放的新举措，也是基于新安全观的周边外交大战略，表明新一届中央在处理新型国际关系中的创新发展理念及战略思维。目前各界对其战略意义的认识仍然不足，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切实把实施“一带一路”建设同构建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紧密结合起来。
提升中国影响力的战略举措。
“丝绸之路”是中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标志，开启了中国与西方文明的交流通道，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开放精神，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底蕴，以此作为我国推动与亚欧区域合作的“倡议”，既可以向国际社会宣誓中国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开放理念，树立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逐步提升我国在周边及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影响力。
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
当前，我国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都面临着新的突破，欧美等国正在不断加强对中国崛起的限制，美国推动的tpp和ttip谈判，意在以高端开放为契机，企图掌控和影响下一轮国际贸易规则主导权，无疑对我国将构成新的挑战和威胁。“一带一路”建设是突破这一压力的重大战略设计，通过拓展与亚欧市场的合作，推动市场多元化战略，降低我对欧美日市场的依赖，不仅为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赋予了新的内容，也为沿海、内陆、沿边新一轮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既可以形成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同时也可以促进中国有竞争力的企业去承担更多的海外项目，提升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竞争力，将形成中西部地区与中亚、东欧、西亚的新商贸通道和经贸合作网络，带动内陆沿边扩大向西开放，既有助于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的腹地，也可以激活内陆和沿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活力，促进中西部开放型经济加快发展，形成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二、“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关注的相关问题
“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是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国民福利，对外通过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经贸交流与合作，照顾各自关切，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对内要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提升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在推进的方向和方法上也要形成统一认识，要妥善处理号战略利益与商业利益的关系，将“好事办好”，尤其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一带一路”建设是战略构想而不是工程项目。
由于“一带一路”涉及沿线国家众多，向东涉及亚太经济圈，向西紧连欧洲经济圈，人口占世界人口约60%，而“五通”包含了国家政策、基础设施、贸易投资、金融体系及民俗文化等多方面内容，时空范围广、跨度大、周期长，甚至可能伴随中国新一轮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深刻把握我国开放型经济面临的形势变化和机遇挑战，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新动向和新路径，以全球视野对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所进行的战略构想，是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向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高水平拓展的战略布局，而非具体、微观的项目设计。因此，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要从战略高度进行统筹谋划，避免聚焦具体的项目规划。过于具体，时间、节点过于清晰，一方面增加了推进的难度，易削弱市场主体参与的主动性，另一方面会给外界以中国主导的感觉，使规划最终难以真正落实，影响战略倡议的效应。因此，要本着“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的精神，国家层面不应制定过于细致的实施方案，而是要确立原则、目标、方针、路径等，要留下足够的空间“让市场做主、让企业参与”。
第二，战略设计要立足于现有基础和能力。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具备良好的合作基础，2017年，我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的贸易总额占我国外贸总额的15%;对沿线各国的非金融类投资占我对外投资总额的4.5%，在沿线各国的承包工程营业额占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总额的45.4%，与沿线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的步伐正在加快，要防止短期目标设定的过于高大，脱离我们的能力，要以实质性利益调动相关国家参与的积极性。
第三，战略推进要充分尊重沿线国家的意愿。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单方面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构想，需要沿线各国的参与和合作才能真正落实，但“一带一路”各国资源禀赋、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差异较大，甚至宗教文化也不尽相同，我国在推动建设进程时，需要对沿线国家有深入的研究和把握，要充分考虑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和承受力，避免出台由我单方面主导的政策措施。要采取灵活的、符合沿线各国意愿的举措，避免因我过度主导而影响沿线国家的参与热情。
第四，战略安排要注意发挥市场作用。
“一带一路”建设既要发挥政府的管理服务功能，更要发挥好市场的调节和资源配置作用，减少对市场主体的束缚，形成“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格局，使企业成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主体和驱动力。政府相关部门、金融机构、中介组织要在信息传导、平台建设、资金支持、人力资源保障方面为企业提供更多支持。要促进沿线国家中小企业的合作，创新合作方式，以企业为纽带，将各国利益捆-绑在一起，形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境内沿线省市在国家制定的目标政策前提下，可以根据地方特色发挥各自的优势。同时也应注意，在于相关国家的合作中，更应坚持互利互惠的市场化原则，不能无底线地“让利”。
