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士人巫化及其文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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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士人巫化及其文学意义

　　从纵向看，在历代许多士人身上都存在巫化现象，但目前学界对士人思想的研究多限于论述士人思想的正统性、理性、包容性及宗教意识，对士人思想中的巫文化成分关注不够。事实上，巫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脉络，它对古代政治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有重要影响。它也是部分士人自身知识的构成部分，影响了士人的思想观念，进而影响到士人的文学创作及中国传统文学的题材、体裁和艺术风格。因此，从巫文化角度研究士人及其文学创作有一定意义。我们可以从巫文化视角对士人的思想及文学创作进行考述，以揭示巫文化对士人的影响，在还原历代许多士人身上有巫文化传承这一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分析此现象产生的缘由和它的文学意义，期望对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一点新思考。

　　一、士人巫化的表现

　　士人巫化是古代重要的文化现象，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在思想上，大部分士人对术士和巫术基本持肯定、赞同的态度;在实践上，许多士人参与到巫术活动中，甚至成为巫术的实施者;在理论上，部分擅长巫术的士人著书立说，推动了巫术理论的进步，完善了巫术技法，扩大了巫术的影响。士人巫化现象是我们客观、全面了解士人思想和生活的重要切入点。

　　首先，士人对术士和巫术多认可、赞美之辞，这是士人认同巫文化的体现。古代史书出自士人之手，从史书对术士和巫术的评价中，我们能看出士人对巫文化的态度。如《史记》卷一二七《日者列传》云：

　　且夫卜筮者，扫除设坐，正其冠带，然后乃言事，此有礼也。言而鬼神或以飨，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养其亲，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义置数十百钱，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妇或以养生：此之为德，岂直数十百钱哉!

　　《史记》对卜筮者极为赞赏，称赞他们有礼、有德、有义，它认为，这些卜筮者上可教化民众，下可救济穷人。他们利国利民，是道德上的模范。又如《新唐书》卷二零四《方技传》云：

　　李淳风、甄权、许胤宗、张文仲严善思、杜生、张果、邢和璞师夜光、罗思远、姜抚、桑道茂，凡推步、卜、相、医、巧，皆技也。能以技自显地一世，亦悟之天，非积习致然乃卓然有益于时者，兹可珍也。

　　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人是《新唐书》的主要编纂者。在这些士人看来，李淳风、甄权、许胤宗等术士都是天生异禀的奇人，他们精通巫术，是社会需要的人才，乃卓然有益于时者。卓然有益于时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它高度称扬了李、甄、许等术士的社会价值。欧阳修操时代文柄，宋、范、吕三人也名动文坛，他们的观点具有代表性，所以这个评价可看做是北宋士人对巫文化社会价值的普遍观点。《汉书艺文志》《旧唐书方技传》《明史方技传》《清史稿方技传》等史书中都有对各个朝代术士的记载和类似评价。从古代小说中也可看出士人对巫文化的态度，如《西塘集耆旧续闻》卷八有黄朝美论风鉴之语：

　　风鉴一事，乃昔人甄别人物，拔擢贤才之所急前世郭林宗、裴行俭又考器识以言臧否，余亦粗知大概余复思之，大凡相之所先，全在神气与心术，更或丰厚，其福十全。

　　相术，古时亦称风鉴。黄朝美认为，相术在古代社会有存在的价值，它可以帮助人们识别、选拔人才。他本人对相术也有研究。又如《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封神演义》中的姜子牙、《飞龙外传》中的苗训等人，精通巫术，心怀天下，能辅助明主定国安邦，是小说作者所塑造的时代风云人物和国家忠良。可以说，他们是士人的化身，在他们身上体现出古代士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人生理想。士人借助小说人物寄托了他们的政治理想和对巫文化的积极态度。

