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读后感
在平时的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或多或少都接触过散文吧？散文常用记叙、说明、抒情、议论、描写等表达方式。那么你真的知道要怎么写散文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余秋雨散文》读后感，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余秋雨散文》读后感1
激情与智性的二重奏
著名学者孙绍振先生曾说：“余秋雨之所以在九十年代崛起，就是因为他在自然景观面前，将激情的抒发和智性的文化沉思结合了起来。”读《文化苦旅》，读《山居笔记》，我们都会鲜明地发现一个普遍存在的艺术个性，即以自然景观为核心意象，使激情与智性相互渗透，把对自然景观的赞叹和文化景观的阐释统一起来。《都江堰》就是这样的一篇佳作。
这篇散文抒情激切、高亢。文章开篇就奠定了一种厚此薄彼、褒贬分明的情感基调：“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我以为” “最激动人心”“不是……而是……”这些字眼，将作者的理性判断镀上强烈的主观情绪色彩，它统领下文对都江堰自然地理景观(水)和文化景观(李冰之于水利建设的杰出贡献)等的描述与议论。
激情的抒发需要具体形象的铺垫，否则感情势必空洞浮泛。《都江堰》一文形象刻画角度多变，生动空灵。有正面描写，有侧面烘托。正面描写，或从听觉角度切入 ——“如地震前兆，如海啸将临，如山崩即至”——未见其形，先闻其声，以极度夸张的比喻摹拟江水惊心动魄的声响;或从视觉角度摄取，抓拍堰中江水股股叠叠或合聚飞奔或分流直窜的动态镜像，突出其规整中的强悍的精神，展示它“壮丽的驯顺”的个性。侧面烘托，有欲扬先抑，如写去都江堰之前的先入为主的偏见、懒懒的心绪、散散的脚步，来反衬之后亲睹真容的震惊与叹服;有对比映衬，如以海水的“雍容大度”与江水的“精神焕发”相比照，突出江水“踊跃喧嚣”的气韵。这些自然景观形象的描绘，饱含钦敬欣羡之情，为下文文化景观的智性反思张本。这些感性的丽句里潜藏着作者对都江堰内蕴的精神风度之历史价值的深邃反思。
智性的沉思需要具体形象的承载，否则思考势必单调枯燥。文章在从声、形、神韵等多侧面写足了都江堰自然景观的壮美之后，接着将视线聚焦于“李冰”这一形象及其历史文化的内涵上。作者对李冰形象的刻画是粗线条的，主要用夹叙夹议的手法，纵横今古，浪漫飘逸，充满诗情。作者先是遗貌取神，“取其一点，不及其余”，以类似速写的笔法，寥寥数字勾出他想像中的蜀守李冰的`形象：“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然后叠加上“画外音”：“站在江心的岗亭前，‘你走这边，他走那边’的吆喝声、劝诫声、慰抚声声声入耳。”再点缀以妙语连珠的议论，展开与人文景观的对话。如“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澄彻的人类学的思考”，又如“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雄壮、蛮吓、残忍;他筑堰的指令，智慧、仁慈、透明”等等，这些潇洒出尘的智性判断把李冰形象深厚的精神内涵纵深挖掘出来，坦呈在读者面前。这些智性的睿语中奔涌着作者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精神资源的敬重与热爱之情。
智性的沉思，不仅要借助于思接千载、心骛八极的想像，更须有纵横捭阖的联想，从而让议论的锋芒更犀利。本文第三部分，在阐释李冰的治水韬略时，作者顺水推舟的点到：“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濡养。”这是借题发挥的神来之笔，换句话讲，这才是都江堰这一人文景观的核心隐喻，它与长城所象征的“保守、僵硬、封闭”形成一种潜在的对照。此外，作者还善用穿插笔法以拓宽阐释空间，如第三部分倒数第2自然段，插叙了石像出土后，一位现代作家面对残损的塑像而向现代官场衮衮诸公发出的诘问——“活着或死了应站在哪里”，这是对当下那些尸位素餐者掷地有声的当头棒喝。其实，这也是作者在向读者追问：我们今天，应该向李冰学习什么?那不就是曾经有过的“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不就是天下为公、泽被万民的务实行动?……
