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陵王·柳》原文赏析
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大家对古诗都再熟悉不过了吧,古诗是古代中国诗歌的泛称,在时间上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诗歌作品。其实很多朋友都不太清楚什么样的古诗才是好的古诗,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兰陵王·柳》原文赏析,欢迎阅读与收藏。
原文: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
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
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沈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诗词赏析:
自从清代周济《宋四家词选》说这首词是“客中送客”以来,注家多采其说,认为是一首送别词。胡云翼先生《宋词选》更进而认为是“借送别来表达自己‘京华倦客’的抑郁心情。”把它解释为送别词固然不是讲不通,但毕竟不算十分贴切。其实这首词是周邦彦写自己离开京华时的心情。此时他已倦游京华,却还留恋着那里的情人,回想和她来往的旧事,恋恋不舍地乘船离去。宋张端义《贵耳集》说周邦彦和名妓李师师相好,得罪了宋徽宗,被押出都门。李师师置酒送别时,周邦彦写了这首词。王国维在《清真先生遗事》中已辨明其妄。但是这个传说至少可以说明,在宋代,人们是把它理解为周邦彦离开京华时所作。那段风流故事当然不可信,但这样的理解恐怕是不差的。
这首词的题目是“柳”,内容却不是咏柳,而是伤别。古代有折柳送别的习俗,所以诗词里常用柳来渲染别情。隋无名氏的《送别》:“杨柳青青著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便是人们熟悉的一个例子。周邦彦这首词也是这样,它一上来就写柳阴、写柳丝、写柳絮、写柳条,先将离愁别绪借着柳树渲染了一番。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这个“直”字不妨从两方面体会。时当正午,日悬中天,柳树的阴影不偏不倚直铺在地上,此其一。长堤之上,柳树成行,柳阴沿长堤伸展开来,划出一道直线,此其二。“柳阴直”三字有一种类似绘画中透视的效果。“烟里丝丝弄碧”转而写柳丝。新生的柳枝细长柔嫩,像丝一样。它们仿佛也知道自己碧色可人,就故意飘拂着以显示自己的美。柳丝的碧色透过春天的烟霭看去,更有一种朦胧的美。
以上写的是自己这次离开京华时在隋堤上所见的柳色。但这样的柳色已不止见了一次,那是为别人送行时看到的:“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隋堤,指汴京附近汴河的堤,因为汴河是隋朝开的,所以称隋堤。“行色”,行人出发前的景象。谁送行色呢?柳。怎样送行色呢?“拂水飘绵。”这四个字锤炼得十分精工,生动地摹画出柳树依依惜别的情态。那时词人登上高堤眺望故乡,别人的回归触动了自己的乡情。这个厌倦了京华生活的客子的怅惘与忧愁有谁能理解呢:“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隋堤柳只管向行人拂水飘绵表示惜别之情,并没有顾到送行的京华倦客。其实,那欲归不得的倦客,他的心情才更悲凄呢!