　　当然，士人对少数以术干利之徒提出了批评，但这不是他们对术士的主要态度。

　　其次，有的士人成为巫术活动的参与者或实施者，这直接体现了士人对巫文化的赞同态度。一方面，在古代政治中，士人常用巫术来决策、解疑，甚至把巫术作为施政手段。例如，《左传晋楚城濮之战》云：晋侯梦与楚子博，楚子伏己而盬其脑，是以惧。子范曰：吉吾且柔之矣。在城濮之战中，子范用梦占来预测战事。他认为晋侯之梦是战争胜利的吉兆，从而打消了晋侯的疑虑，晋国最终战胜了楚国。又如韩愈为祈禳写《祭鳄鱼文》，用诅咒术来驱赶危害百姓的鳄鱼。这体现了韩愈心系百姓的爱民之心，也反映了古代官员用巫术来处理政务的事实。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士人常用巫术来决断吉凶。如陆机《挽歌》云：卜择考休贞，嘉命咸在兹。这句诗是古代士人用占卜来决断坟地吉凶的表现，古人称之为卜穴。又如《阅微草堂笔记》云：

　　乾隆十九年，我参加殿试后，还没有张榜，在董文格先生家里，偶遇一位浙江人能测字。我写一墨字。那人说：状元不会属于你了你要做庶吉士了。后来果真是这样。

　　纪昀在笔记中讲述了自己通过测字来卜问前程的往事。这种现象在古代很常见，如宋朝每逢科举时，应试的举人在考前考后求神问卜者不计其数。巫术是古代士人决断吉凶的主要方法。再一方面，士人也用巫术来娱乐，李商隐《无题》云：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诗歌提到了射覆游戏。射覆在古代酒宴中很常见，清俞敦培《酒令丛钞》云：愚按《东方朔传》、《管辂传》皆言射覆乃占验之学，今精六壬术者，犹或能之。此游戏一直延续到清代，是古代士人酒令文化的一部分。可见，巫术渗透到古代士人的政治、军事、生活、娱乐中，士人成为巫术活动的主体之一。

　　再者，不少士人擅长巫术，他们为巫术理论和技法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提高了巫和巫文化的社会地位。如《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云：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

　　董仲舒的治国方针充满巫术色彩，借助于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行祈雨、止雨之术。他对中国祈雨、止雨术有突出贡献，其《春秋繁露》一书对祈雨、止雨术的原理和技法有详细的说明和介绍，堪称祈雨、止雨教科书。又如《宋书》卷四二七《邵雍传》云：而非依仿象类、亿则屡中者。邵雍博学多识，精通巫术，占卜亿则屡中，其《皇极经世》是易学占卜的一大成果。《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云：基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刘基博读经史子集，精通象纬之学。可见，渊博的知识有助于他们精研巫术义理，完善巫术技法。王玉德对士人在巫文化方面的贡献评价甚高，他在《中国社会史》中说道：

　　学究型的方士往往都出身于知识阶层，他们最擅长研究命理，探讨方法，著书立说，算命术的产生、变革和流传，都离不开他们的创作和整理。他们研究命理或为人推命，往往都是兼职的，就其身分本质而言，大多属于封建社会的士阶层，即封建知识分子事实上没有封建士人的参与和创作，也就不可能有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术数。

　　由此可知，古代的学究型术士，在本质上，他们属于封建社会的士阶层。渊博的知识和高深的学养有助于他们研究命理，探讨方法，著书立说，从理论和技法上推动巫文化的进步，而这正是江湖术士不能够完成的任务。因此，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就没有中国巫术理论和技法发展、完善，这是士人巫化最突出的表现。总之，士人深受巫文化浸染，在士人理性世界的背后还存在着一个非理性的巫文化世界。士人巫化现象虽不是所有士人的共同特征，却是相当一部分士人的重要特征，不宜被忽视。

　　二、士人方士化探因

　　士人巫化有历史传承和现实需要两个方面的因素。士源自巫，自身有巫的传承。巫术在古代政治和日常生活中都极具实用性，对许多士人来说，巫术是重要的技能，士人有学习、掌握它的必要性。

　　首先，士人巫化是对其自身历史承继的体现。士源于巫，其演变经历了由巫到王官再到诸子的过程。诸子从王官分化出来，成为巫的直接继承者。从巫到士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如《国语楚语下》的记载：

　　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在男曰觋，在女曰巫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