第五，战略实施要考虑地缘政治经济格局。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质是实行“以我为主”的对外开放及外交战略，要充分考虑到因此可能带来的地缘政经格局变化。一方面，中国与亚欧发展中国家的政经合作会加强;另一方面，与大国的竞争也会更为激烈。中亚各国多数是欧盟主要贸易伙伴、投资及能源供应地，是俄罗斯长期的“后院”。虽然中国强调“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营造势力范围”，但也难免不产生中国与美欧抗衡的嫌疑。因此，要本着“多做少说”，避免与美欧等国发生争夺中亚市场的直接对抗，关键要通过务实合作，使得沿线参与各国受益并激发其主动参与的热情。要充分估计可能的反作用力，避免问题出现时措手不及。
三、对“一带一路”建设实施路径的几点思考
由于“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多方利益，在设定实施路径时要充分考虑地理环境、政治协调和经济效益，既要处理好国内各省市的关系，也要考量沿线国家间的竞争与需求，要按照确定的目标和任务，持之以恒，逐步推进。在实施重点和路径上，建议优先考虑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是加快启动“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要本着先易后难、由近及远、因势利导、顺势而为的原则，在现有的发展基础上，能干的先干起来。首先，国家层面应尽快出台“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导思想、原则、目标、任务和发展方向;其次，要把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作为重点领域优先推动;第三，选择参与热情高、与中国经贸合作基础好、对中国依赖性和互补性强的国家优先推动，并使先期加入的国家获得较大的利益，使这些国家成为样板和示范，吸引其他国家主动参与;第四，为企业提供相关国家的投资合作指南，使企业自行选择适宜的贸易和投资地区;第五，要加强文化交流，促进欧亚文明的融合，逐步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和主导。
一带一路战略意义2017-05-16 11:34 | #2楼
第一，国内经济社会改革进入深水期。
当前我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就是“三期”叠加。
所谓“三期”，即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这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这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动选择;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是化解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必经阶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这就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大资源和市场，寻求新的经济发展驱动力和增长点。
从当年改革初期的“摸着石头过河”，到积极应对、主动出击，体现了历史的变迁，时代的进步，也反映了问题之复杂，困难之巨大，挑战之严峻，任务之艰巨。
第二，世界经济仍将呈现复苏乏力态势。
自2017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产业结构进入了深度调整期，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发达经济体总需求不足和长期增长率不高现象并存，新兴经济体总体增长率下滑趋势难以得到有效遏制。
特别是全球贸易低增长局面难以得到根本扭转。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货物出口增长率曾于2017年至2011年间恢复到20%左右。
2012年开始，世界货物出口增长率急剧下跌，2012年至2017年间，基本保持在3%左右。
2017年全球贸易低迷状况进一步恶化，全球货物出口出现较大幅度的负增长。
世界经济形势的新变化，给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带来复杂而深刻的影响，对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我们要认清形势，增强紧迫性和使命感，不断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对外贸易布局和投资布局，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认识到，“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推行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
我们必须以更高的站位、更广的视野，在吸取和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创新的理念和创新的思维，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使沿线各国人民实实在在感受到“一带一路”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第三，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争夺更加激烈。
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前提下，中国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以及“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建设“一带一路”，将让中国与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推动更多国家和地区开展全方位合作，共克时艰、共创辉煌。
这充分展示了中国主动参与国际事务的积极姿态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表明中国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起应负的责任与义务，为世界和平、繁荣与稳定作出更大贡献。
“一带一路”有力推进经济全球化变革【2】
“‘一带一路’是一个‘道’(即新的合作理念和思维)，这个道的关键词就是包容性全球化。”刘卫东在过去两年里一直在讲包容性全球化这个话题。
“一带一路”提出三年多来，他认为，最大的变化是由中国倡议转变为全球共识。
经济全球化局限性催生“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经济时报：“一带一路”建设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取得了不少重要进展，您多次谈到“一带一路”倡议是在经济全球化显露局限性的大背景下产生，如何理解倡议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刘卫东：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产生的。
正确理解该倡议的重要意义和作用，需要深刻认识经济全球化的机制及其局限性。
经济全球化是制度、经济和技术力量共同作用下出现的一个历史现象，其中既包含有客观的动力也涉及到制度因素。
从客观动力来看，一方面，资本积累具有无休止的空间扩张和空间重组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生产方式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让零部件“外包”日趋流行，这使得世界很多地区被紧密的供应链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全球生产网络。
此外，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交通和通信技术的进步，让跨越空间组织经济活动的成本大幅度下降，产生了所谓的“时空压缩”。