“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以小见大，由表及里，因少总多的选材与立意的运思方式，是秋雨文化谋篇布局的常规。本文着重从都江堰这一人文景观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的层面来抒情议论的，因景及人，因人及事，因事及理，如抽茧剥丝，将其精神个性、文化人格、政治理想的追求跃然于纸上，感性与理性交融，谱写了一曲浩浩荡荡的激情与智性的二重奏。
《余秋雨散文》读后感2
著名学者孙绍振先生曾说：“余秋雨之所以在九十年代崛起，就是因为他在自然景观面前，将激情的抒发和智性的文化沉思结合起来。”读《文化苦旅》，读《山居笔记》，我们都会鲜明地发现一个普遍存在的艺术个性，即以自然景观为核心意象，使激情与智性相互渗透，把对自然景观的赞叹和文化景观的阐释统一起来。《都江堰》就是这样的一篇佳作。
这篇散文抒情激切、高亢。文章开篇就奠定一种厚此薄彼、褒贬分明的情感基调：“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我以为”“最激动人心”“不是……而是……”这些字眼，将作者的理性判断镀上强烈的主观情绪色彩，它统领下文对都江堰自然地理景观（水）和文化景观（李冰之于水利建设的杰出贡献）等的描述与议论。
激情的抒发需要具体形象的铺垫，否则感情势必空洞浮泛。《都江堰》一文形象刻画角度多变，生动空灵。有正面描写，有侧面烘托。正面描写，或从听觉角度切入——“如地震前兆，如海啸将临，如山崩即至”——未见其形，先闻其声，以极度夸张的比喻摹拟江水惊心动魄的声响；或从视觉角度摄取，抓拍堰中江水股股叠叠或合聚飞奔或分流直窜的动态镜像，突出其规整中的强悍的精神，展示它“壮丽的驯顺”的个性。侧面烘托，有欲扬先抑，如写去都江堰之前的先入为主的偏见、懒懒的心绪、散散的脚步，来反衬之后亲睹真容的震惊与叹服；有对比映衬，如以海水的“雍容大度”与江水的“精神焕发”相比照，突出江水“踊跃喧嚣”的气韵。这些自然景观形象的描绘，饱含钦敬欣羡之情，为下文文化景观的智性反思张本。这些感性的丽句里潜藏着作者对都江堰内蕴的精神风度之历史价值的深邃反思。
智性的沉思需要具体形象的承载，否则思考势必单调枯燥。文章在从声、形、神韵等多侧面写足都江堰自然景观的壮美之后，接着将视线聚焦于“李冰”这一形象及其历史文化的内涵上。作者对李冰形象的刻画是粗线条的，主要用夹叙夹议的`手法，纵横今古，浪漫飘逸，充满诗情。作者先是遗貌取神，“取其一点，不及其余”，以类似速写的笔法，寥寥数字勾出他想像中的蜀守李冰的形象：“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然后叠加上“画外音”：“站在江心的岗亭前，‘你走这边，他走那边’的吆喝声、劝诫声、慰抚声声声入耳。”再点缀以妙语连珠的议论，展开与人文景观的对话。如“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最澄彻的人类学的思考”，又如“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雄壮、蛮吓、残忍；他筑堰的指令，智慧、仁慈、透明”等等，这些潇洒出尘的智性判断把李冰形象深厚的精神内涵纵深挖掘出来，坦呈在读者面前。这些智性的睿语中奔涌着作者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精神资源的敬重与热爱之情。
智性的沉思，不仅要借助于思接千载、心骛八极的想像，更须有纵横捭阖的联想，从而让议论的锋芒更犀利。本文第三部分，在阐释李冰的治水韬略时，作者顺水推舟的点到：“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濡养。”这是借题发挥的神来之笔，换句话讲，这才是都江堰这一人文景观的核心隐喻，它与长城所象征的“保守、僵硬、封闭”形成一种潜在的对照。此外，作者还善用穿插笔法以拓宽阐释空间，如第三部分倒数第2自然段，插叙石像出土后，一位现代作家面对残损的塑像而向现代官场衮衮诸公发出的诘问——“活着或死应站在哪里”，这是对当下那些尸位素餐者掷地有声的当头棒喝。其实，这也是作者在向读者追问：我们今天，应该向李冰学习什么？那不就是曾经有过的“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不就是天下为公、泽被万民的务实行动？……
“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以小见大，由表及里，因少总多的选材与立意的运思方式，是秋雨文化谋篇布局的常规。本文着重从都江堰这一人文景观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的层面来抒情议论的，因景及人，因人及事，因事及理，如抽茧剥丝，将其精神个性、文化人格、政治理想的追求跃然于纸上，感性与理性交融，谱写一曲浩浩荡荡的激情与智性的二重奏。
《余秋雨散文》读后感3