　　此记载讲述了古代官职的由来及演变。由此文可知，早期，巫、觋身兼数职;后来，从巫中分化出分管天地神民的五官，即所谓的王官。春秋战国王官失其官守，官学下替，诸子蜂起，士阶层产生。巫到王官，王官到诸子，先秦士阶层由此产生。巫、王官和诸子在职能上是一脉传承的。例如，墨家有信鬼神、重祭祀的传统，讲究宗祀严父，是以右鬼，是诸子中巫风最显著的学派之一。《墨子迎敌祠》中详细讲解了城池防御中的各种巫术，其中就包括祭祀青、赤、白、黑四色旗帜、各种神灵和望气等巫术。阴阳家，或敬顺杲天，或舍人事而任鬼神。其敬天事鬼，体现出明显的巫风。《鬼谷子》主张养志法灵龟，灵龟通神，其壳用以占卜，养志法灵龟体现了纵横家身上的占卜之风。可见，在先秦诸子身上体现出士阶层特有的巫文化传统，这是士人巫化的历史渊源。

　　其次，巫术是士人进身、做官的技艺，需要士人去学习、掌握它。古代国家大事常决断于巫术，巫术成为士人的进身之阶。如《魏书》卷三五《崔浩传》云：

　　太宗好阴阳术数，闻浩说《易》及《洪范》五行，善之，因命浩筮吉凶，参观天文，考定疑惑。浩综覈天人之际，举其纲纪，诸所处决，多有应验。恆与军国大谋，甚为宠密。崔浩出身北方高门，博览经史，本为博士祭酒，以儒学立身;却因擅长方术、多有应验，被统治者宠爱，而参与机要。又如元代明确规定了以巫术取士的选官制度，凭借巫术做官在士人中蔚然成风：元有中土，巨公异人，身兼数器者，皆应期而出，相与立法创制，开物成务，以辅成大业，亦云盛哉。再如《明史》卷二九九《袁珙传》中袁珙凭借相术显贵，官拜太常寺丞。历代统治者中多迷信巫术之人，他们与擅长巫术的士人同气相求，这为擅长巫术的士人进入仕途打开了方便之门。古代，巫术也是官员的工作技能：

　　古代的郡县官吏每年要及时上报郡况县情，其中包括雨水的多寡状况，在可能发生旱灾而耽误农作物耕种和成长的情况下，要按照指令和规定祈雨。

　　古代农业严重依赖自然条件，其中降雨情况对农业生产有决定性意义。在发生旱涝灾害时，祈雨、止雨成为地方官员的职责。如董仲舒、朱熹、张养浩等人为官时都曾亲自乞雨。古代，士人也将巫术运用到战争中，擅长方术是古代将领军事才能的体现。如被誉为中兴之臣的曾国藩，常用方术来指导作战：夜占卦问左军利钝，卦象不吉，焦灼之至。三更又专人去左处，嘱其不可分支。⑨曾国藩夜占军事，占卜结果显示左军不利，竟连夜派人去调整军事部署。综上所述，巫术是士大夫处理军国之事的一种本领，士人有学习、掌握它的必要性。

　　再者，巫术既是士人的生活技能，又是他们的娱乐方式。如古代婚礼中的纳吉，《礼记昏义》：归卜于庙，得吉兆，复使使者往告，婚姻之事于是定。这是卜婚。又如卜居，杜甫《卜居》云：浣花流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诗歌写作者卜居浣花溪的生活。士人常通过占卜选择居住地，白居易、高翥、苏轼、朱熹等人都有写卜居的诗歌。再如上文所举的射覆游戏，它是古代士人宴饮时集表演性、趣味性与学术性于一体的娱乐。在古代，方术有生活化、娱乐化的特点。

　　总之，在历史因素之外，政治和日常生活的需要是士人巫化的现实缘由。巫术对士人的重要性和士人的方术实践应成为士人研究中的一个重点，但目前，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对此不够关注。

　　三、士人巫化对文学的影响

　　士人巫化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术士和巫术成为史书和小说的重要内容，这增强了史书的文学性，促进了小说的产生和发展，提升了他们的文化意义。同时，巫文化也改变了士人的观念模式，拓展了士人的想象，这对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有深远影响。

