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管弦乐红旗颂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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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管弦乐红旗颂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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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管弦乐红旗颂赏析

　　《红旗颂》在艺术形式、曲式结构、和声运用、旋律色彩、节奏把握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创造性、独特性，都更加有力地表现了音乐主题，更加深入地展现了音乐的思想内涵，实现了艺术形式与宏大深邃思想主题的完美结合，把中国管弦音乐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思想内涵上，它以真挚的爱国主义情感、博大的民族主义情怀、火热的革命主义激情。本文深入分析该音乐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重要启示，这对繁荣和发展中国民族管弦音乐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一引言

　　《红旗颂》系中国著名作曲家吕其明于1965年创作的经典管弦乐曲。作品创造性地把中国传统音乐艺术与交响乐曲的表现手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展现和服务重大历史题材，取得了巨大成功。其艺术价值，首先表现在艺术形式创新上，作品的曲式结构、和声运用、旋律色彩、节奏把握都具有一定的创造性、独特性，都更加有力地表现了音乐主题，更加深入地展现了音乐的思想内涵。其次，表现在艺术创作模式上，《红旗颂》第一次成功把重大历史题材运用到管弦乐曲中，不仅开创了中国管弦乐曲创作的新境界，也为音乐艺术表现重大历史题材提供了有益的模式和思考，使交响乐曲、管弦乐曲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实现音乐表现形式与表现内容的完美融合，拓展了重大革命历史的音乐表现形式，丰富和发展了管弦乐曲的创作题材。再次，表现在艺术创作风格上，《红旗颂》把外国交响乐等表现形式与中国传统乐器结合，挖掘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内涵与精髓，无论是音乐内涵还是表现形式，都充分展示了民族风格、民族文化、民族精神，这些成功之处都显示了《红旗颂》不朽的艺术价值。

　　二背景与内涵

　　1 时代背景

　　新中国的成立是20世纪的重大事件。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战最终赢得了独立和解放。此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进行了轰轰烈烈的

　　社会主义革命和全面建设，中国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此背景下，我国的文化艺术事业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和繁荣景象。为生动展现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团结拼搏的精神面貌，全面展示社会主义建设的宏大主题，音乐艺术家在艺术表现形式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同时，随着中苏关系的友好发展，大量的音乐艺术传入我国，特别是苏联对革命历史为题材和以革命历史歌曲音调为主题的交响乐曲的成功探索，给我国音乐艺术创作和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也给《红旗颂》创作与诞生提供了可能。

　　2 思想内涵

　　五星红旗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赋予了《红旗颂》以深刻的思想内涵。这是因为五星红旗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它映现的是一幕幕艰苦卓绝而又气壮山河的宏大的历史场景，彰显的是一种前仆后继、勇往直前的英雄主义精神，昭示的是一种正确的前进方向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决心。作品吸收了《国歌》、《东方红》、《国际歌》三支歌曲的旋律，按照新中国成立、五星红旗高高升起、全国人民在五星红旗引领下阔步前进的思路，构思和谋划音乐结构和音乐元素，真实记录了中国人民站立起来的历史情景，深情回顾了为了新中国的成立而英勇献身的无数革命烈士，热情讴歌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议的精神面貌，整体旋律既缠绵舒缓又高亢激昂，既有深情的追思又有美好的展望。作品一经演奏，便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三艺术与特色

　　1 旋律色彩

　　《红旗颂》是单主题贯穿发展的三部奏鸣曲式结构。在显示部，音乐节奏是4/4拍，旋律层次丰富多变而且题材热烈，充满深情。在音乐进行中，弦乐深情地奏出了两个高音，生动再现了天安门广场国歌嘹亮、人群如潮的景象。在展开部，音乐节奏在持续了三连音之后，变为四分音符和附近音符，节奏为2/4拍，旋律变得明朗而欢快，象征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红旗奋勇前进的坚定信念。在连接部，音乐注重内心刻画，旋律由双簧奏出，时而悠扬，时而充满哀的气息，与主题形成鲜明的对比，生动表现了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和对红旗的无限热爱。纵观整个作品的旋律，总的基调是高亢激昂的，而连接部所表现的是与主题音乐迥异的旋律，目的是衬托人们对红旗热爱、崇敬的复杂情感，这样更加生动地突出了音乐主题，增强了音乐的内涵和感染力。

