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女贞德影评观后感

　　就像以往，人们期待杜蒙犹如期待彗星一般——他的作品稀少，怪异且并不为日常生活必需，人们早已习惯于仰望，并兴奋地向他人讲述；走进影院，人们期待着一部音乐剧电影，期待着杜蒙如以往般恰到好处的荒诞，如果捎带能讲个带着血腥的故事就更好了——显然还没有谁能够做好准备来面对一部反电影，反音乐剧的《少女贞德》——事实上，准备好的人在影院里外都屈指可数。

　　在长满草的河滩上，几个演员若有所思的念白，哼唱着夏尔·贝玑的诗句；猛然间伴随着凶狠的金属riff，人们忽然魔怔式地甩起长发，双脚并拢，跳着犹如原始部落降神仪式一样颤抖的诡异舞蹈。场景切换只有三次，室内戏只有一场，歌倒是唱了十几首，翻来覆去就是一个调子，像是忘谱临场发挥的三流歌手。镜头慵懒地移动在方圆几十米大小的地方，企图将空间闭合，这个空间迅速被几个人物散发的诡秘气质充满——不大不小，正好抵上一个小村子。杜蒙并没有表现这个空间之外那场波澜壮阔的百年战争，而是意图营造一种极端的不对等，几声羊叫，风的声音，女孩的躁和郁，宗教的诡秘悄然覆盖这些事物，将原有的意义指向抽离，导向画面之外。

　　似乎都不重要，场景、表演、音乐不重要，摄影机不重要，服装不重要，舞蹈不重要；一切像是为了被填充而填充，就像一场简约冗长的荒诞派戏剧；然而一切又是如此之重要，一切不重要的东西构建了重要的，强有力的视听体系，构建了一种符号或者比喻。这个体系如此之坚固，以至于人们无法立刻直观地向它投掷任何成型的既定观点。

　　相比其他改编偏重于贞德的参战，胜利，入狱，火刑，杜蒙却少有地摘取贞德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事迹——这段模糊了先验与后验的童年经历即将牵扯到上百年的战争的过程。杜蒙对孩童成长的探讨终于从《小孩子》里延伸到《少女贞德》中来；从把自己涂抹地五颜六色的沙滩顽童，到喜欢男扮女装的美少年，再到目光笃定，举止奇特的少女贞德。这是杜蒙专注于探讨个体自身情感状态的必然结果，毕竟孩童更为基础，也更为本能；他倾向于将儿童主体化，而并不是营造一种外力，企图去捕获，传达，或者证明某个观点；与其摆布观点，不如创造思考的基础，愈贴近基础便愈是超验。这个逻辑推导而出的神秘主义便有迹可循，便稳健起来。

　　正襟危坐着观看这部影片是不得体的，而哄堂大笑也未必是最好的方式；确切地说，这是一部让人寝食难安的影片。它的危险不仅仅体现在它执拗的叛经离道，它对当代电影语法发起的堂吉诃德式的冲锋，更在于杜蒙把从古典主义中提取的残酷叙事和悲剧力量同现代社会的机械和虚无横空嫁接；他巧妙地避开大革命至二战后满目疮痍的现代精神泥潭，用一种轻盈与放肆拂去缠绕不清层层诡辩的哲学废墟，并呈现出精美的呼应。在这种怪诞的解构之下，一些观点似乎更能被清晰地传达出来，比如童年与成长，比如宗教心理学，又比如国家政治纤弱的内核。

　　在电影史上，对于圣女贞德的改编并不在少数，然而在这庞大的创作群体中，唯有“德莱叶-布列松-杜蒙”能呈现出清晰的继承关系；似乎每次对于当世社会的失望，都会使人们如干渴婴儿般迫不及待地重新投入古典主义怀抱。上世纪二十年代，六十年代，二十一世纪——三位导演的贞德分别相差半个世纪。三个不同时代思考者所传递的贞德，有着一以贯之的纯净与符号化，德莱叶最为热切和赤诚，布列松在继承德莱叶的基础上愈发简约审慎，而杜蒙，尽管表面上呈现出颠覆和破坏欲的迹象，然而在精神内核上则与古典主义呈现出优美的对位。有趣的是，他们共同贯穿的古典主义以及悲剧力量被日益虚浮的时代风貌愈发掩埋，如河床上游到下游的淤泥愈发深厚。

　　在人声鼎沸的70周年戛纳生日，杜蒙选择规避了近几年电影威权主义横行的戛纳主竞赛单元。就像孤独的旅者往往只会留给我们背影，他一头扎进不设立任何官方奖项的“导演双周”，似乎不只是为了给自己的影片卸下拔筹夺魁的负担，而更像是选择了高傲地离开。

　　希腊作家尼科斯·卡赞扎基斯，曾在自己的长篇小说《基督最后的诱惑》的引言中说道：基督身上人性与神性的矛盾与统一，在他看来一直是个深奥的谜。我们同样可以用卡赞扎基斯对基督的情结，来总结法国导演布鲁诺·杜蒙的整个电影生涯，因为他的创作核心，同样是人性与神性之间的张力。

　　对杜蒙的作品作此评价，或许会让人疑惑，因为他坚称，自己是坚定的无神论者。然而超乎自然的.神性与神迹，却在他从《人啊人》到《撒旦之外》的诸多作品中不断显现，而在他讲述圣女贞德童年生活的新作《童女贞德》中，也出现了向贞德昭示神谕的三位圣人。贞德从被动地祈求上帝拯救法兰西和同胞，到主动出征与英国人作战，这中间的种种纠结、疑惑、愤怒与不满，是整部影片的核心主题，它可以被凝练为无数西方艺术作品所纠结的那个重要问题：上帝究竟存不存在？