　　首先，士人巫化增强了史传散文的文学性，也为小说提供了素材。术士传记作为历代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史书增添了神奇、浪漫的色彩。其中一些传记被小说采纳，为小说提供了素材。史书叙事向来强调真实性，但其术士传记却与此相反，奇人怪事充斥其中，这在史书重真的特点外又形成了尚奇的风格。如《后汉书》卷八二《方术列传下左慈传》云：

　　左慈字元放，庐江人也。少有神道因求铜盘贮水，以竹竿饵钓于盘中，须臾引一鲈鱼出慈乃却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见于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变形与慈同，莫知谁是忽有一老羝屈前两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许。即竞往赴之，而群羊数百皆变为羝，并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许，遂莫知所取焉。

　　史书中的左慈精通巫术，神秘莫测，他能穿墙隐遁、盘中得鱼、变形易貌。史书对左慈的记载颇具神话色彩，奇异而浪漫;与其说这是一篇史书传记，不如说它是一篇奇谲的小说。再如《三国志》卷六三《吴书吴范刘惇赵达传》云：

　　象书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闭目骑杖，杖止，便买姜讫，复闭目。此人承其言骑杖，须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处，问人，人言是蜀市中，乃买姜

　　吴主命人做鱼而无蜀姜，介象画符，藏符于竹杖，让人闭目骑杖、前往蜀市买姜。买姜人闭目骑竹，片刻已到千里之外的成都。介象使用的巫术为神行术。史书中这种骑竹杖飞行的神行术，富有想象力，极具文学浪漫情调。史书中的此类传记以其奇谲的风格增强了史书的奇幻感和趣味性。此类传记也成为后世小说创作的重要素材，左慈和介象就成为仙道小说《神仙传》、《仙苑编珠》等中的仙人，小说的内容、情节与史传基本一致。有的史传直接将术士塑造成神仙，这完全是小说家的笔法，如《晋书》对葛洪的记载：

　　时年八十一。视其颜色如生，体亦柔软，举尸入棺，甚轻，如空衣，世以为尸解得仙云。⑩

　　《晋书》中葛洪尸解得仙，尸体柔软，轻如空衣。这与仙道小说中惯用的蛇蜕蝉飞、尸解成仙手法一致。在后世小说中，空衣尸解成为对葛洪成仙的经典描述。中国古代小说中许多人物及其故事都取材于史书中的术士传记，如《女仙外史》中的姚广孝、袁珙。

　　其次，士人巫化促进了小说的产生与发展。秦汉六朝巫风弥漫，士人颇受熏染，这对小说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云：

　　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巫文化和佛教的影响下，志怪小说创作云蒸霞蔚。此期志怪小说的巫文化色彩比较浓厚，如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幽冥录》、祖台之的《志怪》等作品都记载了大量的巫文化内容。自此，士人在巫文化的影响下，开创了源远流长的志怪小说创作传统。如受干宝《搜神记》的影响，后世士人创作了一系列的搜神小说，有托名陶潜的《搜神后记》、唐句道兴的《搜神记》、宋章炳文的《搜神秘览》、清李调元的《新搜神记》等志怪小说。道教也是巫文化的传承者，受巫文化和道教兴起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仙传小说的创作也受士人重视，作品有葛洪的《汉武内传》、曹毗《杜兰香别传》、托名刘向的《列仙传》等。自此，文人创作仙传小说代有回响，譬如唐南卓的《仙中怨解》、五代杜光庭的《仙传拾遗》和沈汾的《续仙传》、宋乐史的《总仙记》、明吴元泰的《东游记》、清李百川的《绿野仙踪》等小说。另外，从唐宋传奇、宋元话本、明清章回小说中也可看到巫文化的印记。可见，士人在巫文化影响下的小说创作，滋养了中国小说史上源远流长的志怪传统。

