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逐客书原文,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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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逐客书原文,赏析

谏逐客书原文,赏析1

　　谏逐客书

　　作者：李斯

　　朝代：宋朝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众，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泰山一作：太山）

　　赏析：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王的一个奏章。这件事是在秦王赢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与“却客不内”（虚笔）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谏逐客书原文,赏析2

　　【作品介绍】

　　李斯的《谏逐客书》文章思路清晰，逻辑严密，论理透彻。所举大量的事实有效地证明了作者的观点。同时还运用了比喻、对比、排比、反问等多种修辞手法，使得文章有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有着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无怪乎后人称赞“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原文】

　　谏逐客书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1）。昔穆公求士（2），西取由余于戎（3），东得百里奚于宛（4），迎蹇叔于宋（5），求丕豹、公孙支于晋（6）。此五人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7）。孝公用商鞅之法（8），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9），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10），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11）；北收上郡（12）；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13）；东据成皋之险（14），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15），废穰侯，逐华阳（16），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17），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18），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19）。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20），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魏之女不充后宫，而骏马駃騠不实外厩（21），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22）、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23），而随俗雅化（24）、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甕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25），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26），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甕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

　　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27）。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28）。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之无危，不可得也。

　　选自中华书局排印本《史记》。

　　【注释】

　　（1）过：错。

　　（2）穆公：春秋秦君，姓嬴，名任好，都雍（今陕西凤翔县）。在位三十九年。

　　（3）由余：春秋晋人。入戎，戎王命出使秦国，为秦穆公所用。献策攻戎，开境千里，使穆公称霸。

　　（4）百里奚：春秋楚人，字井伯，为虞大夫。虞亡，走宛，为楚人所执。秦穆公闻其名，以五羖（公羊）皮赎他，用为相。

　　（5）蹇叔：春秋时人，居宋，穆公迎为大夫。穆公出兵袭郑，蹇叔谏阻，不听。秦军为晋军在殽地击败。

　　（6）丕豹：春秋晋人，父丕郑为晋惠公所杀，因奔秦，穆公用为大夫。公孙支：秦人，游晋，后归秦，穆公用为大夫。荐孟明于穆公，为人所称。

　　（7）并国二十：指用由余而攻占的西戎二十部落。

　　（8）孝公：战国秦君，名渠梁。在位二十四年。商鞅：即公孙鞅，战国卫人，仕魏为中庶子。入秦，说孝公变法，为左庶长。定变法令，废井田，开阡陌，倡农战，使国富兵强。封于商，称商君。孝公死，为惠王所杀。

　　（9）获楚魏之师：商鞅率兵攻魏，虏公子卬，大破魏军。魏献河西地于秦。商鞅获楚师事不详。

　　（10）惠王：秦孝公子，名驷。用张仪为相，使司马错灭蜀，又夺取楚汉中地六百里，始称王，在位二十七年。张仪：战国魏人，与苏秦同师鬼谷子，同为纵横家。苏秦主合纵，合六国拒秦。张仪相秦惠王，主连横，散六国合纵，使六国西向事秦。惠王卒，仪到魏为相卒。

　　（11）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张仪与司马错争论，张仪主张取三川，司马错主张取蜀，惠王用司马错取蜀。当时张仪为相，故归功张仪。惠王死，武王立。命甘茂取宜阳，通三川，也归功张仪。三川，东周以伊水、洛水、黄河为三川。巴蜀，指今四川省。

　　（12）北收上郡：惠王十年，魏献上郡（今陕西省北部）十五县。

　　（13）南取汉中：惠王十三年，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汉中，今陕西南部。九夷：楚地的各种夷族。鄢郢：在今湖北宜城县。

　　（14）成皋：在今河南汜水县。

　　（15）昭王：战国秦武王弟，名稷。并西周，用范雎为相。范雎：参前《范雎说秦王》篇。

　　（16）穰侯：魏冉，秦昭王母宣太后的异父同母弟。昭王即位，年少，宣太后用冉执政，封为穰侯。华阳：芈戎，宣太后弟，封华阳君。华阳，在今陕西商县。

　　（17）内：同纳。

　　（18）昆山：即昆冈，出宝玉，在于阗（今属新疆）。随和之宝：相传春秋时随侯救了受伤的大蛇，后蛇于江中衔大珠以报，称随珠。春秋时楚人卞和得璞，剖璞得宝玉，琢为璧，称和璧。明月之珠：即夜光珠。

　　（19）太阿：春秋时楚王命欧冶子、干将铸龙渊、太阿、工布三宝剑。纤离：良马名。翠凤：用翡翠羽毛作成凤形装饰的旗子。灵鼍（ｔｕó驼）之鼓：用扬子鳄皮制成的鼓。

　　（20）说：同“悦”。

　　（21）駃騠（ｊｕéｔí决提）：北狄良马。

　　（22）下陈：犹后列。

　　（23）宛珠之簪：用宛（今河南南阳县）地的珠来装饰的簪。簪，定发髻的长针。傅玑之珥：装有玑的耳饰。玑，不圆的珠。阿缟：东阿（在今山东）出产的丝织品。

　　（24）随俗雅化：随着世俗使俗变为雅。

　　（25）搏髀（ｂì闭）：拍大腿以节歌。

　　（26）郑卫桑间：《礼·乐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桑间，卫国濮水上的地名。以上指当时民间的音乐。韶虞武象：韶是虞舜时的音乐。武是周武王时的乐舞，故称武象。以上指当时的雅乐。

　　（27）五帝：《史记·五帝本纪》以黄帝、顓顼、帝喾、尧、舜为五帝。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

