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放开单独-夫妇生二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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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放开单独-夫妇生二胎

中国计划生育开始于1980年，随后人口出生率快速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中国出生率仅为1.21%。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根据联合国于2011年5月3日公布的2017版的《世界人口前景》，中国的2000-2017和2017-2017的生育率分别为1.70%和1.64%。计划生育不仅使得新出生的人口减少，也导致了二三十年后劳动力人口的减少。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也显示，2012年末，我国大陆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人口首次下降。

此外，通过外力强行减少出生人口来控制人口的增长，导致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按照联合国的标准，60岁以上老年人口在人口中的比例达到10%，或者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一个国家或地区就成为老龄化社会。根据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5亿人，占总人口的13.7%，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趋势的逆转，中国人口总抚养比在2011年降到谷底(0.38)，随后开始缓慢上升，2020年将升至0.4，2033年升至0.5以上。如果继续坚持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那么按照联合国的预测，本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人口抚养比依然持续上升，2070年将达到0.8的超高水平，即4个劳动力至少需要供养2个老人和1个小孩。

“计划生育特区”山西翼城县，自1985年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政策以来，人口增长速度低于山西省的平均增长速度，2000年以来，人口自然增长率10，接近零增长。

为什么要废除劳教制度？

释疑：劳教制度不受司法审查，缺乏监督，作为行政强制措施，劳教权被滥用。

劳动教养制度始于新中国建立初期，立法动因始于社会秩序整治。在建国初期，作为斗争手段对付新政权的异端势力；在政权稳定后，作为社会治安的一种手段对付社会不稳定人员。关于劳教对象，国务院最初发布的关于劳教问题的决定确定为四种人，1982年公安部发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扩大为六种人，2002年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又扩大为十种人，范围越来越大。从1955年开始，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一直存在了半个多世纪。

现行劳教制度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三个：《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57年)、《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1979年)和《劳动教养试行办法》(1982年)。前两者经过全国人大会的批准，但发布主体是国务院，在法律层级上属行政法规，后者属公安部的部门规章。而基于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劳教制度与现行法律等有明显冲突。

根据《立法法》规定，限制人身权的法律规范只能由国家法律规定，行政法规没有人身自由的立法权。公安机关不能不经法院审判就长期关押公民。在实践中，劳动教养委员会形同虚设，缺乏制约导致权力经常被滥用。劳教制度缺乏基本的正当程序保障，执行中往往剥夺被劳教人的知情权、提起诉讼和寻求律师帮助的权利，而且“罪刑”不相应，轻微违法行为所受处罚比管制、拘役甚至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等刑罚的惩处更严厉。

2017年7月15日，备受关注的湖南“上访妈妈”唐慧诉永州市劳教委行政赔偿一案，二审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唐慧胜诉。

为什么要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释疑：巨大的养老金给付压力是不得不采取“延迟退休”的现实原因，而历史欠账和人口老龄化是造成养老金缺口的主因。

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确立了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而在养老保险制度确立前的职工，向他们支付的养老金则由后来缴费者负担，由此带来了制度成本。于是个人账户的资金被用于支付当期养老金，由此带来规模巨大的空账。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2》显示，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额2011年达2.2万亿余元。根据中国银行和复旦大学联合撰写的研究报告《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预测，到2017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

同时，人口加速老龄化的现状加大了养老金的的缺口。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4.83岁，预计到2050年，60岁以上的老龄化人口将占总人口的35%。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80年代以后，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每五年上升约1岁。退休后的余寿不断增加，人均养老金支付的压力也不断增加。国新办2017年发布的《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称，到2035年，我国将出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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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纳税人供养1名养老金领取者的情况。

日前，清华教授提出一项延迟退休方案，即退休年龄不变，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推迟到65岁，该方案招致公众的猛烈抨击。

为什么要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

释疑：限制死刑是世界性趋势，也是避免和减少错杀的唯一选择。

在国际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大背景之下，死刑这种剥夺人的生命的刑罚方法正日益受到非议。随着《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一系列国际人权公约的出台，限制死刑乃至废止死刑已成为世界性的潮流和趋势。根据国际特赦组织《2011年全球死刑报告》的统计数据，截止2011年12月31日，在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中，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已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除了死刑，其中废除所有犯罪死刑的国家达96个，而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多达140个。而根据2011年修正后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国现行死刑罪名共55项，是目前保留并实际执行死刑的国家中罪名绝对数量最多的国家。

