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秋怀原文及赏析
《秋怀》是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创作的一首五言律诗。这首诗从感念“节物”出发,借景抒怀,表达了作者忧世有心而救时无术,既慕隐居而又难能如愿,热爱生活和感叹国事的复杂感情。以下是小编整理的(精)秋怀原文及赏析,欢迎阅读。
秋怀
作者:欧阳修
朝代:清朝
节物岂不好,秋怀何黯然!
西风酒旗市,细雨菊花天。
感事悲双鬓,包羞食万钱。
鹿车何日驾,归去颍东田。
赏析:
这首诗抒发了作者热爱生活和感叹国事的复杂情感。首联说应季节时令而产生的景物难道不好吗?为什么所引起的秋思却这样令人心神沮丧呢?颔联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继续描绘“节物”,咏尽秋日佳趣。那么,究竟为何而心绪黯然?该联采用白描的手法,将酒旗招摇于西风中,菊花在细雨中盛开之景形象描述,以乐景衬哀情照映首联,并从侧面烘托出诗人心情的黯然。颈联告知我们,诗人因感叹国事,连双鬓都因悲忧而变得苍茫了!自己实在羞于过这种食厚禄而于中无补的苟且生活,所以尾联便写作者归隐的思想。这就是诗人心绪黯然的所在。
秋天,草木黄落,原野萧条。苍凉凄清的景象,最易触动离人游子的伤感,勾起羁旅行役的乡愁。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首开其端,古往今来,多少骚人墨客,从各自的身世经历,以“悲秋”、“秋兴”、“秋怀”为题,抒发了思乡怀人的感慨。如黄庭坚的“茅堂索索秋风发,行绕空庭紫苔滑。蛙号池上晚来雨,鹊转南枝夜深月。翻手覆手不可期,一死一生交道绝。湖水无端浸白云,故人书断孤鸿没。”(《秋怀》二首之二)便是这类感秋抒怀诗中的佳作。这两首《秋怀》诗,并未凭秋色诉离情,托秋意写别恨,而是借秋景表达他们的忧国之心,格调高致。
欧阳修诗的首联“节物岂不好,秋怀何黯然”,用反问句式,点明自己热爱自然而又心绪黯然的矛盾。秋天不仅令人心旷神怡,而且是五谷登、山果熟、菊黄蟹肥的季节。这样的季节,本应令人欣喜陶醉,为什么反而使诗人黯然神伤呢?--这就不能不引起读者的疑问。颈联承第二句,对此作了回答:“感事悲双鬓,包羞食万钱。”要理解这两句,先须了解“感事”和“包羞”的内涵。诗人幼孤家贫,生性节俭,而今已有丰厚的官俸,因而他的“感事”,显然不是个人生活上的事而是国家大事。如果说上句尚属隐约其词,那么,下句便由隐约而明朗:所谓“包羞”,即指所作所为于心不安,只感到耻辱。唐代杜牧《题乌江亭》诗云: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那是批评项羽不能包羞忍耻,再振羽翼。欧阳修诗中的“包羞”,其用意恰好相反。两句意为:因感叹国事,连双鬓都因悲忧而变得苍苍了,自己实在羞于过这种食厚禄而于国无补的苟且生活。其忧国之情溢于言表。
这种拳拳忧国之心,又是借秋景的描绘得以展现的。诗人以景传情,情韵深长。欧阳修的诗颔联承首句描绘“节物”:西风酒旗市,细雨菊花天。”西风里酒旗招展,细雨中菊花盛开。十字咏尽秋日佳趣。《雪浪斋日记》云:“或疑六一诗,以为未尽妙,以质于子和。子和曰:‘六一诗只欲平易耳。如西风酒旗市,细雨菊花天,岂不佳?’”这联名句,不用一个系词,不着半点雕饰,以纯白描的手法,不仅写出了典型的季节风物,也写出了诗人对自然、对生活的喜爱之情;不仅有杜甫“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二首》其一)那样的自然美景,也有张籍“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成都曲》)那样的市井侧影,可谓出语平淡而寄情深邃。
欧诗从感念“节物”出发,借景抒怀,表达了作者忧世有心而救时无术,既慕隐居而又难能如愿,热爱生活和感叹国事的复杂感情。罗诗则表现了深切的亡国之痛,如“凄凉”、“那堪”、“风雨”及“毡寒”等词,无一提及国势,却洋溢着作者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焦灼以至失望愤慨的情绪,含蕴是深广的。