　　2 和声运用

　　总体来看，《红旗颂》在和声运用方面具有三个特点，即注重和声音响与明朗、热情、

　　豪放的乐曲总体风格保持一致，注重使用古典、淳朴的强功能结构和声，注重合理地安排调性布局。在和声的安排上，作者独具匠心，如为升华对红旗的情感，作者在呈示部安排了两个乐段，前一个乐段由两个乐句构成，分别在属系和弦、D7—T上进行，使音乐充满了倾向性力量、新颖脱俗之美，把人们引入到一个红旗漫天飞舞的情景；后一个乐段由乐句和结尾构成，音乐分别以下属系和弦、BVⅡ—Ⅱ9—D3和D—D的和声进行，音响效果充满了张力，生动描绘了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情景和人们激奋的心情。在调性转换上，作品根据音乐的发展，不断转换调性，如作品展开部，音乐由弦乐按照三连音节奏进行演奏，调性按照D—bB—bE—F—Ba—Bd—Bg—Bb—C—bB的调式进行变换，生动再现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场景。在强功能和声运用上，作品注重正三和弦、重属和弦、副属和弦等和声运用，增强了音乐的表达效果和表现能力，洋溢着壮丽豪迈的气概和崇高的音乐气质。

　　3 曲式结构

　　《红旗颂》是典型的三部古今奏鸣曲式结构，即作品由引子、连接部和尾声三部分组成。作品的曲式结构极为严谨，如作品引子部分，音乐旋律为C大调，先由小号奏出引子，而后木管奏出炫金属般的颤音，引导小提琴、大号等乐器奏出《国歌》的主题；呈示部的音乐旋律为C大调，先由圆号反复奏出后，然后由大号和长号奏出《国歌》旋律，引出弦乐器在C大调上奏出富有歌唱性质的音乐主题，再由弦乐和木管从C大调转至D大调演奏；连接部的音乐旋律为D大调，先由双簧管演奏，而后转为乐器交替的二声部模仿，真切地表现了人民对红旗的复杂情感。作品展开部分的音乐为B大调，先由弦乐奏出三连音节奏，而后由木管以进行曲的音调演奏，并加之以铜管和打击乐的伴奏，营造了一种声势浩大的气氛，象征全国人民高举红旗阔步前进的决心和意志。再现部的音乐旋律为C大调，先由木管和弦乐重复再现音乐开始的主题，而后由管弦乐队的所有乐器集体演奏，声势更为宏大，音乐旋律随之发展到了高潮；尾声部分的旋律重回C大调，首段的音乐主题重复再现，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憧憬和希望。

　　4 节奏特点

　　音乐节奏是对音高材料有机组合并在音乐主题指令下有效运动的元素。《红旗颂》在节奏方面颇有特点，这点从作品的展开部可以看出。作品的展开部由三段组成，第一段是5个乐句，随着音乐调性的变换，音符呈波浪式发展，音响由低到高，犹如波涛一样汹涌，音乐的情绪也发展得更为紧张和激烈。第二段的则以三连音为主，节奏有力，音乐短促，深刻表达了中国人民为了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前仆后继、不懈奋斗的主题。第三乐段的音型是4分音符和附音符，节奏为2/4拍，音乐明朗、激昂，生动再现了中国人民对革命胜利和新中

　　国的成立的喜悦心情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在3乐段结束之后，第一个乐段的音乐主题又重复再现，音乐节奏更为急促更为有力，音乐主题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四感悟与启示

