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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道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道家”向来被当作支撑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文化支柱之一，它与儒家一起成为中华文化的两大主干。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道家思想的积极意义，希望大家喜欢！
当今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展，这在带给人类极大的便利和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人类生存的危机，出现了诸如生态危机、社会关系失调、道德危机、社会心理危机等严重问题。物质文明带来的严重异化，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对此，早有很多有识之士呼吁，如果不对文明的异化问题加以解决，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反对和克服这种当代文明异化的斗争，已成为全球全人类的迫切任务。人类正是在这样的摸索和努力中，发现和总结着经验。而在这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即儒道互补的文化——是否会对人们有所启发呢？
近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道教研究专家许抗生先生在北大校园中发表了有关“道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及其与现代文明的关系”的演讲，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记者于演讲后走访了许教授，请他进一步深入谈谈这一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问题。
记者（以下简称记）：许先生，据我了解现在已有很多人开始关注道家思想与现代文明的关系这一问题。但是，道家思想无疑是一种复杂的哲学思想，现代人如果不正确理解道家思想的渊源，就难免引起认识上的偏差。能否请您首先介绍一下我国道家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许抗生（以下简称许）：你这个问题很好。我们研究一种哲学思想，分析其对当今社会的功用，首先就应了解其自身的背景和内容。
清代思想家魏源曾作过《老子本义》一书，他认为：“老子，救世之书也。”“老子着书，明道救时”，“此老子悯时救世之心也。”确实，《老子》一书的本义，是为救世而作的。那么老子的时代，究竟出了什么样的世道危机，而要“悯时救世”呢？
我们知道，中国自上古夏、商、西周三代的发展，进入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危机，出现了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什么是“礼崩乐坏”呢？这就是说，经过了上古三代的发展，尤其是西周周公旦“制礼作乐”之后，形成起来的我国古代的一套文明制度，即礼乐制度或称礼文化、礼义文明，遭到了崩坏的危机。对待这种危机，春秋末年有儒、道两家不同的态度：一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态度，孔子站在继承与发扬殷周，尤其是两周礼乐文化的立场上，认为西周的礼文明是世上最完美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并极力主张维护礼乐制度，提出“克己复礼”、“立于礼”、“以礼让为国”等等思想。而礼义文明的危机之产生，在于“乱臣贼子”的破坏而致。针对着当时礼乐制度遭到破坏的情况，孔子主张在社会文化内部进行一定的改造，并且提出“仁”来充实“礼”的内容。可见，孔子完全是站在肯定礼文化的立场，来对传统的礼乐文明加以“损益”改制的。
