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读后感
西汉扬雄所编《方言》，是一本很有趣的书，十几年前曾认真读过几遍。可惜自己不懂语言学，所以一直不敢乱说。只是在一篇讨论汉代政治文化中心转移的文章中略略涉及。我当时写道：“根据《方言》的介绍，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第一，各地方言从战国到西汉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这是因为，该书大量使用了诸如秦、楚、赵、魏、周、韩、郑等战国国名来标明区域界限，方言区有着明显的战国痕迹。扬雄编撰此书时，除去查阅典籍外，更多地是向来京城的孝廉、卫卒了解各自地区的方言。孝廉、卫卒不可能通晓久已失传的古代方言。他们所提供的只能是当时正在使用的方言。当时使用的方言表现出战国的区域特征，这只能有一种解释，即从战国到西汉，方言区基本没有变化。（关于这种现象，可以参阅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第二，《方言》也记载了一些普通语，这些普通语按周祖谟先生的意见，“是以秦晋语为主的”。上述两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一方面，西汉去战国不远，旧有的历史传统依然顽强存在，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对楚地、齐地、河北赵、魏等地的风俗描述也能使我们感受到，他生活的时代还未迈出战国的历史之门。可以说，政治上结束战国是在秦代，而从文化上看，战国并未结束。从另一方面看，秦汉统一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也已初露端倪。秦晋方言多为普通语，这与该地的政治中心地位是相适应的。”
除了这些认识之外，《方言》还能给我们一些其他的启示。《方言》在表述上，多数情况下是先列方言词，最后列出通用语，如《方言》卷一：“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党”、“晓”、“哲”都是方言词，而“知”则是通用语。
但是也有的时候编者却不是这样处理的。卷九舟条：“舟，自关而西谓之船，自关而东或谓之舟，或谓之航。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谓之舸，小舸谓之艖，艖谓之艒。小艒謂之艇，艇长而薄者谓之艜，短而深者谓之，小而深者謂之……”（许多字打不出来，转引至此。）南方地区关于“舟”的种种称谓在其它地区找不到对应语，更没有通用语，所以编者在此放弃了常用的方式，而是用解释性的文字来说明词意。有些表示心理状态的词汇也是这样处理的。我想，这些需要解释的、在其他地区没有对应语的词汇更值得关注。因为这类词汇更能反映当地文化特征。以前读书时，我的印象是，在识别不同民族语言时，语言学家好像比较关注如山、河、日、月、手、足等基本词汇的同异。不过，在分析同种语言内部的不同方言时，各地在基本词汇上好像没有太大的区别。
《方言》呈现出的`最大特点是，较大的方言区都在中原四周，如秦晋区、河北赵魏区、北燕朝鲜区、齐区、吴越区、楚区，而中原地区的情况却十分混乱，根据不同的方言词汇可以划出许多不同的区域，如陈楚宋魏区、陈楚宋卫区、宋魏区、陈楚区、周韩郑区、周韩郑卫区等等。严耕望先生在《扬雄所记先秦方言地理区》中将这些混乱的区域合并成一个“中原区”。这恐怕是不行的，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恰好是流行于这一地区的方言词汇。在我看来，中原地区绝对不构成一个方言区，这是中原地区最大的特点。我的猜测是，中原地区四通八达，战国时期周边大国林立，中原诸小国不仅在政治上被迫“朝秦暮楚”，而且在语言上也被周边大国撕碎了，所以难以形成统一的、排它的方言区。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注意。按严耕望先生的考证，上面提到的“陈楚宋魏”中的“楚”并不是指楚国的全境，而只是“指淮北之陈蔡汝颍地区而言，至多扩及淮水南北，决非指荆楚（郢楚）故地而言也。”严氏此说有可靠的史料依据，完全可以相信。《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索隐：“苦县本属陈，春秋时楚灭陈，而苦属楚，故云楚苦县。”“庄子者，蒙人也，名周。”索隐：“刘向《别录》云宋之蒙人也。”按此，老、庄正在“陈楚宋魏”区域内。“苦”、“蒙”均在今河南境内。过去论及老、庄思想，学者都强调其楚文化的背景。这是不错的，楚国多神话，按民俗学的解释，神话与传说不同，神话偏重于解释。在神话的土壤上容易产生像老、庄那样较为纯粹的哲学。但当我们注意到老、庄生活的具体地域时，上述解释又显得有些不够了。为什么老、庄思想未能产生在更南方的楚国腹地呢？为什么他们恰好出自楚文化圈的最北部呢？要知道，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这里已经不属于南方了，而是属于河、淮平原。,,
我们试着解释一下。《史记?货殖列传》称：“陈在楚、夏之交。”正义云：“言陈南则楚，西及北则夏，故云‘楚、夏之交’。”陈地如此，其实从广义上看，“陈楚宋魏”整个地区（这里所说的“魏”也不是指魏之全境，而是指与陈楚宋连接的部分魏地。）都处在南北文化交汇的位置上。这样的地区是容易产生新思想的。相反，过于闭塞的南楚腹地要落后得多，不易有新思想发生。
“边缘地区”是重要的。春秋战国以来，原本落后的秦、楚都在向中原发展，最终到达了“边缘地区”，这对于它们接受新文化、国势趋强是至关重要的。《战国策》说：“凡天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为什么燕最弱？我想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燕远离中原地区，未能到达“边缘地区”，从而难以接受新文化。从方言上看，燕虽然与齐，以及与河北之赵魏有些共同的方言词汇，但更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方言词汇却是在“北燕朝鲜之间”。这说明燕主要的交流对象是比它更为落后的地区。这就制约了它的发展。
最后再说说普通语的问题。按前文引周祖谟先生所说，西汉时代“秦晋”语居于普通语的位置。但到后来却有了变化。陈寅恪先生在《东晋南朝之吴语》中分析了“吴语”、“洛生咏”诸问题。他最后说：“永嘉南渡之士族其北方原籍虽各有不同，然大抵操洛阳近傍之方言，似无疑义。故吴人之仿效北语亦当同是洛阳近傍之方言，如洛生咏即是一证也。”陈先生的分析不误。如此，则“洛阳近傍”之方言已经取代了过去秦晋方言的普通语地位。这种转移当是发生在东汉到西晋这一时期。东汉魏晋，政治文化中心都在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这当是造成普通语转移的最重要原因。
作为历史研究者，应该懂得些语言学的知识。我虽不懂，不过偶尔去串串门也感到有收获，也会受到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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