欧诗尾联借用佛教用语,愤然思归:“鹿车何日驾?归去颍东田。”鹿车,借用佛家语,此处以喻归隐山林。两句意谓:何日才能驾起鹿车,回到颍东去过躬耕田亩的生活呢?诗人以“贤者避世”之想,表现了对与世浮沉的苟且生活的憎恶。欧阳修《六一居士传》自述,藏书一万卷,集录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故号六一居士。参照这一自述,可以清楚看出,欧阳修的“鹿车何日驾?归去颍东田”,即有儒家忧世之慨,也有道家超然物外之想。
总之,这首诗“实而有条理”,流转自然,语无华饰而爱国情深,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注释
⑴秋怀:秋日的思绪情怀。
⑵节物:节令风物。
⑶酒旗:酒店悬挂于路边用与招揽生意的锦旗。
⑷包羞:对所做事感到耻辱不安。
⑸鹿车:用人力推挽的小车。《风俗通义》说因其窄小,仅载得下一鹿,故名。
⑹颍东:指颍州(今安徽阜阳)。欧阳修在皇祐元年(1049)知颍州,乐西湖之胜,将卜居,不久内迁。翌年,约梅圣俞买田于颍。
译文
这节令风物有哪一点使人不称心?可不知怎的,我面对这满眼秋色,却禁不住黯然神伤。西风猎猎,市上的酒旗迎风招展;细雨濛濛,到处有金色的菊花怒放。想到国事家事,愁得我双鬓灰白;白白地耗费朝廷俸禄,我心中感到羞耻难当。什么时候能满足我的愿望——挽着鹿车,回到颍东,耕田植桑。
创作背景
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八月,“庆历新政”失败,执政大臣杜衍、范仲淹等相继被斥逐。欧阳修因上书为他们辩护,也被捏造罪名,由河北都转运按察使降知滁州,十月到任。欧阳修遭贬使他对当时冷酷的社会现实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官场的倾轧,使他希图摆脱世俗纷扰,向往恬静的归隐生活,此诗即作于滁州到任后的一个秋天。
作者简介
欧阳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被世人称为“唐宋散文八大家”。
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
思想贡献
欧阳修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当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严重危机,有较清醒的认识。主张除积弊、行宽简、务农节用,与范仲淹等共谋革新。晚年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思想渐趋保守,对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制和讥评;但比较实事求是,和司马光等人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
宋初,在暂时承平的社会环境里,贵族文人集团提倡的西昆体诗赋充斥文坛,浮华纂组,并无社会意义,却曾风靡一时。为了矫正西昆体的流弊,欧阳修大力提倡古文。他自幼爱读韩愈文集,出仕后亲自校订韩文,刊行天下。
他在文学观点上师承韩愈,主张明道致用。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以“道”为内容,为本质,以“文”为形式,为工具。特别重视道统的修养,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学者当师经”,师经才能用“道”来充实自己。但他又假正了韩愈的某些偏颇。在对“道”的解释上,他把现实中的“事”,看作是“道”的具体内容。他认为学道而不能至,是因为“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他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 (《与张秀才第二书》)。在对待“道”与“文”的关系上,主张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认为“文”固然要服从于“道”,但非“有德者必有言”,并且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所谓“事信言文”,就是内容要真实,语言要有文采,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这是欧阳修对创作的基本论点。