　　（28）黔首：以黑巾裹头，指平民。业：立功业。赍（ｊī几）：给。

　　【白话翻译】

　　臣听说官吏在议论赶走客卿，私下认为错了。从前穆公求取士子，西面在西戎那里得到由余，东面在宛地得到百里奚，从宋国迎接蹇叔，从晋国求得丕豹、公孙支。这五个人不生在秦国，穆公任用他们，并吞了二十个部落，得以在西戎称霸。孝公用商鞅变法，移风易俗，百姓富裕兴盛，国家因此富强。百姓乐于听命，诸侯国亲近服从。俘虏了楚魏的军队，开拓千里疆土，直到现在国家治理强盛。惠王用张仪的计划，攻取了三川的地方，向西并吞巴蜀；向北取得上郡；向南占有汉中，包举众多夷族，控制楚国国都鄢郢；向东占据成皋的险要地区，割据富腴的田地。于是解散了六国的合纵，使他们向西服属秦国，功效一直延续到今天。昭王得到范雎，废去了穰侯，赶走了华阳君，加强了王朝，杜塞了私家的弄权，侵占了诸侯国，使秦国建成了帝王大业。这四位君主，都依靠客卿的功劳。从此看来，客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啊？假使四位君主辞退客卿不接纳，疏远士子不任用，这是使得国家没有富裕的实际，秦国没有强大的声望。

　　现在大王得到昆冈的宝玉，有宝贵的随珠和璧，挂着明月珠，佩着太阿剑，驾着纤离马，竖立着翠凤旗，架起了鼍皮鼓。这几样宝物，秦国一样都不生产，王上却喜欢它们，为什么？一定要秦国生产的然后可用，那末夜光璧不能装饰朝廷，牛角、象牙制的器物不能成为玩好，郑魏的美女不能充实后宫，駃騠好马不能充实宫外的马棚，江南的金锡不能用，西蜀的丹青不作为采色。用来装饰后宫、充实后列、娱乐心意满足耳目的，一定要秦国生产的然后可用，那末嵌着宛珠的簪子、配上珠玑的耳饰、东阿丝织的衣服、锦绣的修饰品都不能进用，而化俗为雅、艳丽美好的赵女也不立在旁边。敲着瓦甕瓦器、弹着筝、拍着大腿唱呜呜以满足视听的，是真正秦国的音乐。郑卫桑间的民间音乐、韶虞武象的朝廷乐舞，都是别国的音乐。现在抛弃击甕接近郑卫的音乐，不用弹筝而用韶虞的雅乐，这是为什么？要使情意酣畅于眼前以适合观赏罢了。

　　现在录用人才却不这样，不问可不可用，不论是非，不是秦国人就去掉，是客卿就赶走，那末所看重的在于女色音乐珠宝玉器，所看轻的在于人民，这不是跨越海内、制服诸侯的方法。臣听说土地广大的粮多，国家大的人多，军队强盛的战士勇敢。因此泰山不推掉泥土，所以能够成就它的大；黄河和大海不摈弃细流，所以能够成就它的深广；王者不拒绝众民，所以能够宣扬他的德教。因此，土地不论四方，百姓不分国别，四季充实美好，鬼神来降福，这是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的原因。现在却抛弃人民来帮助敌国，辞退宾客去为诸侯建功立业，使得天下的士子后退而不敢向西，停步不进秦国，这就是所谓帮助寇盗兵器并且给与粮食啊。

　　【赏析】

　　《谏逐客书》是古代一篇优秀公文,是应用写作法定公文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该文能比较充分地体现公文的一些本质属性,正是这些公文本质属性形成了该文鲜明的特色。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 。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 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 ,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 。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 ,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 ,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再者《, 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东西不产在秦国而可以宝爱的多，士子不生在秦国而愿意效忠的多。现在赶走客卿来帮助敌国，减少百姓来加多敌国的力量，对内使自己虚弱，对外在诸侯国建立怨仇，要想国家没有危险，是不能得到的。

　　（周振甫）

　　【历史背景】

　　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韩国派水工从郑国到秦国修建三百余里的渠道，以实施“疲秦计划”。后事泄被发现，秦王政听信宗室大臣的进言，认为来秦的客卿大抵都想游间于秦，就下令驱逐客卿。李斯也在被驱逐之列，尽管惶恐不安，但主动上书，写下千古流传的《谏逐客书》。其立意高深，始终围绕“大一统”的目标，正反论证，利害并举，说明用客卿强国的重要性。更多文言文学习文章敬请关注“诗词网文言文阅读”的古文观止栏目。

　　【前因后果】

　　本篇见于《史记·李斯列传》。战国末年，韩国怕秦国出兵来攻，派水工郑国到秦国去，建议秦国在泾阳县西北开凿渠道，引泾水东流入洛水，称郑国渠，想用它来阻碍秦国向韩国进军。事情发觉后，秦宗室大臣提出逐客的主张，李斯也在被逐之中，他因此写了这封《谏逐客书》。

　　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称：“李斯之止逐客”，“顺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当时赶走客卿的主张，已得到秦王同意。李斯反对赶走客卿，触犯秦王，所以称“批逆鳞”，却能“功成计合”，这跟“顺情入机，动言中务”有关。他开头提出“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把“逐客”说成是“吏议”，使秦皇容易听下去，这就是“顺情”。接下来历举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君任用客卿所收到的功效，这就“入机”，又以“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会怎样，作正反比较，逐客的错误就明显了。

　　转到秦王，另起波澜。从秦王爱好的色乐珠玉都不产于秦，然后反复推论，归结到重色乐珠玉而轻人民，“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这就是“动言中务”，正点到秦王要称霸的雄心。接下来又从“地广者粟多”等联系到泰山、河海的比喻，再转到“弃黔首以资敌国”的错误，归结到“今逐客以资敌国”的危殆。这样波澜起伏，正是“飞文敏以济辞”（刘勰语），终于打动了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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