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史二首·其二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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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史二首·其二赏析

咏史二首·其二赏析1

　　原文：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

　　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

　　几人曾预南薰曲，终古苍梧哭翠华。

　　译文

　　纵览历史，凡是贤明的国家，成功源于勤俭，衰败起于奢华。

　　为什么非里琥珀才能作枕头，为什么镶有珍珠才是好坐车？

　　想里远行，却没遇见千里马，力单势孤，难以拔动蜀山的猛蛇。

　　有几人曾经亲耳听过舜帝的《南风歌》？天长地久，只有在苍梧对着华盖哭泣份儿。

　　注释

　　真珠：即珍珠。

　　青海马：龙马，以喻贤臣。

　　蜀山蛇：此以喻宦官佞臣。

　　南薰曲：当年舜唱的《南风歌》，一唱而天下太平。

　　苍梧：传为舜埋葬之地。

　　翠华：皇帝仪仗。

　　赏析：

　　李商隐以其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艺术上的创新精神，创作了占他全部诗篇七分之一强的史诗，它们扩展了传统咏史诗的涵义，丰富了咏史诗的题材，探索了咏史诗新的手法，将其独特的思想性艺术性臻于和谐统—，在咏史诗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的'咏史诗不仅咏古况今，充分反映了他进步的历史观，而且借古讽今，含蓄地表达了他的现实主义倾向。同时还借题寄慨，委婉地抒发了他怀才不遇的苦闷。相对于一般诗人对时政的深沉感慨，李商隐的诗作扩大了咏史诗的表现容量。

　　这首诗的第一句是说，回顾以往的朝代，勤俭能使国家昌盛而奢侈腐败会使国家灭亡，提出了一切政权成败的关键。

　　第二句是两个典故，第一个是琥珀枕，南朝一个皇帝在四处征战的时候得到一个非常名贵的琥珀枕，但他将琥珀枕捣碎了给战士敷。第二个是齐桓公，当年齐桓公和另一个君主相遇，那个君主有很多车，每一俩车都有一颗非常大的珍珠，那个君主为此非常自豪视之为奇珍，但齐桓公说他有人才，那才是他的宝物。这一联是说明人才的重要性。

　　第三句也是两个典故。青海马是指能担当军国大事的人才，蜀山蛇指亡国的祸胎（当年蜀国因为五壮士拔蛇而蜀路开，导致了蜀国灭亡），这两句话其实有种国家灭亡也隐隐有天意的意思。义山其实很矛盾，他虽然知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但当时是唐文宗很有雄心壮志的，可惜被家奴所制，抑郁而亡，所以义山也无法解释为何国家会走向衰败，所以他只能将其解释为天意。

　　最后一句的南薰曲是当年舜唱的《南风歌》，一唱而天下太平，几人曾预南薰曲的意思就是没人再听到舜的《南风歌》了，意思便是天下将打乱。苍梧是舜埋葬的地方，翠华是皇帝仪仗中顶上的华盖，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国家如此衰败，不复当年尧舜之风了。

　　这首诗，诗人根据历史兴亡的史实，概括为“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这些明确的以古鉴今的态度，包含着深刻的用意，比前人的认识更自觉完整。在兴亡系于何人的问题上，尽管李商隐受时代的局限，还只能将理乱的命脉系于帝王，但在他的诗中，大都是指责他们败乱国家的。因此这种揭露更有进步意义。

咏史二首·其二赏析2

　　诗的首联，是从总结历朝历代统治经验出发，得出成功大都由于勤俭，破败大都因为奢侈的经验教训。开头两句好像是抽象的议论，不像诗。实际上它不是在发议论，是说：像文宗那样勤俭，应该使国家兴盛的，怎么反而破败呢？这里充满着惋惜和同情，是抒情而不是议论。这样通过表面上的议论来抒情的写法是很特别的。

　　颔联是对这一结论的具体印证。这种议论，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勤俭只是治国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但不是惟一的经验；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自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然而，事实上，非但没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颓败之势有所好转，反而越搞越糟。这中间的道理，或者说最本质的原因，当然是诗人所无法理解的，所以，他只好以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一反常现象，归之于运命。

　　颈联推进一步，但也可以说是转折，认为比勤俭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国运和国力，一旦运去，就是虞舜那样的贤君也无回天之力，而只能遗恨终生。这才是这首诗的主旨。诗人虽然说不清“运”究竟是什么，但他确实感到仅靠勤俭（包括皇帝个人的其他努力），不足以挽救一个时代的衰颓之势，而且在他看来，唐朝的国运似乎已去，难以挽回了。这种认识不免模糊含混，却是敏感的、深刻的，不但可以说明唐代，还能用于观照许多末代帝王。很多注家的思路则是一定要为此诗找一个咏叹对象，找的结果是唐文宗李昂。李昂节俭，史有明文；李昂清除宦官的失败，也载于史册。他可算自身勤俭而无力挽救国势的典型。继续引申，则“青海马”是喻贤才，“蜀山蛇”是喻宦官，也表现出来了，而尾联就成了对文宗的哀悼。

　　尾联承上而下，由理而情，由情造境，进而转换为纯然的抒怀了。文宗好诗，夏日念柳公权诗“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称为“辞清意足，不可多得”。张采田《会笺》称文宗“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制《云韶法曲》、《霓裳羽衣曲》。义山开成二年登第，恩赐诗题《霓裳羽衣曲》。故结语假事寓悲，沉痛异常”。几人曾经听过文宗所颁布的雅乐，参预过文宗赐题的考试，“终古”哀悼文宗在太监扼制下恨郁死去。这里，所表现的诗人对于文宗治国的悲剧，不是讥讽、挖苦，而是感慨、叹息，诗人所抒发的正是对国家命运关注的深情。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

　　俭成奢败本是历代兴衰的常规，但文宗在位期间，作风勤俭，政治上也多次作过重振朝纲的努力，却一事无成，最终在“受制于家奴”的哀叹声中死去。面对这种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诗人已隐约感觉到“运去”、“力穷”，唐王朝崩颓之势已成，即使出现一两位明君贤臣，也难以挽回了。文宗在位时，商隐对于他的闇弱，颇多讥评；而于其身后，则又加以哀惋。无论讥评还是哀惋，均出自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正由于这种深切的关注，国运难以逆挽的崩颓之势，成为诗人心头难以解脱的宿命般的悲凉。如果说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发展成熟，就个体来说是性格、遭遇使然；那么就时代因素来说，实是对衰飒大环境的呼吸领会。“运逢末世”，就是促成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内外两层背景，身世之感与末世情怀交相促发激荡，将诗人内心的感伤越酿越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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