另一种态度则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的态度。老子与孔子不同，他站在否定礼乐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立场，对人类文明提出了挑战。可以说，老子是中国历史上对人类文明认真反思的第一人，他深刻地揭示了人类文明的负面影响和负面作用，极力地抨击了文明的异化现象，指出文明危机是文明自身造成的。文明社会所产生的乱象：贫穷、昏乱、盗贼、战争、争夺、罪祸、轻死、声名逐利、欺诈等一切罪恶，皆是由于文明日开、智慧日多、民多利器、上之有为和多欲、礼乐制度、仁义道德等造成的。老子庄子自觉或不自觉地看清了这一切，认为要消灭这些恶果，就得消除其产生的根源——人类的文明，因此对人类的文明提出了挑战，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拓展：
道家之“道”的本义是“安”
为什么说道家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平安”呢?因为道家理论基石——“道”的深层意蕴是“安”，以“道”为本根而建立起来的道家文化体系可以说处处寄托着“平安”的旨趣。
众所周知，就直观层面讲，“道”所表述的当然是人行走的“路”。然而，如果从文字构型角度予以追溯，就会发现“道”字乃别有一番意义。在上古金文里，“道”之字形的外围是一个“行”字，表征十字路口，中间是“首”字，这个“首”就是脑袋，即先民说的“首级”。原来古人打仗，战败方的领袖“首级”就被埋在十字路口。此举有“镇慑为安”的功用。先民以为，路上存在邪灵等不平安因素，为了化解不平安因素，古人要举行“修祓”宗教仪式，其具体做法就是将异族人的领袖首级埋于道路交界处，念动咒语，从而产生镇慑保安效果。日本学者白川静在《汉字》一书中指出，“道”字的特殊构型所反映的就是这种“修祓”于路的情况。它的内在“平安”意蕴是非常古老的。
春秋时期，老子著《道德经》，对“道”的平安意蕴予以哲理解释。该书第三十五章谓：“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老子所谓“大象”即“道”，而“执大象”就是信仰大道、奉行大道、固守大道。“天下往”是说圣人奉行大道，天下万物都归向大道。按照《道德经》的说法，天下万物归向大道，生灵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道是“安平泰”的。“安”当然是安全，而“平”就是太平，安全与太平合起来就是平安，可见老子讲“道”的要义就是平安。为什么平安呢?因为作为大象的“道”是“泰”，老子讲的“泰”乃出于《易经》之泰卦。该卦之象，下为乾，三阳上升，上为坤，三阴下降;阴阳二气，流通交感而成和，故谓之“泰”。既然阴阳交合，当然也就平安吉祥。
老子关于“平安之道”的哲理论述在后来的制度道教经典里得到进一步发挥。如《元始说先天道德经》第五章称：“恍恍惚惚，万物之鬼宅。道行真化，杳冥之灵室。虚无至大，元居道安。”该书将“道”与“安”联结起来，形成“道安”的短语。《元始说先天道德经》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道安”概念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如果我们稽考一下“道安”之前的“元居”二字就能够发现奥妙。“居”字上面是“尸”，这当然与死人有关，“尸”之下的“古”最初意味着用武器与密咒来镇慑，“古”字上头的“十”表征武器，而“口”是器皿形状，先民们在安放死者时要用密咒，将之刻写于龟甲、树皮等载体上，收藏于器皿内，再加上石刀之类武器镇守，这就是“古”的原初意蕴;以“古”置于“尸”下，表示对“尸体”的守卫，此即为“居”的本义，此等意义可以从上文所用“鬼宅”“灵室”两个词中得到进一步佐证。毋庸置疑，“鬼”“灵”都是从死亡现象引发出来的。对此，宋代道教学者李嘉谋在《元始说先天道德经注解》第五章曾经用“元元之妙，一穴其真”予以解释。这个“穴”字本指墓穴，而“真”字在最初即死者尸体的象形，古人曾经把死亡称作“归真”就是此意。联系这些情况，笔者认为，《元始说先天道德经》所谓“道安”乃是就生死问题而发的，最初是形容死者得平安，尔后则生发出“护佑万物为安”的意义。所以，李嘉谋在该书第五章中接着说：“所谓穴者，开物成务之谓也。虽穴其真，而元妙之本，不散不亡，以无象为象，故曰孔容。以无神为神，故曰神帝。虚无至大，虽散为道，然散不失元，故道无巨细，居之皆安。”此段文字既暗示了“道”的原始意义，又展现了“平安之道”的无限妙用。
道家“平安”理念的文化根基