接着,词人撇开自己,将思绪又引回到柳树上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古时驿路上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亭是供人休息的地方,也是送别的地方。词人设想,在长亭路上,年复一年,送别时折断的柳条恐怕要超过千尺了。这几句表面看来是爱惜柳树,而深层的涵义却是感叹人间离别的频繁。情深意挚,耐人寻味。
上片借隋堤柳烘托了离别的气氛,中片便抒写自己的别情。“闲寻旧踪迹”这一句读时容易忽略。那“寻”字,并不是在隋堤上走来走去地寻找。“踪迹”,也不是自己到过的地方。“寻”是寻思、追忆、回想的意思。“踪迹”指往事而言。“闲寻旧踪迹”,就是追忆往事的意思。为什么说“闲”呢?当船将开未开之际,词人忙着和人告别,不得闲静。这时船已启程,周围静了下来,自己的心也闲下来了,就很自然地要回忆京华的往事。这就是“闲寻”二字的意味。现代人也会有类似的经验,亲友到月台上送别,火车开动之前免不了有一番激动和热闹。等车开动以后,坐在车上静下心来,便去回想亲友的音容乃至别前的一些生活细节。这就是“闲寻旧踪迹”。那么,此时周邦彦想起了什么呢?“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有的注释说这是写眼前的送别,恐不妥。眼前如是“灯照离席”,已到夜晚,后面又说“斜阳冉冉”,时间如何接得上?所以这应是船开以后寻思旧事。在寒食节前的一个晚上,情人为他送别。在送别的宴席上灯烛闪烁,伴着哀伤的乐曲饮酒。此情此景真是难以忘怀啊!这里的“又”字告诉读者,从那次的离别宴会以后词人已不止一次地回忆,如今坐在船上又一次回想起那番情景。“梨花榆火催寒食”写明那次饯别的时间,寒食节在清明前一天,旧时风俗,寒食这天禁火,节后另取新火。唐制,清明取榆、柳之火以赐近臣。“催寒食”的“催”字有岁月匆匆之感。岁月匆匆,别期已至了。
“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周济《宋四家词选》曰:“一愁字代行者设想。”他认定作者是送行的人,所以只好作这样曲折的解释。但细细体会,这四句很有实感,不像设想之辞,应当是作者自己从船上回望岸边的所见所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风顺船疾,行人本应高兴,词里却用一“愁”字,这是因为有人让他留恋着。回头望去,那人已若远在天边,只见一个难辨的身影。“望人在天北”五字,包含着无限的怅惘与凄惋。
中片写乍别之际,下片写渐远以后。这两片的时间是连续的,感情却又有波澜。“凄恻,恨堆积!”“恨”在这里是遗憾的意思。船行愈远,遗憾愈重,一层一层堆积在心上难以排遣,也不想排遣。“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从词开头的“柳阴直”看来,启程在中午,而这时已到傍晚。“渐”字也表明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不是刚刚分别时的情形了。这时望中之人早已不见,所见只有沿途风光。大水有小口旁通叫浦,别浦也就是水流分支的地方,那里水波回旋。“津堠”是渡口附近的守望所。因为已是傍晚,所以渡口冷冷清清的,只有守望所孤零零地立在那里。景物与词人的心情正相吻合。再加上斜阳冉冉西下,春色一望无边,空阔的背景越发衬出自身的孤单。他不禁又想起往事:“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月榭之中,露桥之上,度过的那些夜晚,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宛如梦境似的,一一浮现在眼前。想到这里,不知不觉滴下了泪水。“暗滴”是背着人独自滴泪,自己的心事和感情无法使旁人理解,也不愿让旁人知道,只好暗息悲伤。
统观全词,萦回曲折,似浅实深,有吐不尽的心事流荡其中。无论景语、情语,都很耐人寻味。
(五言古诗)悲愤诗原文:
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疆。
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
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
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
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机徵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
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
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
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
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
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
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
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
