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儒玄双修的开启及其经学意义

相关推荐

浅析儒玄双修的开启及其经学意义

　　经学，原本是泛指先秦时期各家学说要义的学问，但在中国汉代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后特指《六经》。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浅析儒玄双修的开启及其经学意义，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浅析儒玄双修的开启及其经学意义

　　当前学术界一般认为，相对于魏晋玄学，儒玄双修是东晋南朝士大夫的新思潮。但对其逻辑起点、兴起的时间上限、发起者及其学理论证，大都少有提及或语焉不详。本文试就上述问题提出一点看法，敬请方家指正。

　　一、东晋前期的儒学转机

　　南渡司马氏君臣通过对西晋倾覆的反思，内治朝政，笼络吴人；外御强敌，致力北伐。王导新亭慷慨陈辞、祖逖江淮中流击楫，桓温叹合抱之木、谢安在淝水后方对奕，都使魏晋名士形象在东晋焕然一新，既展现了具有文化优势的名士的真正价值，又表现出其仍抱守着忠贞爱国和建功立业的儒学情结。在思想界，犹如汉初思想家对秦亡的反思一样，南渡之初乃至东晋建国前期，江左思想界也掀起一股反思浪潮。反思的结果，就是遏制了玄风独扇的势头；而在江左政坛，因关注伦常秩序之重建，则又呈现出了重振儒学的势头。因而，在两晋之际，自汉末以来日渐衰徵的儒学开始出现转机。

　　二、渡江之初的正始遗风与儒玄双修的开启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上述东晋前期江左君臣对玄学及其士人的批判来看，有两点非常突出：就批评内容和对象而言，只是批判一些玄学人士的怪异言行及其玄学士风对魏晋社会的负面影响及其后果，而对玄学及其清谈的本质内容与功用并未进行深思甚或触及。清谈的理性思辨已融人上层主流社会的文化娱乐，一直是大多数东晋士人所刻意追寻、或乐于接受和回避不了的，包括对何晏、王弼极为贬斥的范宁；就批评者本人的构成而言，批评者大都是少受玄风濡染的吴姓士人，如干宝、葛洪、陶侃；或是一直秉受儒家礼教传统而又对魏晋玄风有偏见的东晋中上层官僚，如刁协、蔡谟、应詹等。但对大多数南渡的士人、尤其是门阀士族和中兴名臣来说，在政治生活上崇尚儒学君臣大义和仁义道德，遵守儒家礼教，并不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就必然对魏晋清谈等玄风要进行彻底废弃。

　　相反，东晋士人在政治生活之外，却因魏晋玄学的时代风尚，清谈玄言在东晋已实践为其日常高雅生活的一部分和必需的娱乐、学术交流方式，在其平时的宴饮、游玩与聚会中，都将清谈看成了其不可或缺的生活的一部分；而他们中的许多南渡名士在重振儒学的同时，又确实一直在追慕、仿效启动魏晋清谈的正始之音，王导甚至常以参与洛下清谈为荣：王丞相过江，自说昔在洛水边，数与裴成公、阮千里诸贤共谈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许卿，何须复尔？王曰：亦不言我须此，但欲尔时不可得耳！（《世说新语？企羡》）这里试以王导为例，请看其政务之余的日常宴游与清谈。

　　三、儒玄双修新思潮的主要内容及其理论论说

　　由于上述儒学的转机、基于对正始清谈的留恋和竹林玄风的追慕，而郭象将魏晋玄学推向高潮的名教与自然为一的哲学论证，又使正始、元康以来魏晋士人内心的情、礼双重裂变最终得以愈合，并进而将汉唐间社会，由曹魏和西晋的儒道兼综与玄学思潮引向了儒玄双修的东晋南朝新时代，它既不同于元康名士的废弃礼教，又不同于魏晋礼法之士的表面服膺儒教而内心实功利、冷峻。