品读余秋雨的历史散文，蔚然成了近年来中国小资的时髦风气，并带出了文坛一阵风潮。历史利用文学获得“美丽外观”，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由此带来的文化狂喜，可以从他散文集的发行量上得到证实。
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余秋雨做出的努力是令人赞赏的。在我的记忆里，余文首先在上海的《收获》杂志连载，而后被不断地出版、转载、报导，成为中国各大城市的重要畅销图书，甚至出现在几乎所有的中文网站和杂志上，与鲁迅和林语堂的作品一道成为现代散文的经典之作。一时间，大有不读余文，羞谈文学之风。果真是这样吗?让我们以他的《文化苦旅》为例，看看历史和文学在这里是怎样结构在一起的。
在《文化苦旅》中，我们可以透彻的看到作者采用的话语策略，那就是透着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的传统“爱国主义”(也即“民族主义”，这正是该书发行时面临的一种流行思潮)，而后在这引导下进入深度操作的层面。
第一篇“道士塔”是一个奠定民族主义基调的重要篇章，它确立了整部书的话语(价值)姿态：王道士以他无知和贪婪出卖了中华文化的瑰宝“敦煌石窟艺术”珍品。这种道德化的母题和“故事”完全符合大众的“民族主义”走向。
不仅如此，作者还使用了一些煽情主义话语记号来强化这种戏剧性的效果，如“伤口”、“滴血”、“下跪”、“恳求”乃至“哭泣”，所有这些意象或独白都展示了一种露骨的煽情技巧。尽管它从文学技巧上看相当笨拙，但在中国的读者市场却是双重有效的，即点燃了读者的历史怒气，又使之产生了对作品乃至作者的无限钟爱，这样的例子在余文中俯拾皆是。
余文成功的运用历史随笔与情感化的叙述方式，引发了大众的阅读回响。尽管人们并未从这些历史诠释中获得新的概念，但封存在历史中的传统价值和现代生活的断裂，获得了某种修复，旧式文人的理想、趣味和面容遭到了大众之手的亲切抚摸。那么，在当时所谓“建构大中华文化圈”的大汉民族主义思潮中，余文受到大陆、台湾乃至世界各地华人知识分子读者的响应和鼓掌，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但是余文在市场化的包装上存在着“媚俗”过火的问题。它太过矫情。再以“王道士”一文为例，由于爱“宝”心切，作者竟打算给道士“下跪”，而为了敦煌经卷的一次亏本的“出口贸易”，作者想为此“大哭一场”。这种行文上的肆意煽情，主要源于，他一方面沉浸在老式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之中，一方面则试图向大众或市场寻求最大限度的认可，这两者最终发生了统一。没有任何一种统一比这一种看起来更为古怪。
与诗歌相比，中国散文在其历史进程中始终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散文是诗歌与小说的话语残渣，堆积在文学史的边缘，成为每个时代主流话语的底衬。长期以来，以小日子、小情趣、小思想和小笔触为基本特征的“小散文”，尽管获得了城市市民的热烈掌声，其局限却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一个充满着阔大意象的中国文化而言，它只能是一种日用文化缀品。这就为所谓“大散文”诞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由：散文需要长“大”，需要更为“大气”的构架和运作。
在我看来，余进入历史和政治话语领域是一个错误。他旅行于一个他完全不能驾驭的领域，并陷入了阔大的迷津，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余文依托的那些陈旧的话语体制，正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里缓慢地崩溃。我们应该注意到，所有出现在这些怀旧书页中的言说都是一种挽歌，哀悼着所有正在随风而逝的政治、道德和文化传统。
余文并未让历史向我们开放并成为我们的，恰恰相反，它显示了一个旧式文人的普通特征：屈从于陈旧的历史阐述和历史语法，同时又沉醉在一些细小的话语改
造之中，而这样的文本无疑无法成为新散文的方向。
散文应当从这思想的迷津中彻底解放出来，散文应当终止这种紧张的文化漫行，返回到伫立、安坐或躺的舒适状态。在一个高速运转的超级资讯时代，散文完全没有必要成为思想者的承重之本。“轻小”应当成为散文的常态，而“娓语”才是当代散文的主流。无关乎深沉和浅薄，要的只是真性情，流行散文的真正面貌就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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