　　同时，中国小说中的术士形象也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概括起来，此期小说中的术士形象主要有道士、僧人、文人三种，如《搜神记》中祈雨的于吉、《幽冥录》中擅长圆光术的佛图澄和精通风水的三位书生。这三类术士成为后世小说中术士形象的基本类型，如《太平广记》中缘定三生的圆观、《三国演义》中多智似妖的诸葛亮、《封神演义》中道法高强的姜子牙。古代小说中的术士形象是中国巫文化的文学体现。

　　最后，士人的巫化打破了儒家文化的理性藩篱，改变了士人的思维观念，促进了文学创作的进步。一方面，在巫文化的影响下，士人原有的空间概念被打破。巫术空间观特点是有限可容纳无限。巫术的空间观使士人对空间有了新的认识。薛渔思《河东记》中胡媚儿条的记载：

　　唐贞元中，扬州坊市间，忽有一妓术丐乞者，不知所从来。自称姓胡，名媚儿一旦怀中出一琉璃瓶子或有以马驴入之瓶中，见人马皆如蝇大，动行如故

　　胡媚儿的巫术可让马驴进入小瓶中，而马驴可在瓶中自如行动。这突破了物体在空间上的排他性。《酉阳杂俎》引《续河东记》阳羡书生条也有类似的记载，阳羡书生口中可吐出与常人大小一样的人。可见，唐代士人已善于运用巫术空间观来创作奇异的故事。这种空间观在吴承恩的笔下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小说中很多神仙、妖精的兵器都具有无限的容量。如镇元大仙的袍袖和青牛精的金刚琢，镇元大仙的袍袖可将唐僧师徒和白龙马笼在其中，青牛精金刚琢可套取千万兵器，它们有限的空间有无限的容量。作者用小中寓大的空间观构思出神奇的法宝，为小说增添了奇趣。

　　另一方面，巫文化影响了士人的变化观。在日常生活中，物与物之间的界限通常是明确的，一物不能变成另一物。但在巫术中，物与物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如张衡《西京赋》云：

　　海鳞变而成龙，状婉婉以昷昷。舍利飏飏，化为仙车，骊驾四鹿,芝盖九葩。蟾蜍与龟，水人弄蛇。奇幻倏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云雾杏冥。画地成川，流渭通泾此赋记载了当时长汉的巫术表演。在巫术表演中，鱼龙互化，舍利变车，众多物象之间易貌分形。巫术不仅能物物互化，还能人物互化，如上文中左慈变羊;更能无中生有，如《高僧传神异上佛图澄》云：即取应器盛水，烧香咒之。须臾生青莲花，光色耀目。巫术的这种千变万化打破了现实中物与物的界限，从而改变了人们的变化观。士人将巫术的变化观运用到文学创作中，这有助于充分发挥了作者的想象力，构思出奇妙的人物形象，如《西游记》中的妖魔鬼怪、《聊斋志异》中的花妖狐鬼等。巫术的变化观也有助于小说情节的设置。如《红楼梦》中的人石、人草幻化，顽石、仙草幻入世间成为故事的由来，宝玉出家成为小说的首尾，这构成了一个轮回，故事首尾照应。巫术的变化观还有助于小说主旨的表达，如蒲松龄通过人、物、鬼怪之间的幻化，寄托自己的孤愤之情，这开辟了中国文学在诗言志之外的另一条抒发幽情的渠道。总之，从巫文化角度研究士人与文学的关系，对揭示士人的知识构成、文化心理和古代文学的观念与特色都有意义，应给予重视。

　　四、结语

　　士人在小说创作中对巫文化的关注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特色，汉魏六朝的志人志怪、唐宋的传奇及话本、明清的章回小说都和巫文化关系密切。汉魏六朝小说的巫文化内容是形成其奇谲风格的重要原因。唐宋时期小说对巫文化的表现逐步摆脱尚怪心理，巫文化的文学意义得到提升，这也提高了小说的文化意义。明清世情小说中巫术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小说中的巫术成为民俗的载体，反映了当时的世态民情。总之，不同时代的士人赋予小说中巫文化不同的作用和意义，探讨巫文化与士人的关系有助于加深对古代知识分子思想及其文学创作的认识，这对作家和作品研究有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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