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
观者皆嘘唏,行路亦呜咽。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
念我出腹子,匈臆为摧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廓为山林,庭宇生荆艾。
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
登高远眺望,魂神忽飞逝。奄若寿命尽,旁人相宽大。为复强视息,虽生何聊赖。
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励。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
诗词赏析:
《后汉书·董祀妻传》说蔡琰“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案,兴平当作初平。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用沈钦韩的说法,已指出此点),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董)祀。……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其一为五言,其二为骚体。自从苏东坡指出它们的真伪问题之后,主真主伪派各有人在。《悲愤诗》二章见载于《后汉书》蔡琰本传中,主伪派(包括一真一伪派)没有确凿的证据,一般人相信这两首诗是蔡琰所作,其中五言的一首艺术成就远远超过骚体的一首,历代选家多选其五言而遗其骚体,是不为无见的。
《悲愤诗》(其一)是我国诗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全诗一百零八句,计五百四十字,它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诗人在汉末大动乱中的悲惨遭遇,也写出了被掠人民的血和泪,是汉末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生活的实录,具有史诗的规模和悲剧的色彩。诗人的悲愤,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它是受难者对悲剧制造者的血泪控诉。字字是血,句句是泪。
全诗可分三大段,前四十句为第一大段,其中分三个层次。前十四句,先从董卓之乱写起。这是诗人蒙难的历史背景,它概括了中平六年(189)至初平三年(192)这三四年的动乱情况,诗中所写,均有史可证。“斩截无孑遗”以下八句,写出了以董卓为首的一群穷凶极恶的豺狼所进行的野蛮屠杀与疯狂掠夺。据《三国志·董卓传》记载:“(董卓)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城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诗中所写的卓众东下,杀人如麻,以至积尸盈野、白骨相撑以及“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惨象,是这场浩劫的实录。“载妇女”三字,把诗人自己的遭遇暗暗引入。初平三年春,董卓部将李傕、郭氾大掠陈留、颍川诸县,他们的部队中又杂有羌胡兵,蔡琰就是此时被掳的。“所略有万计”以下十六句,细述诗人在俘虏营中的生活。这些成千上万的俘虏,贼兵不让他们在一起屯聚,即使骨肉之间碰在一起,也不敢说一句话。稍不留意,就会遭到一顿臭骂和毒打。他们日夜号泣悲吟,欲死不得,欲生不能,于是诗人含着满腔的悲愤,只好呼天而问。“彼苍者”两句,将途中之苦总括收住。这一大段最精彩的艺术描写,是贼兵辱骂俘虏的几句话,口吻毕肖,活画出贼兵一副狰狞的嘴脸。
“边荒与华异”以下四十句为第二大段,主要描写在边地思念骨肉之亲的痛苦及迎归别子时不忍弃子、去留两难的悲愤。“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两句,高度概括了诗人被掳失身的屈辱生活,在不忍言、不便言之处,仅用“少义理”三字概括,“以少总多”,暗含着她被侮辱被蹂躏的无数伤心事。“处所多霜雪”以下六句,用“霜雪”、“胡风”,略言边地之苦,以引出念父母的哀叹。诗人通过居处环境的描写,以景衬情,以无穷无尽的“霜雪”和四季不停的“胡风”,来烘托出无穷已的哀叹,增强了酸楚的悲剧气氛。有的注家认为蔡琰被掠后所居之地在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附近),这是不确切的。暂居在河东平阳的,是南匈奴右贤王去卑的一支,非左贤王所居之地。谭其骧先生考证出蔡琰所居之地在西河美稷(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一带),较为可信,不然,地近中原的河东平阳焉能称作“边荒”?又何言“悠悠三千里”呢?“有客从外来”以下六句,叙述引领望归和急盼家人消息的心情,忽喜忽悲,波澜起伏。客从外来,闻之高兴;迎问消息,方知不是同乡,也不是为迎己而来,希望转为失望。“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两句,诗的意脉忽又转折,平时所企望的事情意外的实现了,真是喜出望外。“己得自解免”以下六句,忽又由喜而悲。返回故乡必须丢弃两个儿子,可能一别永无再见之日,念及母子的骨肉之情,怎能忍心抛弃自己的儿子呢?诗人于是陷入痛苦与矛盾之中。“别子”的一段艺术描写,感情真挚,而且挖掘得深而婉,最为动人。儿子劝母亲留下的几句话,句句刺痛了母亲的心。清人张玉谷评“天属缀人心”以下十六句诗说:“夫琰既失身,不忍别者岂止于子。子则其可明言而尤情至者,故特反复详言之。己之不忍别子说不尽,妙介入子之不忍别己,对面写得沉痛,而己之不忍别愈显矣,最为文章妙诀。”(《古诗赏析》卷六)此言颇为精到。儿子的几句质问,使诗人五内俱焚,恍惚若痴,号泣抚摩其子,欲行不前。在去住两难中,突现了抒情主人公的复杂矛盾心情。“兼有同时辈”以下八句,插叙同辈送别的哀痛,“同时辈”应指与蔡琰一起被掳,同时流落在南匈奴的人,其中应多为妇人女子。她们羡慕蔡琰能返回故乡,哀叹自己的'命运,故号啕痛哭。作者描绘出马不肯行、车不转辙、连观者和路人目睹此情此景无不欷歔流涕的场面。不言而喻,当事者的痛苦,要甚于旁观者十倍、百倍。此种衬托手法,更加突出了诗人悲痛欲绝的心境。