　　1 加强艺术修养是前提

　　任何一种形式的艺术创作都是人的知识、情感、理想、意念综合心理活动的有机产物，是人们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形象表现。《红旗颂》创作的巨大成功，是与作曲家的思想理念、生活阅历、艺术修养分不开的。作曲家吕其明是从革命战争中走过来，战场上的硝烟弥漫、英雄的忘我拼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都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符号烙印在作曲家的心中，深刻影响着作曲家创作理念、创作风格的形成。在此之后，吕其明始终坚持为革命而创作，为人民而创作，因此，在创作中总是自觉地吸收和借鉴民族音乐传统表现形式，使之更好地展现音乐的思想主题。这种思想情感和创作理念是吕其明成功创作《红旗颂》的前提和保证。它启示人们在艺术创作实践中，必须加强艺术修养，注重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只有深入群众，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所盼，才能使音乐艺术更好地进入群众心中，引起群众的共鸣；只有深入生活，才能使音乐作品更加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因此，音乐艺术家要注重在深入群众中培养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汲取艺术创作的营养，从生活中寻找创作的主题和灵感，努力创作出富有生活气息、反映时代精神的音乐艺术作品。

　　2 反映时代主流是根本

　　唱响社会主义主旋律，是音乐艺术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红旗颂》诞生以来，它那庄严浑厚、铿锵有力、动人心魄的旋律，被广泛地引入影视作品之中，艺术展现了时代的主旋律。《红旗颂》的深远影响更表现在它对人们心灵的教育、熏陶与感化方面，沐浴在《红旗颂》宏大的音响里，人们都深深为之振憾、为之激动，它把人们带入了炮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引发人们对革命先烈无限的缅怀和崇敬，启示人们新中国成立前所走过的艰辛曲折的道路，教育人们继承革命先烈遗志，高举用革命先烈染红的旗帜，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锐意创新、团结拼搏。从一定意义上说，作品的影响和意义，其主题内涵远远超过了它的艺术形式。它启示人们在艺术创作实践中，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准确把握时代发展脉搏、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以更为完美的音乐形式反映时代面貌、讴歌时代发展，奏响这个时代的最强音，以先进、激昂、健康的思想主题激励人、鼓舞人。 3 追求完美形式是关键

　　艺术只有实现形式与内涵的完美统一，才能具有持久的艺术魅力以及永久的艺术价值，二者选一或者厚此薄彼，都是不正确的，都不可能创造出真正的艺术来。《红旗颂》把宏大

　　深邃的思想主题与完美的形式进行结合，把我国管弦音乐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无论在艺术还是在思想上都产生了强大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就总体风格而言，作品从国歌中演化而来的主导动机从乐曲开头到尾声不断出现，使红旗飘飘的音乐形象自始至终贯穿全曲，音乐形象非常集中、统一、凝炼和鲜明；乐曲的和声运用了传统的纯朴而明朗的和声语言，具有英雄性与史诗性的特点；在配器方面则根据乐曲内容和情感的需要，集中使用铜管乐和弦乐，强化乐曲强弱、快慢、音色、音域、调性等艺术对比，都与总体风格有机融为了一体，有力而又深刻地表达了音乐主题、突出了音乐内涵。这些艺术形式都是在继承我国传统艺术技巧、吸引西方音乐表现形式而进行创新创造的结果，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它启示人们在艺术创作实践中，必须学习和继承我国传统音乐艺术，从中汲取营养、得到启示，必须学习和借鉴外国一切文化艺术特别是音乐艺术的表现形式及其技法，结合时代背景和人民群众需求进行创新、创造、创作，拓宽创作题材，培育创作风格，创造更多精品。

　　五结语

　　《红旗颂》在艺术形式、曲式结构、和声运用、旋律色彩、节奏把握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创造性、独特性，都更加有力地表现了音乐主题，更加深入地展现了音乐的思想内涵，实现了艺术形式与宏大深邃思想主题的完美结合，把我国管弦音乐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思想内涵上，它以真挚的爱国主义情感、博大的民族主义情怀、火热的革命主义激情，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高举红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行，成为推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强大动力，《红旗颂》也因之走向了永恒和不朽。