道家看重“平安”的理念可以上溯于远古时期先民的求安意识。这一点从盘古神话里可以找到关联的线索。“盘古”之“盘”，繁体字写作“盤”。有学者指出，这个字就是“般”，即“搬”的`本字，表示用盘子装载物品进行搬运，这虽然有一定道理，但问题在于“盘子”的“盘”，其上部是“舟”，因此笔者以为，最初用于搬运的工具是“舟”，即用小船搬运货物;而“舟”旁的“殳”，甲骨文的字形像手持一种长柄勾头似的器具，系古老的武器。远古先民于狩猎和战争前，要手持“殳”器，翩翩起舞，作为祭神礼仪。后来的“庆典操舞”即设置“殳仗队”，并且有专门负责“殳仗队”工作的官员，其后代遂有以“殳”为姓者。为什么要持“殳”起舞祭神呢?一方面是为了鼓舞士气，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祈求平安。“殳”与“舟”结合，应该也有两种功能，一是把“殳”作为划船工具、控制平衡，另一则是保护行舟安全。这样看来，“盤”的上部应当蕴藏着先民渴求“平安”的意愿。至于“盘古”之“古”，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本有在祭祀时陈列武器以示威武的意义，之所以陈列武器，无非是为了镇安。由此可见，“盘古”这个神话名称在深层次里蕴含着“平安”理趣，这是有蛛丝马迹可寻的。
再从情节内容上来看，盘古神话更是寄托着先民追求平安的意愿。徐整的《三五历纪》这样叙述：“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髙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髙，地数极深，盘古极长。”故事开端所呈现给人的空间是狭小的，整个天地就像个鸡蛋，盘古就在这个小鸡蛋里，多么压抑啊!难怪盘古要改变环境。根据汉文翁“高朕石室壁画”等文物考古资料，可知盘古是通过特殊器具来改变环境的。他左手握石斧，右手握木把，作顶天立地状，背后是开阔的天空。盘古手中的石斧既是拓展生存空间的工具，也是自我护卫的武器。无论是拓展空间还是自我护卫，都是为了平安生存。因此，盘古神话可视为上古先民渴求平安愿望的一种文化演绎、一种符号象征，盘古即是远古先民心目中的平安大神。
尽管最早记载盘古神话的《三五历纪》是三国时期的作品，但有关盘古的岩画、方鼎形象却相当古老。例如云南沧源岩画显示：一人头上发出太阳光芒，左手握一石斧，右手拿木把，两腿直立，傲视一切。这种形象与《三五历纪》记载的盘古开天辟地传说正相契合。马卉欣著《盘古学启论》指出：这幅岩画是两万年前原始人的作品，足见盘古神话由来已久，寄托于其中的“平安”意识当然也应该追溯到原始人类的生活那里了。
作为史官，老子通晓天文、地理、民俗风情，对于上古神话当是了如指掌的。他在《道德经》里说，“以知古始，是谓道纪”。什么是“古始”?时雍《道德真经全解》卷上将之解释为天地万物“混而为一”，这里的“混”也就是徐整的《三五历纪》描述盘古化生时的天地混沌状态。从这种语境来看，老子讲的“古始”可以理解为盘古开天辟地的本初状态;简单地说，“古始”就是盘古之始。老子告诉我们，唯有了解盘古开天辟地的本始状态，才能把握平安大道规律。
道家“平安”文化精神的多维表征
老子《道德经》之后，《列子》《庄子》等先秦道家典籍以及汉代以来的制度道教经典文献，大量地论及“平安”。其中，有两个方面内容尤其值得注意：
第一，个人平安取决于社会环境平安。对此，《淮南子·览冥训》有精彩论断：昔日黄帝治理天下，“使强不掩弱，众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岁时孰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令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隈。道不拾遗，市不豫贾，城郭不关，邑无盗贼，鄙旅之人相让以财，狗彘吐菽粟于路，而无忿争之心”。所谓“人民保命”意味着：全体社会成员的人身安全是有保障的。这种描述，反映了道家学派极端重视社会整体生存环境治理的情形。
第二，人类平安取决于自然环境平安。从保障人民的平安生活着想，道家学派不但注重社会环境的治理，而且将人类生存与天地环境联系起来。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是说：人以地为法，地以天为法，天以道为法，道以自然本性为法。照这样的思路，人类生活与天地存在是一体化的。人类的平安生活取决于天地平安。对于这种观念，汉代道书《太平经》卷四十五《起土出书诀》进一步发挥说：“夫人命乃在天地，欲安者，乃当先安其天地，然后可得长安也。”所谓“人命”就是人类生命。“人命乃在天地”意味着人类是以天地为生存环境的。在《太平经》看来，人类要平安生存，必须从“安其天地”入手，唯有天安、地安，人类才能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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