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创造了可能性，决定性因素是包括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多数国家“相信”自由贸易是有利的，纷纷拥抱了投资和贸易自由化政策。
过去30多年的经济全球化是欧美发达国家为了解决当时遇到的“滞涨”问题而打造的一套国际经济治理机制，其根基是新自由主义思想。
在推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这些发达国家不但认为市场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而且认为世界上存在一条“最佳”发展道路，这就是他们曾经走过的道路，并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这种思想。
20世纪9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正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产物，让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陷入多年的经济衰退。
在这方面，西方主流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很多主流经济学家用数学模型论证自由贸易可以让各国实现均衡发展，而现实却大相径庭。
事实上，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在废除本国的《谷物法案》后就鼓动西欧国家实施完全自由贸易，而仅仅20多年之后其他国家便感觉到利益受损，纷纷采取保护主义措施。
另外，主流经济学关于自由贸易的理论是基于平均个体认识论的，社会基层很容易被“平均”。
这正是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而其基层民众利益受损的重要原因。
因此，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是一套主要满足资本空间扩张需要的机制。
在这个机制下，资本和大公司获得了巨大利益，而社会特别是基层民众付出了巨大代价，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此外，由于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而劳动力难以自由流动的内在矛盾，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一个导致“几家欢乐、几家愁”的过程。
任由这套机制主宰世界经济治理，全球社会矛盾将日益突出，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将难以实现。
事实上，英国脱欧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都显示出世界存在改革经济全球化机制的巨大需求。
包容性全球化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理念
中国经济时报：在经济全球化出现倒退趋势的情况下，如何对经济全球化进行有效的改革?
刘卫东：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推动了世界经济增长，也带来了严峻的社会问题。
现代生产方式、全球生产网络和现代通信技术已经把世界上很多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世界已经不可能退回到完全的孤立主义和封闭时代。
因此，在这个历史节点上，世界需要的是改革经济全球化的机制，而不是推倒重来。
不难观察到，当今世界回荡着谋求改革的声音，而改革尤其需要新的思维和新的模式。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拥有成功发展经验的大国，我国应该为经济全球化改革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从解决全球化负面效应来看，新的国际经济治理模式，需要顾及社会基层的利益，需要让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延伸至更多的地区，需要让经济增长惠及更多的民众。
过去30多年的实践证明，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很难实现这样的目标。
因此，既要继承经济全球化有益的一面，也要进行改革。
从根本上讲，应该摈弃新自由主义思维，树立起“包容性全球化”的旗帜。
而这正是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涵和精髓;“一带一路”将成为引领包容性全球化的一面旗帜。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发动机，以及推动经济全球化改革发展的一面旗帜，请问“一带一路”将如何引领包容性全球化?
刘卫东：“一带一路”建设是包容性全球化的倡议，至少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理解。
首先，应重视政府的作用，特别是在维系社会公平和减少贫困方面的作用，而不是依赖市场机制解决所有问题;
其次，推崇发展道路选择的多样性(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只推广一条道路，即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每个国家应该根据自身的特点探索适宜的发展道路;
第三，强调国家之间发展战略的对接，寻找利益契合点，这并非仅仅满足资本“信马由缰”的空间扩张需要，将让更多地区受益;
第四，坚持“开放包容”和“平等互利”的理念，突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把寻找发展的最大公约数放在首位，谋求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第五，遵循“和而不同”的观念，在维护文化多元性的基础上共谋发展、共求繁荣、共享和平。
因此，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提供了新的思维，这就是包容性全球化。
从历史趋势看，包容性全球化可以视为经济全球化的2.0版本，将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或许这就是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后新的治理模式。
走出对“一带一路”的认识和理解误区
中国经济时报：“一带一路”提出三年多来，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但是对于“一带一路”倡议仍存在不同理解，甚至不乏一些偏颇之解，您很早就提出要走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误区，即使现在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仍具有现实意义。
刘卫东：我去年年初提出社会对“一带一路”认识的误区，现在这些误区仍然存在，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带一路”不是国际贸易线路。
“一带一路”使用了“丝绸之路”这个概念，这让一些学者和地方官员误以为，“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重建历史时期的国际贸易线路。
其突出表现是一些地区热衷于挖掘自己在古代丝绸之路上曾有的地位，如起点、通道、节点等，以期确立自己在“一带一路”中的某种特殊地位。
尽管不能完全否定这种认识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其“借古谋今”的作用，但很显然这种理解是对“一带一路”使用“丝绸之路”这个概念的误解。
“一带一路”不是单向“走出去”。
尽管“走出去”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战略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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