　　文章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的赏析

　　在当今的学术环境中谈论中国文化是一个相当令人痛苦的话题，这种痛苦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这个问题本身所表现出的复杂性早已远远超出几乎所有学术先驱者们最大胆的猜想，所有那些曾经貌似有价值的讨论和一度简洁优美令人信服的论说都逐步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原有的说服力，而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这种每况愈下的趋势并无逆转的可能；另一方面是这个话题也难免会牵动我们的某些感情，从坏的角度讲，面对百余年的“丧权辱国”的近现代史，恐怕没有哪个中国人能真正做到无动于衷，而从好的角度讲，将延绵数千年的封建制度中可能包含的“灿烂文明”均化作“一团漆黑”，这等见解作为一种短暂的、轻率的甚至意识形态化的态度显然不会有持续的生命力。据说，关于文化的定义至今已有数百种之多，虽然我们更愿意将它视作一套某一时段内覆盖某一社会诸方面的综合符号体系，其中包括各种不同品质的———艺术的、思辨的、政治的代码，但更通行的见解似乎较倾向于将它作为一套有确切指向的价值观念。从后一角度出发，通过若干古文献的钩沉，不同学者，无论其背景如何，总能或深或浅地寻找到它的吉光片羽。从清末“中体西用”开始到五四前后有人要砸烂“孔家店”，有人要“整理国故”，一直到今天，关于中国的这些文化遗产的评价经历了不断的波动，有时被骂得一钱不值，有时又被捧得价值连城。由此又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形象并不那么清晰，百年来我们获得的成绩只怕不大，真实的答案可能不仅是在民族自大狂和历史虚无主义之间寻找平衡那么简单，现在，寻求对于自身历史和文化的有效力的解释，仍然是一种严肃的、不能推卸的责任。

　　当上述的痛苦还没有开始吞噬人们的心灵，而意识形态领域也还没有定于一尊的时候，对中国文化抱“了解之同情”的学者们在反思传统时多数还能采取乐观的态度，但很快这个反思过程在国内就因为政治上的因素而被迫长期中断。中国文化的问题重新回到大陆学术界的视野当中。张岱年先生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张岱年先生是著名的哲学家，原籍河北省献县，1909年出生于北京，早年受其兄张申府（崧年）的指导，开始学习哲学。张申府是国内最早对英国20世纪初分析哲学有专门研究的学人，可能受他的影响，张岱年从事哲学研究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相当的专业水准，他于1935～1936年写成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乃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哲学范畴的专著。胡军曾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撰文指出，张岱年是中国现代哲学界逻辑分析方法的积极提倡者，罗素、穆尔和金岳霖等人的逻辑分析方法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他。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张岱年就对什么是逻辑分析方法、逻辑分析方法的对象、逻辑分析方法与辩证法和直觉方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探索。同时他大胆地将西方种种哲学范式引到中国哲学的研究当中，积极地运用逻辑分析方法来剖析中国哲学概念的含义和建立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并试图把逻辑分析方法和唯物论结合起来作为考量中国哲学的标尺。