“去去割情恋”以下二十八句为第三大段,叙述归途及归后的遭遇。首六句写归途:割断情恋,别子而去,上路疾行,日行日远,但情恋又何尝能割去?“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两句,以念子作收,随作一顿。“既至家人尽”以下十二句,先叙述归后方知亲人凋丧,连中表近亲也没有,以此状写诗人的孤苦无依。接叙乱后荒凉:城郭变成山林,庭院长满荆棘漫草,白骨纵横,尸骸相撑。特别是“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两句,把战后的荒凉,通过阴森恐怖气氛的渲染,表现得十分透足。“茕茕对孤景”句,遥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两句。“登高远眺望”两句,又以念子暗收,遥应“念我出腹子”两句,把念子之情表现得回环往复。以下四句,叙述诗人在百忧煎熬之下,自己感到已快到生命的尽头,虽勉强生活下去,也失去了生活的乐趣。“托命于新人”以下四句,叙述重嫁董祀之后,虽用尽心力,勉励自己活下去,但自己经过一番流离之后,已经成为被人轻视的女人,常常耽心被新人抛弃,这反映了加在妇人身上的精神枷锁及自轻自贱的女性心态。最后以“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作结,“虽顶末段,却是总束通章,是悲愤大结穴处。”(《古诗赏析》)说明自己的悲剧生涯已无法解脱,悲愤无时无往不在,没有终极。
通观全诗,《悲愤诗》在艺术上有几点突出的成就。
诗人善于挖掘自己的感情,将叙事与抒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虽为叙事诗,但情系乎辞,情事相称,叙事不板不枯,不碎不乱。它长于细节的描绘,当详之处极力铺写,如俘虏营中的生活和别子的场面,描写细腻,如同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当略之处,一笔带过,如“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两句,就是高度地艺术概括。叙事抒情,局阵恢张,波澜层叠。它的叙事,以时间先后为序。以自己遭遇为主线,言情以悲愤为旨归。在表现悲愤的感情上,纵横交错,多层次,多侧面。她的伤心事太多了:被掠、杖骂、受侮辱、念父母、别子、悲叹亲人丧尽、重嫁后的怀忧,诗中可数者大约有七八种之多,但是最使她痛心的是别子。作者为突出这一重点,用回环往复的手法,前后有三四次念子的艺术描写。别子之前,从略述边地之苦,引出“感时念父母,已为念子作影。”(《古诗赏析》)正面描写别子的场面,写得声泪俱下。同辈送别的哀痛,又为别子的哀痛作了衬托。赎归上路后,又翻出“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一层。见得难以割舍的情恋,是因别子而发。至“登高远眺望,神魂忽飞逝”,又暗收念子。从这里可以看出别子是诗人最强烈、最集中、最突出的悲痛,从中可以看到一颗伟大的母亲的心在跳动。诗人的情感在这方面挖掘得最深,因此也最为动人,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匠心之所在。
《悲愤诗》的真实感极强,诗中关于俘虏生活的具体描写和别子时进退两难的复杂矛盾心情,非亲身经历是难以道出的。诚如近代学者吴闿生所说:“吾以谓(悲愤诗)决非伪者,因其为文姬肺腑中言,非他人所能代也。”(《古今诗范》)沈德潜说《悲愤诗》的成功“由情真,亦由情深也。”(《古诗源》卷三)足见它的真实感是有目共睹的。
《悲愤诗》语言浑朴,“真情穷切,自然成文”,它具有明白晓畅的特点,无雕琢斧凿之迹。某些人物的语言,逼真传神,具有个性化的特点。如贼兵骂俘虏的几句恶言恶语,与人物身分吻合,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形象鲜明生动。文姬别子时,儿子说的几句话,酷似儿童的语气,似乎可以看到儿童抱着母亲的颈项说话的神态,看出小儿嘟努着小嘴的样子,孩子的天真、幼稚和对母亲的依恋,跃然纸上,这在前此的诗歌中是罕见的。
《悲愤诗》激昂酸楚,在建安诗歌中别构一体,它深受汉乐府叙事诗的影响,如《十五从军征》、《孤儿行》等,都是自叙身世的民间叙事诗,《悲愤诗》一方面取法于它们,另方面又揉进了文人抒情诗的写法。前人指出它对杜甫的《北征》、《奉先咏怀》均有影响,不为无据。它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堪称建安时期叙事诗的双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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