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
应用文体
欧阳修是杰出的应用文章家。他一生著述颇丰,《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本文所引欧文皆出此集)有文章2651篇,应用文2619篇,可见他的文章写作主要是应用文写作;还撰有《新五代史》74卷,《新唐书》75卷。他不仅应用文写作颇有建树,而且对应用文理论贡献也很大。
创立应用文概念。目前论者都认为应用文一词最早见于南宋张侃的《跋陈后山再任校官谢启》:“骈四俪六,特应用文耳。”(拙轩集·卷五)张只涉及应用文取“四六”的语言形式,严格说来还不能说明确了应用文概念。北宋的欧阳修在《辞副枢密与两府书》中云,嘉祐五年十一月奉制命授枢密副使,“学为应用之文”。这里的应用文是指公文文体。他在同一年的《免进五代史状》中自述为得功各事无用之时文,得功名后,“不忍忘其素习,时有妄作,皆应用文字”。“文字”即文章。这里的应用文指实用文章。可见,欧阳修是从文体形式、实用性质两方面来明确应用文概念的,他已把应用文当作独立的文章体裁。构筑了应用文理论的大体框架。如上所述,他认为应用文的性质是实用的。他赞扬苏洵的应用文章“实有用之言”(《荐布衣苏洵状》),黄校书策论“中於时病而不为空言”(《与黄校书论文章书》)。欧阳修关于应用文的实用性质是很明确的。他认为应用文的特点有三。一是真实。欧阳修认为写史要“立传纪实”(《进新修唐书表》)。所谓“纪实”,就是应像《春秋》一样褒贬善恶,“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魏梁解》),“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春秋论中》),“书事能不没其实”(《唐于鲁神道碑》)。他还认为诏令“必须合於物议,下悦民情”(《论慎出诏令札子》),用当今的语言来表述,就是要与实际相符。欧阳修主张应用文真实,一是为了应用,二是为了传於后世。三是简洁质朴。“典诰誓命之文,纯深简质”(《正史类》),赞扬孔宙碑文简质(《后汉泰山都尉孔君碑》),朝廷诏书应“复古朴之美,不必雕刻之华”(《论李淑奸邪札子》),铭应“言简而著”(《内殿崇班薛君基表》),“师鲁之《志》,用意特深而语简”(《论<;尹师鲁墓志>;》),“文书甚简”(《乞洪州第七状》),简洁质朴是欧阳修文章批评的标准之一。三是得体。他赞扬刘敞追封皇子公主九人的公文典雅,“各得其体”(《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体”指内容而言,欧阳修谓之“大体”。“公於制诰,尤得其体”(《谢公绛墓志铭》),他赞扬谢希深的制诰尤得西汉制诰之体,“体”指文体。“考其典诰誓命之文,纯深简质,丁宁委曲,为体不同”(《崇文总目叙释·正史类》),“体”指语体。欧阳修主张应用文应合大体、文体、语体,其理论已相当精深。
欧阳修对公文的贡献很大。他写有公文一千一百零二篇,公文理论也很系统。公文内容“必须合於物议,下悦民情”;形式“取便於宣读”,采用“四六”的语言形式(《内制集序》),开苏轼改革骈文之先河。他自责其公文有“无以发明”,“意思零落”,“非工之作”,“拘牵常格”的毛病,主容要完整出新,有条有理;形式既要规范,又要创新。他按公文的行文方向,把公文分为三类:“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则曰符曰檄,问讯列对;下而上者,则曰状;位等相以往来,曰移曰牒。”(《与陈员外书》)他认为符、檄是下行文,状为上行文,移、牒为平行文;并明确公文不能“施於非公之事”。欧阳修虽未明确上行文、平行文、下行文的概念,但为刘熙载按行文方向分类打下了基础。(摘自《应用写作》月刊1997年第2期《欧阳修应用文论》)
为政成就
欧阳修给宋仁宗的奏折:“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岂是国家之利!欲乞罢青枢务,任以一州,既以保全之,亦为国家消未萌之患。”狄青被贬几年后就抑郁而死。
欧阳修加深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为之后中华屡遭异族入侵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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