　　张岱年是严格意义上的专业哲学家，课文中他却运用了另外的思路来谈论“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这样虽不能说没有哲学意味但绝对不是严格的哲学命题。课文涉及的内容，曾经被不同立场的学人们广泛讨论，讨论中的代表性人物，大约可以分成两派：具有新文学创作背景的文人和具有学院派背景的学者。两大阵营内部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态度也并非一致，比如前一阵营中，最早从正面以肯定的态度来系统谈论此问题的人之一是辜鸿铭，他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里，谈到中国人是“温良”的（gentle），中国遵循一种“良民宗教”。林语堂在他的《中国人》中也试图说明中国人是一个文明优雅的族群。角度类似但立场不同的鲁迅先生对中国人“国民性”的讨论影响更加深远，“狂人”和阿Q无疑是新文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形象。上述几位都属于文人一脉，无论是揭示了自己想像的中国人的正面还是反面，他们的立论，均着眼于中国人当下所谓的“人性”。学者型的研究者对具有主观意味的人性问题不感兴趣，他们更关心表现出客观属性的所谓的“文化”，而一种文化的性质如何，并非仅从当前时代的历史剖面就可以看出，对传统的历时性研究也是极为必要的。当然，文化属性最终也是要落实在某些人身上的，否则只是无意义的虚悬的价值观念而已，学者们不过为了保持讨论问题时的客观和严谨，而希望将文化传统作为可靠理论标准建立起来。以历史的眼光看，学者们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判断更加纷繁多样，抛开那些消极的观点不谈，采取积极的态度研究文化而得到的见解也并不统一。比如史学家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补跋》中把中国文化概括为一种“天人合一的人生之艺术化”的观点就非常有代表性，这种讲法至今在海内外还有相当影响力，而专门研究中国哲学的牟宗三和徐复观都讲到中国文化传统贯穿着一种“忧患意识”，美学家李泽厚又把中国文化总结为一种“乐感文化”，如此等等，莫衷一是。综上所见，中国文化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未经细致研究，我们恐怕难以轻易接受任何貌似合理的解释。

　　现在我们回到张岱年的文章，此文的一大特点就是将分属文人和学者两个阵营的话题直接联系了起来。如前所述，既然通常人们认为文化与人性不能绝对分开，那么当上世纪90年代文化讨论尘嚣再起的时候，有学者试图融合两方面的观点是很自然的。事实上，一切对于传统的讨论，最终的落脚点难免还是当下人的现实生存状况，我们都希望知道，中国的那些历史文化遗产是否还能对今天的人们有所帮助。具体来讲，这个问题就被表述为中国文化传统有没有包含着促进我们迎接现代性挑战的理论要素，或者说在当前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有没有保留一些还能起积极作用的从遥远的过去传承而来的心理特质。此文中张岱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他把今天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与被认为仍然具有积极意义的某些“文化传统”联系起来，具体将其概括为“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张岱年重新引出《易传》这样的古老典籍作为中国人当下的精神资源，不仅仅只是让人相信某些文化遗产的正面价值就那么简单，在这里，他和很多其他学者一样，在理论上暗自假设了一种内在于历史的观念的连续性，假设存在着某些独立于历史变迁的价值标准。

　　笔者认为在人类文明中，既不存在绝对的人性，也不存在普遍适用的价值观，每一个观念、每一个判断都不能脱离其上下文被独立使用———这其实也是马克思的基本看法，但与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学绝对毫无关系。具体到张岱年的文章，他所提到的“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这两个词的意义必须放到中国古代文明具体的语境当中才能被真正理解，这个语境远不止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对我们这些后世的读者来讲，天地意味着什么，君子是一种什么样的人，而德和物又分别指什么，《易传》文本中的这一系列关键词的意义早已远离我们的生活，这个文本所存在的历史情境大多数现代的中国人是陌生和隔膜的，没有相当学术训练的今人完全不能把握这些文句的真实含义。站在今天的角度，仅从字面上讲，“自强不息”似乎还容易理解一些，而“厚德载物”就很难体会。更为麻烦的是，如果要将上述内容直接作为现代中国人的精神资源，仅通过理论描述去追寻其固有意义是没有用处的，脱离了中国古人所预设的天人宇宙模式和士大夫的道德人格追求，理论上的预设也就无从落实。

　　研究中国文化时的复杂性主要就来自以往经验中对于连续性的假设不能成立，传统已经断裂，这种断裂不只发生在话语层面，也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历史本身只是一系列非连续的片段，今天我们从各个角度都回不到过去。或许浮泛地讨论文化传统并尝试简单地将其传承到现代的企图不算成功，我们不能直接复制一种消失的生活及其趣味，但这并不意味着反思历史没有意义，人文知识必须依靠积累，先行者的每一步都是我们进步的阶梯，而如何利用我们拥有的知识来改善今天的生活状态则是不能放弃的目的。在现有的对文化传统的各种理解之上，摆脱对连续性的追求，争取让历史呈现出更真实的本来面貌才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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