　　作为无神论者，杜蒙自然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因为他无法想象一个人格化的神和一批人格化的圣徒，所以我们在《童女贞德》里看到的圣徒都无比滑稽：披金戴银，疯疯癫癫，跳着土里土气的disco。至于影片从法国作家夏尔·佩吉的戏剧文本中直接摘出的对白，原本沉重无比，却被杜蒙用重金属摇滚歌舞剧的形式消解了严肃性，而这些台词又是被懵懂的儿童演员念出或唱出，这更进一步地强化了影片在形式与内容上的间离与荒诞感。

　　然而，不相信神的杜蒙，却相信神迹，因为它昭示着无条件的绝对之爱，并为人类的存在赋予了意义。童女贞德的眼神中，灼烧着爱与信念，这种目光为影片赋予了力量，让它在亵渎神明、嬉笑怒骂的外表之下，搏动着虔诚的心跳。而杜蒙电影的魅力，正在于这种罪行与圣迹、敌基督与基督之间的强大张力。他的电影需要观众给予耐心，也需要观众跨越文化差异的门槛，但只要你愿意主动走进他创造的世界，你就会发现，他是当代电影导演中，对人类的灵性有着最有力探讨的一位。

　　如果你对这部片子有期待有预设，那就一定会教你大跌眼镜。如果是否符合预设是你对一部影片评分的标准，那这部影片肯定也拿不到高分。

　　导演杜蒙也老大不小了，他完全可以预见在现在成熟的电影观众面前，这样一部游戏胡闹的MTV电影会是什么下场，但他就是敢这么拍。影片的场景简单，没有歌舞片一贯的华丽服饰、精美场景和复杂运镜。在结尾的关键场景中，主角在画面右边激情尬舞，左边的马节奏单一地低头吃它的草，似乎丝毫不受影响，甚至懒得看她一眼。这种完全无法让观众代入的场景设计，突出了这位导演有意无视观众的基本艺术诉求。

　　但反而是被无视的观众和影评人居然为这部电影买了大单，甚至排到了《电影手册》年度第二佳片的位置。它确实太奇特了。这一次观众就好像一个老板，天天被一些逢迎拍马的奴才伺候着，突然有个人不理他甚至训他几句，反倒觉得过瘾新奇，大加赞赏。

　　这场尬舞就好像电影圈的一场实验，在很多现代电影的必备元素被剥离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些东西原本是什么样子。就好像在演出进行途中，舞台装饰和音响灯光一个个全被拆除，观众只能看演员在蓝天白云下伴着收音机功放表演。这种剥离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平时对电影装饰元素的深度依赖。

　　这是导演对装饰主义的批判吗？有可能是，否则他也不会选择贞德最为质朴，反抗意识最为幼稚时期的乡间生活作为选题。被“伟大”、“雄壮”等华丽词藻包裹着的英雄，可能仅仅是缘起于乡间最单纯，不瞻前顾后、不计较得失的反抗精神。电影等等艺术门类发展到今天，也不能否认她们起初就是乡间人们传递思想与情感的吟游诗歌。但对我们大多数“成熟”的电影观众来说，这部片子反而会激起对雕琢和代入感的想念。毕竟我们看电影是为了被拉入梦境，而不是被踢出来，不是吗？

　　如果真的要挑战本片，可以多注意影片对法国乡间美景的刻画，调色非常精美，走位也很和谐。可以接受摇滚乐的，务必戴上头戴式耳机欣赏。有法语基础的朋友对歌词中的韵律美感应该能产生共鸣。但不管是想看一部好的歌舞片还是剧情片，本片都不能入选，因为它目前尚无法归类。

　　P.S: 我喜欢纯粹的东西，我不喜欢酒里掺水。我也这样对待我的生活。——马塞尔·杜尚

　　杜蒙今年这部新作要比去年的《玛鲁特》要容易接受得多，尽管还是疯疯癫癫的腔调，但是底子里的类型解构与叙事实验却充满了贴近当代潮流的幽默色彩与流行趣味。圣女贞德这个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已多次登上大银幕，相信她的故事也为大众所熟知。然而，杜蒙这个罕见的切入点令陈腐的传记变得焕然一新。这位伟大的英雄人物竟也是跟凡人一样从小长大，迅速打破了观众心目中期待的光环形象。

　　其次，影片采用无厘头的歌舞片形式来传达少女贞德对宗教、战争、神话以及现实等问题的思考，这部分内容争议最大。原本严肃深奥的道理在表演感强烈的歌舞形式里被彻底消解，然而另类摇滚与嘻哈的音乐风格却又意外地凸显出歌词（对白）里的核心思想，法语（语音和词汇）与生俱来的韵律感在演唱里浮现出奇异的吸引力，再加上不时夸张的肢体动作（模仿摇滚歌手甩头晃闹的台风），顿时将摇滚精神跟贞德不屈不挠的性格合二为一。影片中坚持采用这种通俗的表现方式来透露角色的心理，彻底打破角色与观众之间的藩篱，模糊掉电影里的时空背景，进一步颠覆叙事里真实与虚构的关系。

　　这种用现代人思维重构传奇英雄人物（神话）故事的表现手法并不是杜蒙首创，此前在西班牙导演阿尔伯特·塞拉的《鸟的歌唱》，法国导演克里斯托夫·奥诺雷的《变形记》，甚至今年戛纳希腊导演欧格斯·兰斯莫斯的《圣鹿之死》都有类似的尝试。杜蒙处理这个严肃题材的极端实验手法，一方面似乎为满足个人对传奇英雄故事吐槽的恶趣味，另一方面则仿佛洞悉了当代艺术与流行文化的浮躁本质，更在电影叙事方式上有了一笔惊喜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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