限制死刑也是避免和减少错杀的唯一选择。再完美的制度设计也不能完全避免错案与冤案，而死刑一旦错误执行，造成的生命损失是无法纠正的。据美国西北大学死刑信息中心（DPIC）的统计，由于纠错机制和救济程序而大部分并没有被执行，1973年以来126人被错判死刑，而1900年以来，已经被错误执行死刑的有23人。而近年来中国媒体上出现的聂树斌、滕兴善、赵作海等名字也引起人们对消除冤案的极大关注。

十一届全国人大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取消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占死刑罪名总数的19.1％。

为什么学校医院等单位要取消行政级别？释疑：“行政主导”的管理方式在学校、科研单位、医院单位带来了一系列恶果。

“行政主导一切”是学校没有活力的症结。行政部门对于高校的管理过多过细，限制了学术生产力，使创新人才“难产”，对学校科研和教学质量造成损害，上海交大自2003年起每年发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以透明和公正著称，内地从无一所高校进前百名。

行政化体制将权力交到了缺乏监督的科研院所领导个人手中，但与之配套的权力监管机制并未形成使得科研院所腐-败高发。2017年至2017年，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共立案侦查发生在辖区科研院所的职务犯罪案件12件12人，涉案金额共计279万余元。2012年，国家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10240亿元，占GDP1.97%。然而，科研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科研效率偏低现状令人担忧，湖南省科技厅就在未进行可行性论证、未经专家评审、立项依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安排了11个科技项目资金815万元。

“看病难看病贵，红包不止”也是行政化的直接恶果。政府管制价格和加价率（现在的加价率是15%，未来还要执行零差率），一般性的医疗服务必然收不抵支。医院不仅要医院要弥补这部分亏损，还要提高人力资本留住优秀的医护人才，只有通过药品出售获得盈余。高州市人民医院曾获全国医改标兵，而行政化回潮后成为收回扣的典型，正副院长被免职，多名涉嫌收受医药回扣人员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高州医院曾是全国医改标兵，被张德江、汪洋、陈竺等领导高度评价过，招牌之一就是“不收红包”，而且药价低、看病便宜。

为什么要探索官邸制？

释疑：官员就任则居，离任则去，住房损益与官员无关。

现在中国的官员住房制度弊端重重：很多官员在任期间的住房由当地政府提供，但随着他在不同地区任职，在各个地区都有住房，出现了“一名官员占有多套政府提供的住房”现象。另外，官员获得住房总是伴随着公权力的滥用。最开始，有官员利用“自有土地自建房”等名义建设自有住房，后来出现了以职权低价“团购”住房。

官员住房制度中的官邸制，在国外行之有年。简而言之，官邸是政府向高阶行政官员提供的任期内起居处所。官员私人无官邸产权，既不必负担维护官邸的成本、也不能享有官邸带来的收益。官员就职后可选择是否入住官邸，去职后就必须从官邸搬走。例如美国45个州有州长官邸，多有百余年前的古旧建筑，这些建筑的大部分几乎都被州政府作为公立旅游景点运营，维护成本由州政府预算承担，运营收入也直接进入州财政，官邸内住着的州长家庭不得分润。官邸整修无法入住时由州政府向州长提供适当住房补贴，但一经修好就必须停止补贴。

美国佛蒙特州州长虽然报酬高于全国大多数同僚，但现定官邸只有州政府办公楼顶层角落的套间。

为什么要允许农村集体土地入市？

释疑：原有土地流转方式损害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所有人的利益，集体土地所有者与地方政府间时有冲突。

按照现行《土地管理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除因入股、联营、破产、关闭等情况外，不得进入市场流转。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必须申请使用国有土地，集体所有土地只有被国家征收为国有土地后才能进入土地一级市场流转。

这种土地流转方式存在明显的弊端：其一，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间接入市，体现了城镇国有土地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两种产权之间的不平等，不符合民法的平等原则。其二，对于土地部门来讲，如果一涉及集体建设用地就动用国家征地权，征收过于随意。其三，对于用地方来说，集体建设用地必须“先征后用”代表着用地方必须按政府要价购地，而非直接与农村土地产权所有者谈判价格，这增加了用地成本和建设成本。其四，按照现行《土地管理法》，很多地方政府可以将征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补偿款压至极低。《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至10倍。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15倍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规定。”

一亩农地按“3年内平均产值6至10倍”算的政府征收补偿款顶多不过三五万，而用地方向政府支付的各种成本倍于此数，入市后流转收益数十倍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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