　　四、儒玄双修新思潮的儒家经传诠释意义

　　关于魏晋玄学，可从多个层面、各个视角加以考察。目前，学术界大多将魏晋玄学的特色借读为儒道兼综，有些学者如王晓毅先生，则在此基础上将魏晋玄学的形成、发展归结为儒道深层融合的过程。这当然不错！不过，若从儒道经典诠释的角度具体考察魏晋玄学及其发生、发展，无疑，专就诠释理论而言，儒道互释（儒家经传诠释上的以道释儒与道家经典诠释上的以儒释道）则是其在汉晋时期最显著的诠释特色！单从汉晋经学史来看，在儒家经传诠释上则表现为：先是在汉魏时期汉魏儒援道入儒，进而在曹魏、西晋，何晏、王弼与郭象等玄学家更是以道释儒。具体来说，开始在汉魏之际援引《老》、《庄》注经，接着到了曹魏、西晋则主要是以改造了的老庄之旨，或其所认定的老庄意义，例如崇本息末（以无为本），诠释《易》之经传、《论语》等儒家经传。

　　以道释儒的过度诠释，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曹魏、西晋时期儒家经传诠释的老庄化甚或玄理化，进而使儒典文本与其原本的儒学学派归属、经学特质渐行渐远。如《易》之经传，在两汉为儒家经典，在魏晋则为玄学名著，经过何晏、王弼等魏晋玄学家的玄理发挥，《易》已由两汉六经之首而变为魏晋、南朝三玄之一。而两晋之际尤其是东晋建国前后所启动、兴起的儒玄双修思潮，融人到东晋南朝儒道经传诠释上，在汉晋经学史上则从某种程度上扭转了这种非儒化（玄理化、老庄化）的诠释趋势。仅从这一点上说，其在经学史上的文化意义便非同一般。以东晋《论语》注为例，我已发专文进行了梳理、分析①。试再以东晋南朝《周易》注为例释证之。

　　五、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看出，继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掀起魏晋玄学的时代思潮之后，晋室渡江之初又开始兴起儒玄双修的社会思潮。两晋之际的这一新思潮，由王导开启，其周围的中兴名臣回应及中下层士人加以论证。着眼于历史的逻辑考察，新兴起的儒玄双修思潮，离不开两晋之际转折时期的儒学转机、正始遗风和以王导为中心的南渡士大夫的儒道兼综与儒玄双修。儒玄双修新思潮在东晋建国前后的启动和兴起，不仅为东晋南朝士大夫的政治社会生活规定了方向，开创了东晋南朝士大夫儒玄双修的新时代。这一时代的大多数玄学家，同时又是政治家而身兼政事，其行政务又不废清谈；而多数官员或学者，也儒玄双修、时隐时仕，而且，还对魏晋南北朝的儒道经传诠释尤其是经学的老庄化、玄理化起到了转向作用。

　　浅析儒玄双修的开启及其经学意义

　　“儒玄双修”是指儒家和玄学两种思想体系的相互结合与交融。其中，儒家强调人伦道德、社会秩序和政治治理，而玄学则注重个人的内心修养、精神追求。东晋时期，由于社会变革，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受到了一定的冲击，而玄学则逐渐兴起。然而，一些东晋中兴名臣开始倡导“儒玄双修”，试图将儒家和玄学的思想精华相结合，以应对当时的社会问题。这种思潮的开启，既反映了当时士人的思想追求，也对中国经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经学意义上来看，“儒玄双修”推动了经学的多元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儒玄双修”的思潮下，经学家们开始重新审视儒家经典，并将玄学的思想方法和理论体系应用于经学研究中。

　　他们注重对经典的义理阐释和哲学思考，强调经典的内在精神和价值。这种研究方法不仅丰富了经学的内涵，也为经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儒玄双修”还促进了儒家经典与其他思想流派的交流与融合。在东晋时期，佛教、道教等思想流派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儒玄双修”的思潮为儒家经典与这些思想流派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契机，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和综合性发展。例如，一些经学家开始将佛教的般若学、道教的老庄学等思想与儒家经典相结合，形成了新的经学理论和思想体系。这种交流与融合不仅丰富了中国经学的内涵，也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的来说，东晋时期“儒玄双修”思潮的开启，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不仅推动了经学的多元化和创新性发展，也促进了儒家经典与其他思想流派的交流与融合，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浅析儒玄双修的开启及其经学意义】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